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部前辈日记看钱锺书的个性

谢泳

    最近,钱锺书对吴宓和冯友兰的几句评价引起许多人的议论,杨绛先生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要为此写文章。杨先生当然是要为钱先生说话的,但她那些为钱先生辨驳的话,我以为可以不说,因为即使钱先生对他的老师说过一些苛薄的话,那也没有什么,钱先生的可爱处也许正在于此,可以想想,一个什么时候说话也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人,那还叫学者吗?钱先生在学界的为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喜欢臧否人物,这是性格,改不了的,至于话说的合适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本来是中国文人的习惯,没什么大不了的,钱先生可以说别人,别人也可以说钱先生。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就有许多对钱锺书的看法。证之夏先生对钱锺书性格的评价,对于钱先生说吴宓、冯友兰的那些话,我是宁可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的,因为如果钱先生没有这些话,也就不成其为钱先生了。夏先生是一代词学大家,比钱锺书长十岁,他们之间的私交也很好,这从《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把夏承焘日记中有关钱锺书的记载抄出如下,从中可以见出钱锺书的性格,也能看出老辈文人对他的看法:
    1939年818日“国专暑期课结束。夜赴海格路李拔可先生招饮,始晤赵斐云(万里)、袁守和(同礼)、孙子书(楷第)、朱少滨(师辙)、钱默存(锺书),洒馔极丰。八时席散,又座听决翁、疚斋谈至十时。默存、孝鲁各健谈。”(五册,124页)
    1943年39日“钱锺书谓黄晦闻有顾诗笺讲义,似亦有韵字代讳之说。”(第六册,470页)
    1947年127日“见钱锺书一散文集曰写在人生的边上,纯是聪明人口吻。往年在上海见其人数面,记性极强,好为议论,与冒考鲁并称二俊。”(第六册,671页)
    1948年917日“阅钱锺书谈艺录,博览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第七册,2页)
    1951年512日“马长寿君过谈,闻宥钱锺书事。”(第七册,168页)
    1953年98日“阅钱锺书谈艺录,其逞博处不可爱,其持平处甚动人。”(第七册,344页)
    1957年121日“得陈友琴书,论陈生书评,告钱锺书意见。”(第七册,586页)
    1957年429日“得钱默存二十六日复书,谓二主谱引默记所载宫人畏烛烟事,吴槎客拜经楼诗话卷三诚为不可信,谓本之贤愚因缘经。又示和人看花云:凄绝一 花下士,去年犹是看花人。怀李拔可丈作也。与默存二十年前见于拔可席上。”(第七册,611页)
    1958年712日“阅文学研究,钱锺书评钱仲联韩昌黎诗集释,二君博览皆可佩。”(第七册,689页)
    10月24日“又谓文学研究所开第五次批判郑振铎学术思想时,即郑飞机失事之日。近将批判钱默存之谈艺录,默存嘱予提意见。”(第七册,704页)
    1959年16日“夕阅钱默存宋诗选,不选叶水心一字,讥为鸵鸟。”(第七册,716页)17日“午后看钱默存宋诗选注。近日报纸登批判此书文字数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717页)54日“发钱锺书函,谢其寄宋诗选注及诗,附去感近事一诗。”(741页)
    自京归杭得钱默存示诗感近事奉报一首
后生可爱不可畏,此语今闻足汗颜。不信千编真覆瓿,安知九转定还丹。是非易定且高枕,蕴藉相看有远山。太息凤鸾满空阔,九州奇翼竟无还谓郑振铎。

    510日“得钱默存函,论予所寄诗。”(743页) 521日“钱默存寄来其爱人杨绛所译法国勒萨日著小说‘吉尔·布拉斯’一厚册。”(745页)522日“发钱默存、杨季康复,谢其惠书。”(745页)611日“看钱默存旧作中国诗与中国画。”(749页)

    夏承焘说钱锺书“好为议论”,但对他的评价却是“后生可爱不可畏”,夏承焘对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谈艺录》也有很直率的看法,比如说《谈艺录》“乃积卡片而成”,但这也并没有影响了他们的关系,学者之间相互有些苛评,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引文均出自《夏承焘集》567册,浙江教育、浙江古籍出版社)
    朱自清是钱锺书在清华的老师,他在日记中对钱锺书的评价和夏承焘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朱自清和夏承焘在同时代的学者中都是以温和为人所知的,他们这种性格的学者,评价起人来,一般相对要公允一些,不刻薄,因而也就较他们所评对象的实际不会相去太远。我们把夏承焘日记中的钱锺书和朱自清日记中的钱锺书相比较,再参之以《吴宓日记》中对钱锺书的看法,我以为他们对钱锺书的评价和钱锺书本人的个性是相符的,他们都承认钱锺书的才华,但对于他的刻薄、喜欢掉书袋、以卡片堆集的著述方式也有不同看法。以下是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9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中有关钱锺书的记载:

    193446日“晚雨僧约饭,有张素痴、中书君、张季康。中书君言必有本,不免掉书袋,然气度自佳。”(9卷,289页,以下只注页码)
    1934年63日“公超昨谈钱锺书事,当俟朱定后方可商也。”(295页)
    1934年68日“钱锺书《论东坡赋》一文,论宋代精神地理智与批评,尚佳,馀亦多恒语,不若其《论中国诗》一文也。”(298页)
    1934年619日“晚与蒋谈钱锺书事,殊未畅所欲言,余说话思想太慢,故总不能恰当也。公超后也为钱进言,均无效。盖校方不欲加聘新人也(专任)。又谓秦善 聘书尚未发出,公超恐不乐也(钱事)。”(300页)
    1934年1020日“郭绍虞来访,给我看一篇他回答钱锺书批评的短文,颇感情用事。我为之册去一些有伤感情的词句。有一点值得注意,钱在选择批评的例子时是抱有成见的,这些例子或多或少曲解了作者的本意。”(325页)
    1939年327日“据钱锺书意见,庞之画颜色鲜明,然线条不够稳定。”(10卷,17页)
    1946年56日读钱锺书的《猫》一文,就现时而论,此文过于玩世不恭。然杨绛的《怀旧》甚佳。(402页)
    近年研究钱锺书的人对于他的个性和为人都做了不少评价,也引出了一些人的不同意见,但我个人认为,虽然人们对钱锺书的评价不同,但在对他性格的把握上却是较为准确的,特别是李洪岩在他有关钱锺书的几部著作中做了很深入的探究。李洪岩发现的材料和所进行的分析,都是严格的学术研究,可能有不当处,但在总体认识和理解上,他的见识远甚于孔庆茂所做的有关钱锺书和杨绛的两本传记,就是在材料上,也是先有李洪岩的著作,后有孔庆茂的传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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