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刘军宁先生有一篇文章谈到了现代政治精神的培养，刘先生认为我们在近二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谈硬东西的时候多，而谈软东西的时候少。我以为刘先生的意见非常好，这确实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政治精神呢？刘先生强调了一点，就是它的包容性，这是现代政治精神的核心内容。
    现代政治可以说也是一种职业，即为职业，就有它的游戏规则，任何规则的核心都是以平等和公正为首选条件的，从政的人要有职业道德，这种职业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进入游戏，大家在气质和风度上就要养成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最起码要求就是要有容纳异己的胸怀，要在人格上尊重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现代政治的逻辑不是成者为王败者贼，而是进退平等从容。政治上的失意，并不意味着人格上的缺失，用当年胡适先生说过的话就是：政见可以不同，但我们不能轻易怀疑人家的人格（大意）。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并不隔绝，中国古代官场的逻辑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同僚对于失意的官员也保留平常的敬重，苏东坡谪贬岭南，沿途所过之处，同样受到很好的关照。现代政治是不记仇的，尤其不记异己的仇。政治是有成败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败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人，政治的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对等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中国四十年代以前那些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体是养成了这种气质的。简单说就是不因政见的的不同，而否定对方的一切。那时他们这一班人对于鲁迅都是有看法的，但政见的不同，并没有使他们看轻鲁迅的学术水平。胡适、梁实秋、叶公超和鲁迅不是一路人，但他们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杂文成就都有很高的评价。苏雪林年轻的时候对鲁迅很偏激，胡适还批评了她。
    四十年代晚期，张东荪在《观察》周刊上写文章，讨论“中国自由主义向何处去”，他对中国文化界有一个评价，就是说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养成了现代文化精神的。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然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可以随便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认为那时中国的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认同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他说：“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现代政治精神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现代政治精神是现代文化精神在政治上的体现，现代社会从政的人，多数是从大学里来的，他们的现代文化精神和气质应该是在大学里培养的，如果大学里就没有了这种精神和气质，我们还能指望它在政治上有所体现吗？所以我以为现代政治精神的养成是依赖于现代文化精神的，是先有了现代文化精神，而后才有现代政治精神的，我们不能只对从政的人讲养成现代政治精神，而要先在思想文化界训练大家养成尊重异已的习惯，慢慢培养容忍异见的气质，时间长了，也许这种精神就从政治上体现出来了。胡适晚年一再强调容忍比自由重要，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学术上不能容纳异见还不很要紧，政治上不容纳异已，从政的人就永远摆脱不了恐惧，政治也就永远进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