重写现代史

谢泳

    十年前，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先生就提出了要重写文学史，十年以后，可以说这个口号已经有了不少实绩。今天在大学里讲授现代文学史的人，不管同意与否，他们实际上都在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现代文学史。与文学史比较起来，最应该重写的其实不是文学史，而是现代史。文学史只是现代史的一小部分，它的发展和评价都要受制于现代史的重写，没有重写的现代史，很难有真正重写的文学史，现在文学史研究的突破很难，不在文学本身，而在现代史还不能重写。要重写现代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套用那一句老话说，一部现代史，不知从何说起。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还不是重写现代史的时候。不能做的事最好就别说，因为做不到，说了也没用。而我的看法则略有不同，现在一时做不到的事，不等于永远做不到，况且就是一时做不到，也不能想不到。做到做不到是一回事，敢不敢想又是一回事，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想这样的事。
    要重写现代史，先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先要把逝去的历史看成是所有中国人走过的一段路，不要先存了谁是要故意做坏事，而谁又是诚心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的心理。对历史一定要有同情的理解，不然我们所看见的历史，就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史了。重写现代史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先用常识去看那些曾经被我们否定了的东西。比如新闻。对于过去的新闻，我们是很不以为然的。总是认为后来的好，那时不是开天窗，就是小骂大帮忙。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话语里生活，有时候智商会变得很低。就说报纸开天窗，其实那本身也是一种信息。非要在开天窗和不开天窗之间选择一条路，我看多数办报的人，愿意可以开天窗，而不愿意说胡话，这是常识。小骂大帮忙，这是过去贬低《大公报》时常用的一句话，大家都这么说，也不想想这话能不能成立。《大公报》我是看过的，我以为那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骄傲，我们后来的报纸不好和《大公报》相比，这也是常识，无需多说。河南发大水，地方大员贪污赈灾款，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写一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不说别的，光这个标题，今天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现代新闻制度本是西方的产物，但古老的中国在最初接受时，却表现出了很强的亲和力，因为那是一个好东西，拿来用就是了。不久前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夏晓虹先生一篇文章《晚清报纸的魅力》，夏先生是专治晚清史的专家，她对晚清报纸的评价很高，我以为那是真实的阅读感受。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我以为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新闻制度，一件是现代出版制度，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这三件事完成得好，重要的是那时办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间性，也就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国家是不能过多干预的，它有相当的独立性。这样讲，不是说过去的新闻、出版和大学没有毛病，而是说，它没有致命的弱点。中国现代大学的最初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现在看来，这个格局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它是开放的，是和文明进步的主流相通的。章开沅先生就说过，当年西方国家在亚洲所办的教会大学，以在中国最为成功。商务出版社、中华书局、良友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它们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功的先例，有大量统计数字和相对应的事实来坐实。重写现代史，就是要先在这些问题上回到常识，把丢失了的好东西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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