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的民主观

谢泳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年头了,这一百年来最让中国人热心的事是民主,最让中国人寒心的也是民主。这件事让中国人追求了近一百年,不能说没有开花,但却很难说结出了什么果实。对于民主,现在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好东西,可好东西为什么不能让它在我们这里开花结果呢,最常见的理由是我们有我们的特殊处境,不能太快,得慢慢来,中国人教育水平低,一下子适应不了民主。如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持这种观点,很多官员更是认为民主说一说很好,但真要做起来就难了,所以,对于那些将民主挂在嘴边的人,他们总是不很看得上。
    民主其实是一种信念,一个人对于民主应该充满敬意,对于官员来说,则要有诚意,这诚意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而是要对它有一种近乎迷恋似的情感。中国人对于民主的认识不能说晚,也不能说认识不深。中国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和宪政的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个水平,不是靠认识达到的,而是靠诚意达到的,也就是说,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在中国的前途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民主这个东西在我们这时里是一定能生长的,这是一个没有必要争论的问题。要不要民主,不是民主能不能在这里生长的问题,而是我们对民主有多大诚意的问题。你对民主没有诚意,不愿意让它生长,自然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但民主这东西,实际上不是一件说的事,而是一件做的事。说多少都没有用,因为民主是好是坏一望而知。四十年代,张东荪先生就认为,我们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我们没有全体努力去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不认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张东荪先生说:“所以我们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一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一个理想,一个原则。一是把它分作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而且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观察》第3卷第16期)现在有不少人是只看民主的短处,而不看民主的长处,我以为这就是对民主没有诚意。
    民主是要训练的,要学会游泳,就不能怕喝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我们现在所以学不会游泳,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在民主上缺乏诚意,自然也就谈不上训练了。民主的初期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问题,就放弃训练。四十年代初,罗隆基就说过:“民元至民十六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但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总统做皇帝’,法国拿破仑第三即是前例。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英法人倘因那些往事,即对宪政本身怀疑,即断定英法不适宜有宪政,英法即无今日宪政上那种成绩。婴儿学步,颠扑跌倒,甚至折股断肢,破头伤脚,此是常事,此是必经之阶段。因婴儿颠扑跌倒,即禁其学步,且认此儿不宜于步,此‘少所见多所怪’之类耳。”(《今日评论》第2卷第22期)如果我们对民主是有诚意的,那我们也应该有半个世纪的训练了,再难的事,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也该有些长进了吧,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
    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年,我们的前辈从那时就对科学和民主有了强烈的向往,这两样东西,我们在科学上可以说是有了一些进步,但在民主上,我们比我们的前辈又有了些什么进步呢?前辈知识分子在民主上一向是有诚意的,可光他们有诚意顶什么用呢,要大家都有诚意,事情才会有真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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