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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有一个说法：“为什么最坏者当政”？我现在的这个说法就是从那里转化而来的。“不要最好”，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在许多方面的集中体现，无论政治、经济、科学还是一切文化。五十年过去了，我们反思历史，“不要最好”，这个感觉真是太强烈了。五十年代初，从大的方面说，我们一边倒的政策，就是上面那个说法最好的注解，因为那时有两个对象在我们前我们选了一个最坏的。
思想改造运动初起的时候，有一阵要求医学也学习苏联，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医学专家就说，中国协和医院的水平绝对比苏联高，结果，他吃尽了苦头。四十年代末，清华生物系主任汤佩松先生本来已经在清华初步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风格的农学院，汤先生想把清华农学院办成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的农业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场所，汤先生那时连教授都请好了，都是留学欧美的少壮英才，如娄成后夫妇，娄先生在英国的导师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结果汤先生的设想还是落空了，清华农学院后来被并入了以乐天宇为首的北京农业大学，它的底子是原来的“华北农学院”，乐天宇曾在延安最早介绍米丘林的遗传学。这也是一个“不要最好”的典型，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汤先生当年要办的那个农学院，实际上就是二次大战后先在美国后在欧洲逐渐兴办的“生命科学中心”，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生物工程，这是现代科学的尖端。我看过汤先生晚年写的回忆录，他当年的那个设想要是能变成现实，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呢？1947年秋天，清华农学院本来已经招了两批本科学生，可惜，它很快就不存在了，用汤先生自己的话说，“这场蜃楼美景也就又一次随风飘去了”。放着那么好的东西不要，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米丘林，我们要李森科。那时中国著名的农学家李景均先生就坚决反对这一套，李先生的《群体遗传学》是世界公认的名著，但我们硬是把这个第一流的专家逼得远走他乡，他到香港后不久，就被诺贝尔奖得主世界著名遗传学家米勒推荐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新组建的公共卫生研究院。还有胡先驌先生，他也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就因为反对李森科那一套，在1955年中科院建立学部时，胡先生成了原中央研究院院士（自然科学家）中惟一一个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还有控制论，我们也曾经不要。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他在三十年代就被清华数学系熊庆来、李郁荣教授请到中国来做过研究，那时清华的教授已经注意到了这门学科的前景，结果我们后来也不要了，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也是大批特批，好象故意要和世界文明做对似的，什么东西代表未来，什么有前途，什么能造福人类，我们就不要什么。就连哈耶克也说：“有时很难解释清楚，某些学说何以应当正式禁止，而何以其它学说又应当予以鼓励，并且奇怪的是，在不同的极权主义制度中，这些爱憎都显然有几分相似。特别是各种不同的极权主义制度好象都共同地深恶那些以较为抽象的形式表现的思想──我们科学家中的许多集体主义者也都表现出这种典型的厌恶。”（《通往奴役之路》中译本第35页）
一个民族自外于世界文明的主流，这是非常可怕的事。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从心底里对一切文明和进步的主潮抱有足够的敬意，那种“不要最好”的思维方式就难以根除，我们应当树立好东西在那里都好的信念，不能以自己的特殊处境为理由，再拒绝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