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的文风问题

谢泳

    重建学术规范的问题已经提出好几年了，不能说没有收获，但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恢复了曾经建立起来的学术规范，恐怕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在说学术规范的时候，较多注意的是我们的学术如何与西方接轨，我们强调的是学术研究中的技术和道德问题，如学术著作的注解、索引以及尊重他人学术成果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以为真正解决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因为纯技术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个习惯问题，现在我们有许多学术著作，从规范上说，这些问题早已解决了，但我们却并不认为这就是重建起了学术规范，因为这些学术著作在真正的学术精神上，进步还不大。重建学术规范的难处，其实是一个文风问题。
    去年冬天，复旦大学曹树基先生在《文汇报》学林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1月13日），批评北京大学王铭铭先生的专著《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此文刊出后，王铭铭先生在接受北京《书评周刊》记者专访（1月12日）时，对曹先生的批评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对曹先生文章的评价是：让人想起“大批判文风”。曹先生和王先生的专业我不敢多说一句，因为那行当专业性很强。今天，曹先生和王先生都是各自专业中有成就的学者，他们在学术批评中的态度，让我想到了近年学术著作的文风问题。
    曹先生对于王先生的批评，那是非常专业的事，外人好象不好多说。但曹先生对于王先生著作文风的看法，却是值得学界人士反省的。王铭铭先生的著作，我读过两本，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一本外，还有他在三联出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专业方面的话，我一句也不敢说，但就文字而言，我也感到王先生的书不是很好看，这里可能确实有一个文风的问题，这不是王先生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我们现在都得承认，我们的学术著是越来越不好看了，我也不是要和曹先生一起责备王先生，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学术在文风上出了问题，这是为什么？
    学术著作的文风，是最能见出学者所处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精神的，我们现在的文风比不上五十年前，这不是哪一个学者个人的事，我们现在要反省的是我们在这些方面退步了，如何改变。现在的学术著作，要是从数量上说，都比过去多，比过去大，但这些大而多的东西，生命力却不一定和他们的大和多成正比。不说胡适他们了，钱锺书、费孝通先生那一代人也都是从外面回来的，要说见世面，今天的学者好象也不好和他们比，他们在外面也是大师的学生，可回到中国来，无论做什么研究，写文章都是以明白、简洁为目的，他们知道文章是让人看的。费孝通先生的名著《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禄村农田》《生育制度》等，都是由短文组成的，看起来很轻松，我们总不能说，那不是学术著作吧。还有《江村经济》，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但从现在翻译过来的译文看，那种叙述的方式，也是很自然、简单的，几乎没有什么生造的名词，过去学者的文章多数能作为散文来读，今天学者的专著已很少有这种特质了。这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在学术上的体现。凡是对一门学问真正有了解的人，总可以把生奥的东西说明白，也就是说，凡那些说不明白的人，多数是不大会的。只有会的人，才能说得少，才能说得好。
    现在许多做学问的人，都想把书写长，写大，以为大和长才是学问，学界也多以著述的大和多来看一个学者的水平，这是一个坏习惯。有这个坏习惯，才有了坏文风。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对于学者的评价，就是以论文为主，比如他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其发表的论文有------ ”然后举出了陈寅恪的六篇论文，说周一良“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贡献之多，仅次于陈寅恪先生。”只举出了周一良的三篇论文。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都是十余万字的薄书，但顾颉刚的评价却是：“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坏文风，都是由大而空引出的。现在许多学术著作的叙述方式是很成问题，为了大而长，他们不得不说很多废话，这是坏学者的习惯，好学者都是一上来说要害，从不废话。谢国桢的名著《民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开始就说：“在明代末年，政治和社会里有一种现象：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党’和‘社’名词虽然不同，但都是人民自觉的现象。如今我把党、社的意义和他简单的趋势公开来说”。如今做学问的人是多了，但好学者却少了，一个时代说话的方式变了，这个时代的文风也就变了。现在的学术著作，很少有梁启超、顾颉刚、谢国桢他们那种说话的方式，也就不会有他们那样的学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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