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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钱锺书先生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一生淡泊名利。他在临终之际留下的话是：“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钱先生去世后，余英时先生、王元化先生都认为，钱先生的离开标志着出生于本世纪初的那一代学者的终结。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二十世纪同时终结。他们的认识偏重于学术，但也包含了对钱先生人格的评价。如果从胡适那一代人算起，钱先生是第二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那一辈学者，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告别了二十世纪。而钱先生的最后十年，可以说是沉默的十年，这十年中他的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了，但更不好的是他的心境。十年前，他在《光明日报》上说过一句今天还让人难忘的话，他说“报纸开放是大趋势”。这可能是钱先生晚年最不超脱的一句话，这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钱先生的话了。《围城》的改编，诗集《槐聚诗存》的出版，旧作《石语》的重印，都非他所愿，是别人要做，他也就任由它去了。钱先生是一个从旧时代过来的人，又在新时代生活了这么久，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亲历者，他是一个超凡超俗的人，但却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了。他不是一个有意要做隐士的人，而是现实让他太失望，到最后他连说一说的兴趣都没有了。他的临终遗言，看似平淡，却又让人感到意味无穷，他要走得清白，他不愿再和他不愿打交道的人麻烦了。钱先生的遗言让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最后说过的一句话，他在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沈先生和钱先生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沈先生是一个弱者，但他临终的这句话却是强音。钱先生是一个智者，他的遗言也是智慧的最后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