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学者

谢泳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国内外有一个评价，认为这是世纪初出生的那一批学者的谢幕，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因为并不是所有世纪初出生的学者都离开了我们，这个说法所传达的是人们对当代学术的一种感慨，因为学者的确是一代不如一代。
    说到那些旧学者，人们的普遍感受是他们的学问真好。其实这只是他们为人怀念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做人的态度也好。钱穆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就形成了一种好风气，可惜为抗战所毁。那好风气是什么呢？除了对学术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外，就是学者之间做人做事都有他们的规则。到了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移到了昆明，对于当时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王浩有一个说法，就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做事的态度都是好的。那时西南联大要编一本国文教材，大家就先有一个约定：本校同人的作品不能入选，这样朱自清的散文和沈从文的小说也就不能进入国文课本。这是小事，但它所传达的东西却不小。储安平编《观察》周刊的时候，同时还出版了一套“观察丛书”，所收都是一流学者如张东荪、潘光旦、费孝通等等，也收了储安平自己的两本，但储安平当时就有一个约定，《观察》周刊决不发表对“观察丛书”的评论文章。这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气质。虽然是小事，但我们今天的学者就做不到。我也举一件小事。
    今年第三期《文学评论》换了杨义先生做主编，他同时出长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就在他任主编的第一期杂志上，首篇就是他的一篇大文，另外还刊出了一篇《〈杨义文存〉出版座谈会综述》。这些做法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但很小家子气。尤其是那篇“综述”，可以说都是说好话的。特别是党圣元对杨义的评价，我以为是很不妥当的。他说：“当年人们忧心忡忡地发出‘学术大师安在’、‘培养新一代大师’的呼吁，如今看着杨义跋涉于学术旅程上的身影，分明又听到大师的足音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党圣元是杨义的同事，这样的话不当说。就是他说了，杨先生是刊物的主编，也不应当让这样的话印出来。杨义先生学术上的贡献学界自有公论，但现在就要顶“大师”的头衔稍早了一点。《文学评论》的这个样子，不是偶然的，在杨义先生，这也不是偶然的。早几年看过一篇杨先生怀念唐 先生的文章，记不清是什么题目了，写法甚为不妥，通篇说自己比说唐先生还要多，让人很不舒服。现在看到杨义先生这样做事，我对他的学问也有些担心起来了。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