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 In Sign-Up

Welcome!

Close

Would you like to make this site your homepage? It's fast and easy...

Yes, Please make this my home page!

No Thanks

  Don't show this to me again.

Close

罗隆基评传

谢泳

    我们将要走近的这个人，如果还活着，他今年恰好是一百岁，可惜他没有这样的运气，他在1965年就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那年他只有六十七岁。他曾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他是一个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他叫罗隆基。他的被遗忘，不是因为他曾经有过的政治生涯不够份量，难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而是因为他的经历涉及到对一个时代的整体评价，也就是说，在他和这个时代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他和这个时代最终发生了冲突，如果说他是对的，那么就是时代出了问题，如果时代是对的，那么就是罗隆基有了问题，不可能都是对的，也不可能都错了。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在时代和个人的评价不能统一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选择认同主流的态度，因为不能否定一个时代，同时也就不可能给予和这个时代发生冲突的个人以公正的历史评价。罗隆基的命运就是这样，他没有完全被人遗忘，但人们又不能够经常提起他。九十年代初期，姜义华先生在一篇有关民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述评文章中还说：“对罗隆基、王造时等思想的研究，近些年也陆续有所涉及，但大多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使人们还不能不受到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的制约。”（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957年罗隆基是一个大右派，那场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五十五万知识分子的右派命运，二十年后，这场运动被做了适当的保留后予以否定，那个保留就是五十五万右派中只有六个人没有获得正式改正，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林希翎。对于这几个没有改正的大右派，官方采取了一种低调的处理方式，虽然没有给这几个大右派公开平反，但在具体的处理上还是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对于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的人（包括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我们也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他们。他们中的有些人同我们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这一点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不要应为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犯了严重错误，就把他们一概否定。因此中央认为，就是对不予改正的人，凡是在世的，也应该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能够工作的予以适当安排，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不予改正的人的亲属子女，不得歧视。中央希望各级党委继续落实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的各项政策，善始善终地把这项工作做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9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纪念会，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到会讲话，对罗隆基的一生做了评价，算是用特殊的方式为罗隆基先生公开恢复了名誉。他称罗隆基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并进一步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

在清华

    罗隆基（1898──1965年。关于罗的出生有1898、1897、1896三种说法，本文取第一种，因为当时清华学校入学的年龄最大不能超过14岁，1912年罗恰好14岁）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一生以教书为业。1912年罗隆基以江西考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那时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罗隆基本来应该在1921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留学，但因为北京学潮的关系，他们这一级多数人没有参加考试而多在清华呆了一年，1922年才去美国，这一级清华学生出了很多有名的人物，如闻一多、何浩若、浦薛凤等，在清华校史上被称为辛酉级学生。罗隆基在美国进了两所大学，先是威斯康辛，他在那里获取了硕士学位，再是哥伦比亚大学，1925年他在那里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离美赴英，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天津《益世报》主笔，北平晨报社社长，《新月》杂志主编。这是罗隆基前半生的大概简历，在他一生中，早年清华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政治选择最为重要，我们就先从这里走近罗隆基。
    罗隆基一生中很少提起他自己早年在清华的生活，他后来的遭遇也使他同时代的朋友较少有关于他的回忆，尽管这方面的资料不是很多，我还是从他同时代清华朋友的回忆中捕捉到了一些有关罗隆基早年在清华的信息。我在以下的叙述中主要是根据梁实秋、浦薛凤、潘大逵等人的回忆录。
    罗隆基在清华的时候，正是五四前后，那一时期的学生，很少有不介入学潮的，不过像罗隆基这样热衷于学生运动的人毕竟还不是很多，可以这么说，是早年清华的生活培养了罗隆基对现实政治的兴趣和才能，清华在罗隆基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教育背景，研究这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对清华多加留意。罗隆基正是因为清华早年的教育背景才使他先由美后赴英，从而对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产生了兴趣，并将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进去，他一生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主要朋友差不多都是出自清华的，二十年代晚期，他在上海的教授生活和参加新月社的主要活动，可以说都是在清华同学这个圈子内展开的。梁实秋在他的回忆录《清华八年》中曾说：“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梁实秋散文》第1集第22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罗隆基在清华是以学生领袖知名的，这也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有学生领袖的经历，比如傅斯年等人，这可以解释为他们天性中就具有关心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素质，他们由早年的激进，最终转向理性和宽容，都是有其个人的亲身经历在其中的。学潮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家最早的素质训练，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是成不了优秀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的。那时清华学校的入学规定是“考生年龄以不超过十四岁为限”（浦薛凤《记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台湾《传记文学》第47卷第2期19页），这样小的年龄，在清华这样的留美预备学校中受过八年的教育，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在他们身上是从小就有的一种素养。梁实秋回忆说“一九二二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子，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罗隆基的同乡，也是清华学生的王造时在他留下的遗稿中也记述了罗隆基早年在清华学校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他说：“罗隆基与同学何浩若得到城内各校学生举行示威，火烧了赵家楼、学生多人被捕的消息后，天时已快到黄昏，但他们还是赶进城里进一步打听详细的情形。当时知道各校为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学，决定一致罢课之后，即连夜赶回学校，次日紧急开会，决定与城内各校取一致行动。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从此，罗隆基积极投身学生的爱国运动，担任过清华学生会主席，与闻一多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并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和集稿人。1921年6月，北京发生‘六·三’惨案，他参加罢课斗争，并拒绝参加学校的大考。罗隆基以‘九载清华，三赶校长而自豪。”（转引自何碧辉《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见《民国著名人物传》第3卷，第19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许德珩晚年回忆说：那时“经常出席‘学联’的各校代表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清、陈宝锷（轮流出席）；清华的罗国 （即罗隆基）”（《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第6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据许德珩回忆，在五四前后的学生运动中，罗隆基一直是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全国学联成立时，他也是北京方面的代表。在同时代的清华朋友中罗隆基是一个将对政治的兴趣终身保持下来的，他的那些清华同学，在赴美之前多数和罗隆基一样，但在留美归来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多数人走上了学术道路，比如当年在美国和罗隆基一起组织“大江社”的二十九名成员中，像梁实秋、吴文藻、闻一多、潘光旦、吴景超等人，都走了学术一途，对于现实政治已没有了早年做学生时的热情，而罗隆基却没有放弃自己早年在清华时培养起的对现实政治的参预热情。罗隆基的清华同学浦薛凤曾说过：“同级好友咸知吾辛酉级同仁之中，有兴趣与能力搞实际政治者当推（罗）努生、（何）孟吾与吴峙之三位。”浦薛凤是罗隆基清华的同级校友，也是著名的政治学学者，后来到了台湾。他晚年回忆起清华旧友时，对罗隆基的早年性格和气质有非常生动的记述：

