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年头了，这一百年来最让中国人热心的事是民主，最让中国人寒心的也是民主。这件事让中国人追求了近一百年，不能说没有开花，但却很难说结出了什么果实。对于民主，现在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好东西，可好东西为什么不能让它在我们这里开花结果呢，最常见的理由是我们有我们的特殊处境，不能太快，得慢慢来，中国人教育水平低，一下子适应不了民主。如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持这种观点，很多官员更是认为民主说一说很好，但真要做起来就难了，所以，对于那些将民主挂在嘴边的人，他们总是不很看得上。
    民主其实是一种信念，一个人对于民主应该充满敬意，对于官员来说，则要有诚意，这诚意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而是要对它有一种近乎迷恋似的情感。中国人对于民主的认识不能说晚，也不能说认识不深。中国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和宪政的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个水平，不是靠认识达到的，而是靠诚意达到的，也就是说，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在中国的前途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民主这个东西在我们这时里是一定能生长的，这是一个没有必要争论的问题。要不要民主，不是民主能不能在这里生长的问题，而是我们对民主有多大诚意的问题。你对民主没有诚意，不愿意让它生长，自然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但民主这东西，实际上不是一件说的事，而是一件做的事。说多少都没有用，因为民主是好是坏一望而知。四十年代，张东荪先生就认为，我们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我们没有全体努力去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不认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张东荪先生说：“所以我们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一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一个理想，一个原则。一是把它分作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而且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观察》第3卷第16期）现在有不少人是只看民主的短处，而不看民主的长处，我以为这就是对民主没有诚意。
    民主是要训练的，要学会游泳，就不能怕喝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我们现在所以学不会游泳，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在民主上缺乏诚意，自然也就谈不上训练了。民主的初期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问题，就放弃训练。四十年代初，罗隆基就说过：“民元至民十六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但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总统做皇帝’，法国拿破仑第三即是前例。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英法人倘因那些往事，即对宪政本身怀疑，即断定英法不适宜有宪政，英法即无今日宪政上那种成绩。婴儿学步，颠扑跌倒，甚至折股断肢，破头伤脚，此是常事，此是必经之阶段。因婴儿颠扑跌倒，即禁其学步，且认此儿不宜于步，此‘少所见多所怪’之类耳。”（《今日评论》第2卷第22期）如果我们对民主是有诚意的，那我们也应该有半个世纪的训练了，再难的事，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也该有些长进了吧，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
    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年，我们的前辈从那时就对科学和民主有了强烈的向往，这两样东西，我们在科学上可以说是有了一些进步，但在民主上，我们比我们的前辈又有了些什么进步呢？前辈知识分子在民主上一向是有诚意的，可光他们有诚意顶什么用呢，要大家都有诚意，事情才会有真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