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昌的选择

谢泳

    我从一个老先生那里，看到一本澳门出版的书，名字叫《博士之家》。书的作者是施议对先生，他是吴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年吴世昌逝世的时候，他一直守护在身边。这本书中收了两篇施议对怀念他老师的文章，使我对吴世昌晚年的经历又多了一点了解。特别是其中说到的两件事，使我能够把青年吴世昌和晚年吴世昌联系在一起。第一件是1971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干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急着打点行装回北京，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一番。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加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可急坏了大家，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那么天真，弄不好还得继续留下来接受改造。军代表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题了吗？”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后，刘再复对吴世昌的评价是“正声满学院”，可见吴世昌真是敢说话的人。比如对一些社会现象，吴世昌就说过：“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贴下脸，我们就可以马上将衣服脱掉。”由此可见他晚年的心情。
    现在人们都知道吴世昌是知名的红学家、词学家，很少注意他青年时代的政治倾向，而忽略了此点，对于了解吴世昌是不全面的。吴世昌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更有其特殊性。
    吴世昌出身燕京大学，青年时期即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曾受到过胡适的赞许。。九一八事变时，吴世昌是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的第一届主席，陈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扑素，不修边幅，自称‘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后学习七年，前四年是英文系学生，后三年是国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号召力。”（《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37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青年吴世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虽然他在专业上已崭露头角，但并未因此放弃了对社会的关心。这是吴世昌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他们对民族的情感，后人已很难理解，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支配着他们，在政治的选择上，民族情感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这多少有些影响了他们的理性判断，对吴世昌来说，这种矛盾更显示了深刻的悲剧性，此点我后面再说。
    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了《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胡适当时对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一个“守”字，不主张抵抗。第二天，吴世昌就以“一个青年”的名义致函胡适：“适之先生：昨天读你的星期论文，心里非常悲痛；今天又读《平津太晤士报》上的华北独立运动消息，我的悲痛实在忍不住了。中国人民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几天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回想起‘九一八’事变初起的时候，国家的不可收还没有这样的利害深刻。那时的时论，有的主张玉碎，有的主张瓦全，但是现在呢？纵甘破碎已非玉，便欲为瓦岂得全。试问我们在这悠悠的四年中，有没有作玉碎的准备，有没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说在朝的国民党的糊涂蹒跚，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舆论而言，实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顾虑踌躇，乃至于太躲懒了！”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7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吴世昌写这信的时候是27岁，胡适已44岁。吴世昌给胡适写信，是首先把胡适看成是自己的前辈，他的激情也是建立在对胡适的信任之上的，可以这么说，这是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间的交流。四天这后，胡适即给吴世昌回信，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苦心，他说：“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同上280页）胡适在信的开始即称“世昌兄”，可见是有交情的。《胡适的日记》在1933年12月30日下记有：“今天吴世昌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启明同去。”1934年2月13日的日记：“上午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承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90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吴世昌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又给胡适写了回信，表白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在信的最后说：“我所望于先生者以此，上次写给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祷和期望先生为国努力以外，更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同上281页）从吴世昌对胡适的期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吴世昌在许多问题上还是认同胡适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处在于一个是热血的青年，一个是成熟的中年人，由于年龄和地位不同，对时局的判断自然也就不同，事后评说，就各自所处的地位看，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真诚和尽职的。差不多十年之后，吴世昌对内战发表的许多见解，比之于当时的青年，就成熟稳健得多，这时青年的言论，正好像青年吴世昌和中年胡适的那一段冲突了。
