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们已经很少再说创作自由了，特别在文学界，可以说，这已是一个过时的名词，这是八十年代的声音。九十年代人们对于这种声音已经没有了兴趣。我也经常听到一些作家说，我们现在已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东西，他们的逻辑好象是我们的创作已经自由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差不多再没有发生过用政治来干预文学的事情，除了九十年代初期的“稀粥事件”让人们稍感惊奇外，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是进步了。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以为我们还是不要忘记创作自由这个说法。
    现在文学界对于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评价是不高的，我以为这个判断不是没有原因。这五十年我们不但没有出现大师级的作家，而且把现成的大师级作家一个一个给耽误了，这是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因为我们说不出这五十年谁是大师。没有创作自由，肯定就不会有大师，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过去。所谓创作自由，也只是一个常识，没有什么多说的，也就是作家想写什么就让他去写，他不想写什么就不要难为他们了。从体制方面说，创作自由是存在于民间社会中的一种生活方式，没有了民间社会，就很难有创作自由的空间。再往深里说，创作自由也是一个取巧的说法，从现代政治的理念上说，言论自由也好，创作自由也好，它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出版自由的问题，这我们就不多说了。重新想到创作自由，是因为最近看到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刘亚州的散文《王仁先》（《北京文学》1999年第4期），一篇是马烽的回忆录《京华七载》（《山西文学》1999年第3期）。
    刘亚州这篇散文写的是一个军人的故事，在八十年代初的那场战争中，这个叫王仁先的军人，因为和当地的一个叫阿岩的女人有了性爱关系，受到了处分，最后死在了战场上，那个爱他的女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回避过她对王仁先的感情。这篇散文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个女人在知道王仁先死了以后，她知道王仁先爱抽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王仁先的坟头上密密麻麻插满了香烟，全是过滤嘴的。一片白，仿佛戴孝。后来他们才知道，阿岩卖了家中唯一的一头耕牛，买了十几条王仁先爱抽的那种上等香烟，在坟前全部撒开，一颗颗点燃。她垂泪道：‘让你抽个够’”。这篇散文最初是发表在《人民文学》19998年10期上的。八十年代初期，大概是1984年的夏天，刘亚州来太原给文学爱好者讲过一次课，那时我还在榆次，专门来太原听了他的的课。也就是在那次，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故事，十向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忘记。那是一个《高山下的花环》和《凯旋在子夜》的时代，像这样的故事是没有人敢写成小说的。那时我就想过，如果刘亚州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或者写成电影，一定会很有深度，因为在那时的军事文学中，我们还没有出现过一部在表现战争和人道主义方面有深度的作品，但这个故事在刘亚州那里过了差不多近十五年，才有了这么一篇几千字的散文。刘亚州是一个好作家，他不是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丰富性，而是他知道这个故事要是写成小说或者电影，那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这就不用多说了。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进步不了，因为作家们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没有自由的心灵，不是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而是他们太知道他们该写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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