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谢泳

    一九四九年以后，新政权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就存在了，新政权从一开始就对人文知识分子存有戒心，也许他们早已意识到那些人文知识分子由于专业的关系，至少在思想上对新政权是一种威胁。所以我们分析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应将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做适度的区别，因为在新时代，执政者对这两类知识分子实际是有他们自己的判断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和一九五五年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变化中看出来。
    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有八十一人，其中人文组二十八人，他们是：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共有六十一人，他们是丁声树、千家驹、于光远、尹达、王力、王亚南、王学文、向达、艾思奇、何其芳、吴玉章、吴晗、吕淑湘、吕振羽、李亚农、李达、李俨、杜国庠、沈志远、狄超白、周扬、季羡林、金岳霖、侯外庐、胡乔木、胡绳、范文澜、茅盾、夏鼐、马寅初、马叙伦、张如心、张稼夫、许涤新、郭大力、郭沫若、陈伯达、陈垣、陈寅恪、陈望道、陈翰笙、陶孟和、汤用彤、冯友兰、冯至、冯定、黄松龄、杨树达、杨献珍、刘大年、潘梓年、翦伯赞、邓拓、郑振铎、黎锦熙、钱俊瑞、骆耕漠、包尔汉、薛暮桥、魏建功、罗常培。
    中央研究院士的选举，据吴大猷回忆是这样进行的：“三十五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三十六年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三十七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中央研究院的回顾、现况及前瞻》，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五期，五十六页）对于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工作，我们今天可以做这样的评价，即这是一次非常慎重的选举，从人文组当选院士的名单上可以看出是以学术为唯一原则的选举，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因为在这个当选的名单中没有国民党负责意识形态的主管人员（王世杰是以法学家身份当选的，虽然他曾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但在当选院士时，他已离任改就外交部长一职），相反郭沫若却一直在这个名单上。胡适日记中曾留下了一份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部分拟提名单（《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五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哲 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 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 言 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这个名单上没有胡适的名字，可见是有回避的，就是推荐人不能自荐，在胡适提名的这些人选中，沈兼士、傅增湘最终就没有当选， 而郭沫若却当选了，一九四八年郭沫若的政治态度是人所共知的，但中央研究院没有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就把他排斥在院士以外，所以大体可以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没有政治干预。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一二五七页，科学出版社）
    中央研究院是国家的最高科学（包括人文）研究机构，一个时代的学术自由和政治宽容，可以说最能在这样体制化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对于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评价，要看它对于学者政治选择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说，一个时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对宽容，要看它的体制化行为，不能只看见它在执行体制化行为时具体的不宽容行为，更要看到它的体制化本身是不是一个能有宽容生长的机制，就一九四八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情况而言，我们应该对这个体制给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除了郭沫若之处，还有马寅初，他的当选也是令人感慨的。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中，马寅初也是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中的一位，而我们知道马寅初在四十年代的政治选择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国民党软禁过马寅初，三十年代末期，他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许涤新和中共发生了联系，以后的马寅初就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左倾的知识分子了。在四十年代，他是在经济上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对国民党政权、对蒋介石、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马寅初都写过很多文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才对他恨之入骨。他也是一九四八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后到了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前几年，我看过一本《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出版周永林、张廷钰编），其中所收的文章都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是在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前写的，也就是说，他的那些抨官僚资本的文章并没有影响了他的当选。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组候选人的评语中对他的介绍是：“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等问题”。（李扬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史》第一四三页）当时人文组的院士候选人共有五十五人，最后当选的只有二十八人，是两个人当中才能选一个，那次选举原计划选出一百人，但最后当选的只有八十一人。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把人文组五十五名候选人的名单抄在下面（下划线为当选者）：

吴敬恒、金岳霖、陈康、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唐兰、
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李剑农、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
陈垣、陈寅恪、陈受颐、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王力、李方
桂、赵元任、罗常培、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
徐鸿宝、王世杰、王宠惠、吴经熊、李浩培、郭云观、燕树棠、
周鲠生、张忠绂、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方显廷、何廉、巫
宝三、马寅初、陈总、杨西孟、杨端六、刘大钧、吴景超、凌纯
声、陈达、陶孟和、潘光旦。