    四十年代以后，吴世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已经活跃在学术界，这一时期，他重要的活动是和储安平的交往。吴世昌比储安平大一岁，抗战期间，他们在湖南国立兰田师范学院相识，后吴世昌离开湖南到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储安平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时，吴世昌是编辑之一，是这一时期撰文较多的一位作者，而且多数是时论。《客观》共出了17期，吴世昌写了《反对内战》（2期）《思想复员论》（3期）《论政治协商会议》（10期）《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13期）《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丧失》（16期）。这些文章充分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看法，这一时期，吴世昌不仅在学术上很活跃，在思想上也显示了自己的锋芒，他关于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许多议论，在同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我没有见到多少储安平和吴世昌交往的资料，从施议对所写的关于吴世昌的几篇回忆文章和传略中，也见不到他们交往的记录，但从吴世昌在《客观》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想见他们之间是来往较多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吴世昌前往英国。《客观》周刊出满12期以后，储安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准备筹划日后的《客观》周刊，在走之前，他将《客观》周刊就交给了吴世昌主编，严格地说，《客观》周刊从第13期开始，就是吴世昌主编了。当时《客观》周刊设有“客观”一周的言论专栏，前12期，由储安平撰写，之后就由吴世昌执笔了。储安平离开重庆之前，特在《客观》第12期上发表一则“告别读者”的声明：“本刊原定在重庆出12期。政局变化莫测，我们当初还以为不待12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东移了。现在12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势则正在高速度发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断。但编者个人则因计划已定，即将离渝，本刊编务不能兼顾，因自13期起，改推吴世昌先生主编。过去12期的稿费（副叶及珊瑚例由各该编辑发付），早经随时发付。凡是直接寄给我的信，大都均经亲复。最近十天内收到的信，也必将于离渝前一一答复。未用各稿，以及陆续收到的投稿，已交吴世昌先生，由他决定。以后读者投书投稿，可迳寄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吴先生。在过去三个月中，前辈先进，友朋读者，都给我不少指示，协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无限感谢。”
    1946年9月，《观察》在上海创刊后，吴世昌也是每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之一，而且在他前往英国之前，给《观察》写了大量专论，1948年，储安平主编《观察》丛书，将吴世昌的论文编为一集，以《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为书名出版。
    从以上吴世昌和储安平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十年代，吴世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显得特别活跃。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言论。比如储安平关于自由问题的“多少有无论”，吴世昌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长篇论文《论和平问题》（《观察》2卷16期）中几乎表达了与储安平同样的认识，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无党无派的人民代表以压倒的多数参加和谈，这些代表必须是自由主义者，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限制了人民许多自由，但我们决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他党内起一种革命。和谈如果成功，则以后的联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现在的‘三党训政’，变成‘四党一盟训政’。必须由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构成政府中的过半数。这虽然不合现代政党的常轨，但中国的政党使国家人民喘一口气。何况‘三党训政’之类，又能说是什么政党政治的常轨？中国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的。”四十年代，吴世昌像其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时局的变化特别关心，也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他对当时的民主政治、教育政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都有很深刻的看法。比较四十年代吴世昌的言论和他六十年代的选择，二者之间的矛盾很令人深思，像吴世昌这样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最终的这种选择，对我们分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理性判断，很有启发意义。
    1948年1月应英国牛津大学的聘请，吴世昌到达英国担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兼导师。据说当年牛津大学也请了钱钟书，可惜钱未能应聘。1948年吴世昌的选择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一生都是重要的转折。到达英国后，他对国内的情况依然非常关心，他长期订阅英文版的新华社电讯，以便了解国内的情况。以吴世昌四十年代对时局和政党的分析，他的前往英国任教，算是明智的选择。1962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儿高中毕业，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先后发表了《回到了祖国》《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他也成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现在我想说得是，以吴世昌过去的教育背景和对时局的判断，在他回来之前，这里发生过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早已发生过了，对此远在英国的吴世昌不会一无所知，对于当年自己那么多同事和朋友的遭遇，吴世昌难道毫无耳闻？几乎同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很清楚的了解。《胡适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这样的记录，联系这个背景，吴世昌的选择就有些难以令人理解。不知道吴世昌迈出这一步，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如果没有很具体的原因，那么就只能从强烈的民族情感这方面来理解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太深了，对于国家的强大和统一有强烈的愿望，这是几近于宗教的情感，带有殉道的色彩，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所偏差，想想四十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令人感慨万。
    回到祖国四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施议对《吴世昌传略》）吴世昌虽然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但自己不后悔不等于这种选择就合情合理。吴世昌、储安平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深刻而又充满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么天真的一群，他们共同的命运，让后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晚年吴世昌曾担任过人大常委，施议对说：“我在奉和其七十岁生日时，曾特意提及‘金印大如斗’一事，而先生则说：‘此事不说也罢了。’所谓‘人大，人大，听起来很大。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老头子吵架。’先生当亦颇有些难言之苦衷。”（《博士之家》第75页）。
    1986年8月31日，由于医生误珍，吴世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78岁，他留下了许多学术遗产，也把自己选择的困惑留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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