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的一个见解

谢泳

    前几年读黄仁宇先生的书，知道了他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有一个特征就是落后打败先进。如果细加分析，这个看法也许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不过这样的说法总是能给人以启发的。最近读《吴宓日记》，发现他对中国近世历史的评价大体也是这个看法。1936年8月8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7──8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 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第33页）这个何炳棣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了美国，成了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中就有陈寅恪和吴宓的影响。吴宓当年是非常有名的《学衡》派的主将，思想是偏于保守一面的，但他的保守，不是不识世界大势，而是倾向于走渐进的道路，以避免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震荡。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取得是这种态度，比如胡适、陈寅恪等人。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抗战前夕，陈寅恪也是主和的，他的这个认识与胡适可谓不谋而合。吴宓在日记中说：“晚饭后，7──8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吴宓日记》第6册第168页）吴宓一生与胡适不和，在他看来胡适也是属于激进的。抗战前夕，吴宓有一次和冯友兰谈及清华外国语文系的情况，冯友兰说将来拟聘钱锺书做清华外国语文系主任，吴宓听后在日记中说：“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 ”（《吴宓日记》第6册第157页）从这个记载看，好象钱锺书和胡适是一派的，其实钱锺书与胡适的关系并不亲近。在胡适、钱锺书和陈寅恪之间，虽然他们的关系亲疏不同，但在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上却有相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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