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评价问题

谢泳

    最近有一篇谈论中国现代学术演变的文章，认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演变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左翼和右翼学者都有用政治来代替学术评价的问题，而且对于后者的评价很低。这篇文章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所以对于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人来说，不免有些遗憾，因为对论述的双方各打五十打板，比之过去那种全盘否定是有了一点进步，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没有事实依据的简单裁断，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两种学者，他们的气质和风度，他们的信仰和追求对于后来学术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他们双方在对政治的选择上有很大差异，但在用政治衡量学术和学者这一点上所表现出的不同气度，在我看来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后来的学术研究之所以变成那样，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五十年代初期，对于武训传的批判隐含着一个对于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否定，过去，无论对于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还是陶先生个人，我们都是非常肯定的，四六年陶先生去世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都有非常感人的评价。陆定一还代表中共中央在陶先生的追悼会上致悼词。陶先生本人是留美的学生，和胡适是很好的朋友。五十年代初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政治上清算胡适的影响，到了五四年，对俞平伯先生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要在学术思想上清除胡适的影响，这是一套。把政治和学术视为同一，将学者的政治选择和学术价值混为一体，也是后来的事。
    能把学术和政治分开的，我以为还是胡适他们，五十年代，胡适在台湾对冯友兰是有看法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贡献。四十年代中期，顾颉刚写作《当代中国史学》一书时，并不是不知道郭沫若在政治上的选择，但他在自己的书中却对郭沫若做了这样的评价：“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这部书的影响极大，可惜的是：受它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而一般所谓‘社会史的研究者’，受到他的影响却反不大，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郭先生这部伟著，在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反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顾颉刚先生还认为，在甲骨文的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继承他的“是郭沫若先生”。四八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时，最初的候选人有一百余人，经过五轮选举，在最后当选的八十一人中始终有郭沫若，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出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而据说力主郭沫若当选的就是傅斯年。由此可见他们那一班人的气质和风度。四九年，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给他看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录，陈毅都说中央研究院有兼收并蓄的胸怀。我们今天研究学术史也好，评价学者也好，都应该有一个求实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凡事都要尊重历史，都要有让人信服的证据，不能在没有文献支持的情况下，对过去的学者妄加裁断，这是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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