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杨人楩先生

谢泳

    四十年代末期，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上曾经有过一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都参加了这场争论，引起争论的是史学家杨人楩 先生。这些年来，杨先生那一代人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关于杨先生似乎还不大为人提起，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索引，发现回忆杨先生的文章极少，只有张蓉初先生的几篇，而且对于杨先生当年参预的那场论战也没有提及，也许是因了时代的关系，人们出于保护杨先生的目的，要尽量少提那些旧事，以免拔起箩卜带起泥。但在杨先生一生，这是一件大事，直接关系到他的思想，关系到他的人格，不提那些事我们也就不能很好地了解杨先生。杨先生是后来留下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做过系主任，他在四十年代末写的和翻译的两种著作也都在三联书店重印了，一本是他在牛津的学位论文《圣鞠斯特》，一本是他译的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上下两册）。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朋友比起来，杨先生的经历还算是较为平静的，他在1973年去世前一直在做有关非洲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的学术生涯中，早年的学术活动和成就要比后来丰富，他后来那些关于亚非史的研究工作已很难有什么个性了。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有一节《史学家杨人楩 》，对杨人楩 的评价很高，他说：“对史学有真实工夫的，我独推杨人楩 兄（ 音边），可谓此中权威。------ 我和杨兄相识于苏州，其时，苏州女子中学的两教师：杨兄和吕淑湘兄，都是英文修养最深，译笔最畅达的能手。------ 杨兄译述马迪厄《法国革命史》，正当抗战末期；1947年初在上海刊出，正当内战之火重燃之时。他的译本，有了详密注释，还附了《法国革命史研究概况》和《马迪厄与法国革命史之研究》，这是真正的著作，可惜世人不加注意呢！”（第240、244页）四十年代末期，杨先生四十出头的年纪，文章写得极有生气，因为他是世界史方面的专家，分析问题的视野非常开阔，他本人是大学教授，但对现实生活也投注了很大热情，关心时政，承担责任。
    1947年《观察》第2卷第11期上发表了杨人楩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一文，成为这次《观察》论战的主要文章，其后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多数是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杨先生在文章中首先从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和政治生活有关的态度入手，分析了它在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他肯定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要求自由，而“自由”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条件，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依时地而不同。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力，进步需要创造，所以自由具有创造性。他认为自由主义虽是不满现状的，要改变现状以求进步，所以自由主义者常常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命。杨先生还认为，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也可以深入中国。这显然是针对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合中国国情而言的。杨先生甚至于认为五四运动就是自由主义的运动，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分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吻合的。杨先生通过对自由主义精神的考察，认为在目前现状下，只有“停止内战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权崇法制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复古尚宽容以提高文化水准”，才是真正自由主义者的生活态度。那么谁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呢？杨先生肯定地说，唯有不满于现状而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这种知识分子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他认为，抗战以来的艰苦生活，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没有什么距离，并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这群穷苦的知识分子也是能够代表人民的，并能根据人民的要求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他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数并不少，只是不曾构成一个有力的组织而已。”杨先生认为自由主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这与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对国共两党的分析评价完全一致。对于自由主义掌握政权才能发挥作用的看法，杨先生也认为：“在野亦能同样起作用”。作为熟悉世界历史的学者，在讨论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时候，杨先生很注意以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为参照，在回答自由主义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杨先生是非常自信的，他说：“即使不愿意接受自由主义，也不宜消灭自由主义。第一，要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唯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静态，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力因自由主义暂时的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在执政者看来自由主义可能是件感觉头痛的东西，但为着保全促进民族文化，为着消灭暴力，稍有眼光的执政者，必须忍受着这一点点头痛，而容许自由主义存在。杨先生这些五十年前的忠告，今天听来到依然让人心动。杨先生在《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一文发表后，又在《观察》上写了《关于中共往何处去》，这是他在发表《国民党往何处去》一文之后，写给储安平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杨先生重申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看法。特别是在当前条件下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的清醒立场，代表了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时局的认识水平。但认识是一回事，而真正看清又是一回事，四十年代末中国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两者之间是不统一的。杨先生留下来的时候也不是没有顾虑，他对国民党是很失望的，四九年之际，不断有人劝他离开，他都拒绝了，表示绝不做国民党的官，也决不当白华。他曾问过当时共产党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共产党执政后，我辈小资产阶级还有噍类否？”（张蓉初《怀念杨人楩 同志》，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5辑第164页）那时人们听到这样的问题以为是很幼稚的，据说徐冰听后就哈哈大笑，“笑”外之意是什么？大概是笑杨先生这问题太天真了，其实杨先生的这个发问不是天真，而是深刻。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这时想到当年他们在《观察》周刊写文章时的那些预感和判断一一变成事实，他们是悔之晚唉！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