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五四

谢泳

    中国知识分子是有五四情结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常常让人失望,所以很少知识分子能够在心理上摆脱对五四的牵挂,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期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梦想。
    五四是青年节,但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节日。五四是一个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的节日,是一个让人欲说还休的节日。科学和民主是那时的口号,但又何尝不是我们今天的向往呢?
    年年都有一个五四,但今年的五四稍有不同,因为这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五四了,我不想再往前看,只好说一件旧事,来做为对五四的怀念。
    五四运动的时候,杜威和他的夫人正在北京访问,他在那年的六月份从北京写给女儿一封信,这封信,我是从周策纵先生的名著《五四运动史》中看到的,他在信中对中国学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说:

顺便说一下,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
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
划的很周密的,并且比预计的还要提早结束,因为有一个政党
不久也要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在同一时间内
进行)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
动。要使我们国家的十四岁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大清扫的政治
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
伍,那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杜威是从民主国家来的学者,他对于中国学生的这个评价,不由得让我们对学生的行为肃然起敬。这几年学术界对于五四也是颇有微词的,以为那时的前辈做事不够冷静,有激进主义的倾向,以至于把后来许多激进的事都归在了五四的名下。一个近代的学生运动,能象五四这样有理性,我以为已是很不容易了,在这些方面,我们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是要多一些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多是从旧读书人来的,修齐治平是他们与身俱来的一种素质,他们对于国家的情感有时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杜威从那时学生的理性行为上看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希望,他的评价是:“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可惜我们让杜威和许多人失望了,但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四十年代以前凡是由知识分子为主做的那些事,都是上了轨道的,都是做得较好的,比如现代大学、现代新闻、现代出版等等,可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不糊涂的,他们是最能了解世界大势,也最知道好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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