    浦薛凤还回忆了他在清华时许多人对罗隆基写作才能的赞扬，他说：“在中等科上国文各课，常有作文及札记两种，由几位教师批阅，同班同学号称写作佳者，往往彼此调阅其所做文章与教师批语。当时以闻一多、罗努生、何浩若及笔者为侪辈所称道。就予当时认识，努生文字，最有波澜最富曲折；而（沈）有乾与（钱）宗堡之文字则甚简洁老练。”从许多罗隆基同时代朋友的回忆中我们大体可以知道当年罗隆基在清华的情况，总起来说，那时的罗隆基是一个热血青年，对政治活动具有强烈的参预意识，而且他本人也具备这方面的才能。比他稍晚的清华校友潘大逵也说罗隆基：“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才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第55页，成都出版社，1992年）那时清华学校的国文教师是赵瑞侯，他曾对人说过：“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清华校友通讯》复刊第17册，第14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这四个人就是罗隆基、浦薛凤、何浩若和闻一多。赵瑞侯先生还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清华甲第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 颂声和。”

大江社的主要成员

    1923年，罗隆基和闻一多等留美学生在美国成立了一个接近于政治的组织“大江学会”，关于这个学会的组织和主张，1924年2月24日，罗隆基在给他的清华同学施 的一封信中曾做过较为详细的介绍，他说：“大江”的宗旨为本“自强不息的精神，持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协作的方法，以谋国家的改造”。罗隆基还在信中解释了“大江社”的性质，他说：

“大江”非正式社交的盟社“Fraternity”。社交式的盟社是不讲主张的，我们是崇奉一定的主张的。社交式的盟社是要升平日互相提携的，我们是要改造中一同奋斗的。简言之，前者主共安乐，后者主共患难。社交式的盟社得失姑不论，若大江学会有以“互相提携”“彼此引援”为目的者，天厌之！天厌之！

“大江”非政党。我们不反对政党，并且承认政党为政治生活上应有的活动。但政党有政党的范围，政党有政党的手段。政党的范围，是限于政治，“大江”决不限于政治的活动。政党改造的手段是要争立法院的多数，掌行政部的全权，我们的手段，决不限于此。今日的“大江”必非政党的性质。

上面说过，我们的组织，是以主张为结合。大江会会员的极大多数是崇奉国家主义的“Nationalism”。说我们是一种国家主义者的联合，亦未始不可。我们的国家主义，有我们学会里自己的解释，历史上引用的意义，只可供我们的参考，不能包括大江学会的国家主义。这些事不能详细奉答，待《大江杂志》出版后再奉教。