    从上面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五十五人当中多数是主张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人也不在少数，像蒋廷黻、吴景超、何廉等，都没有当选。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中，胡适和傅斯年是关键人物，但我们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和胡适、傅斯年关系很好的学者当中没有当选的也很多，如张忠绂，他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身边的两个助手之一（另一个是钱端升），还有潘光旦也没有当选。
    对于这次院士的选举，夏鼐在当时就说过：“这次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会议，可算是近年来国内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创办已达二十年，今年才举行选举院士；原拟选出八十名至一百名，听说选举时第一次投票仅选出六十来名。一连投了五次票，才选足八十一名，可以说相当的郑重审慎。不管各方面对于这次院士名单的意见如何（尤其因为提名的办法不佳，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根本没有被提名，以致无从选出，令人颇有遗珠之感），我们如果说‘这一个名单，相当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这话大致不会有多大的错误吧。”（《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周刊，第五卷第十四期第三页）
    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则是另外一种方式，据当时负责学部筹备工作并担任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秘书的刘大年回忆：“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是科学家推荐，但推荐不是选举。”“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征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我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征求意见的。我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哲学方面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淑湘；历史学方面有季羡林；经济学方面有狄超白，等等。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我现在记不清了。在征求意见时，我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他们。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来。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刘潞《刘大年忆郭沫若》，《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四期第六十一页）结合刘大年的回忆，我们现在可以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名单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从中看一看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是如何介入学术的。在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中，过去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凡是没有离开的，都成了后来的学部委员，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少了生物学家胡先驌 ，原因是胡先生在五十年代坚决反对李森科那一套，虽然他的专业是生物学，但新时代在这一点上是毫无余地的，所以尽管胡先生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的主要代表，但他还是没有能进入学部委员中。在离开的二十四名院士（赴美、赴台）中，有十人是人文组的院士，也就是说，在二十八名人文组的院士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强的人离开了，或者说，当年离开的院士主要是人文组的院士。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在组成的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央研究院是以美国模式组成的，而中国科学院学部是以苏联模式组成的，这一点在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总决议中说得很明白，就是要“进一步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先进科学”（《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册》第五七二页，大公报社）。出席学部成立大会的就有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波兰科学院副院长维尔茨皮斯基。这是一个政治笼罩一切的时代，科学也未能幸免，其实那时先进的科学并不在苏联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中央研究人文组的院士是二十八人，过了五年时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委员就成了六十一人，是过去的近三倍，学术并没有发展，而学部委员的人数却在激增，但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学部委员名单中除了人数的增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强化了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过去，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构成中，除了顾及各学科的专业水平以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学家在人文组院士中有较大比例，有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四位院士。到了学部委员时，这四位法学家中，除了二王去了台湾外，留下来的周鲠生和钱端升都没有成为学部委员，而社会学家中也将陈达先生去掉了。一九五五年学部成立距批判胡适运动不到半年时间，过去和胡适关系较近的学者就没有再能成为学部委员，最典型的是顾颉刚，作为一个研究古史的学者，他的专业与政治并不紧密，但因为他过去和胡适的关系，再加上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尹达个人的关系不好，自然他就被排斥在外了，他在日记中说：“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顾潮《顾颉刚年谱》第三五五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因为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考据学时，曾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说考据学是反封建的，“闻者大哗，对予抨击”。学部委员中没有法学家可能隐含着新政权对法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评价，因为在此前一九五二年进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法学和社会学就已经被取消了，而取消这两个学科的深层意义就如布尔迪厄所说：“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例如制造Symbolique暴力的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解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桂裕芳译《自由交流》五十三页，三联书店）中央研究院人文组二十八名院士的构成，从教育背景上看，留学欧美的十九人，有博士学位的十三人，硕士学位的三人，其余三人不详。有六人没有出国受西式教育，其中四人是前清科举中出来的（进士、举人、廪生各一人，一人不详），另外二人是国立大学本科或研究所毕业的。我们大致可以说，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构成是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
    在留下来的中央研究院士中，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也主要是人文组的院士，如张元济、柳诒徵、余嘉锡（一九五五年逝世）、陈达、周鲠生、钱端升、顾颉刚、梁思永（一九五四年逝世），也就是说，在留下来的十八名人文组的院士中，差不多有近一半的人没有成为学部委员，从这些变化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一个时代对于过去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主体是延安知识分子，进一步说是原延安中央研究的那些知识分子，以胡乔木、陈伯达、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为代表，学部委员比过去院士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因为当时负责中共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的主要官员可以说都是学部委员，这些新的学部委员在学术上，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和过去中央研究的院士相比，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同时代人，一九四八年没有当选院士，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态度，而是因为学术水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部并不是学术的最高权力机关，学者的地位低于行政人员，竺可桢对此就很不理解，他在日记中说：“学部即有二三三专家，应为最高权力机关，为何组织章程草案第十条院务委员会最高权力机关许多统是行政人员而院务常委会中行政人员的成份更大。”（《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第五六八页，科学出版社）学部的建立，据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上开幕词中说是“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这话不知是从何说起，因为中央研究院从蔡元培先生手里建立，到一九四八选出第一届院士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也就是说，从研究院的评议会到选出院士，本来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的准备，而且第一届中央研究院士的选举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已经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的院士制度，为什么还要一切都从头做起呢？连这样的文化遗产都不珍视，其它就更可想而知了。从学部的建立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院士的选出，过了近四十年，而且至今还没有人文科学方面的院士，而这个制度本来是现成的，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成见，这笔文化遗产本可以自然延续下来，是新时代有意识地抛弃了。院士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科学和文化的最高象征，它的变化最集中地映现着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从院士到学部委员的变迁，不是一个形式上的转换，而是两种不同文化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较量，先进的院士制最终为落后的学部制所取代，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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