我们这学会是组织伊始，我们的会员，都是平庸的分子，现在没有什么成绩可以告人，成功失败不敢预料。我们这种奋发，是激于尽忠团体的一点真诚。我们是国家主义底下的奋斗者，我们同时是清华的忠心分子，我们亦是清华同学会的忠心分子。凡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们，我们即愿持“诚恳忠实”的态度，与之谋“积极的合作”。我们所祷求于清华同学者：鼓励我们，不要讥笑我们；指导我们，不要猜疑我们。（转引自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第225、226、22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大江社”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大江杂志》也只出了一期，但我们从罗隆基所阐述的大江社的宗旨可以看出，当年那些由清华放洋的留学生，在美国并没有停止思考，并没有因为远离故土就不再关心自己祖国的事情，他们对于自己当年在清华的活动是有很深刻的反省的，大江社的成员多数是当年清华学生运动的主力，他们的反省来得较早，那时罗隆基和闻一多他们都不过二十五六岁左右，在这样的年纪，能及早地反省刚刚过去的清华生活，这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这么说，这种反省预示着他们今后的成熟，在这一点上，罗隆基他们不愧为是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对于罗隆基在“大江社”的这一段经历，四十年代末，梁实秋在他那篇《罗隆基论》中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罗隆基本是一个很单纯的爱国主义者。他在外国读书的时候，眼看着华侨受外人欺侮，他自身也感到外人的歧视，尤其是在以种族偏见最深的美国为尤然，所以他很自然的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和他的朋友们，便组织了一个“大江会”，宣言是他主稿的，里面有这样的字句：

‘任何国家，苟其国民之国家观念不发达者，必被帝国侵略主义所歼灭。任何国家，苟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

‘我中华民族爱和平，我中华民族更爱人道，我中华民族主亲善，我中华民族主正义。为人道而奋斗，我们不惜杀身以成仁，为正义而拒争，我们不惜舍身而取义。先国家而后一切，舍国家外愿牺牲一切，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与统一，是则我辈之所愿也。’”（〈世纪评论〉第2卷第15期第7页）

罗隆基和胡适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少不和胡适发生关系的，那时他们这批人都正在青壮年时期，又恰恰赶上国民政府刚刚建立，国家的一切开始走上轨道，他们又多数是不久前才从英美归来的留学生，所以一时热情很高。这批人常被人们称为是英美派，因为他们对于英美的政治制度和宪政传统普遍认同，并且希望这些东西能在中国生根，为此他们贡献了自己几乎一生的努力，胡适就不用说了，罗隆基也是这样。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清华学者为基本活动范围的，也可以说，清华的教育背景是这批人自觉联合的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未尝不可以说，清华大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发生史上，清华大学的重要性要超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这个重要位置，除了客观上的特殊条件外，与胡适出于清华是有很大关系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罗隆基是胡适“新月”和“平社”两个松散文人集团中的重要成员，罗隆基比胡适小七岁，他1928年秋天从英国回来时，最早去的是上海，他去了吴淞中国公学，担任政治经济系主任并兼任教授。中国公学是胡适的母校，这年的4月30日，胡适接任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胡适到中公就职的时候，是马君武先生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致的欢迎词，他说：“1906年胡先生考进中公时，我就认定已替中公取了一位好学生；不但成绩好，品行好，风采也很好。果然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位当年的好学生已经成为国际著名的学者了。现在由他回到母校来做校长，是我们中国公学最光荣的事，也是我感到生平最光荣的事。”（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730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那年胡适正值三十八岁的壮年时期。马君武先生非常欣赏罗隆基，但可以肯定地说，罗隆基到中国公学做政治经济系的系主任和胡适也是有关的，那年罗隆基刚刚三十三岁。罗隆基到中国公学的时候，正是新月社活动的盛期，他自然也成了这个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平社不是一个正式的文人社团，而是胡适他们那班新月社同人在新月活动期间，又生出的一个以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为主要活动的朋友定期聚会。《新月》在第2卷第2号的“编辑后言”中曾说：“如同别的刊物一样，在开始时本刊同人也曾有过一点小小的志愿，但提到志愿我们觉得难受。不说也罢，凡正是病象，原委是疏说不清的。痉挛性的兴奋，我们现在明白，是没有用的；这是虚弱不是强健的表见。我们再不敢说夸口一类的话：因为即使朋友们姑息，我们自己先就不能满意于我们以往的工作。我们本想为这时代，为这时代的青年，贡献一个努力的目标：建设一个健康与尊严的人生，但我们微薄的呼声如何能在这闹市里希冀散布到遥远？我们是不会使用传声喇叭的，也不会相机占得一个便利于呐喊的地位，更没有适宜于呐喊的天赋佳嗓：这里只是站立在时代的低凹里的几个不合时宜的书生，他们的声音，即使偶而听得到，正如他们的思想，决不是惊人的一道，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因此为便于发表我们偶而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另提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我们希望藉此可以多结识几个同情的读者，藉此我们也希冀惕历我们几于性成的懒散。在本刊与未来的周刊或旬刊上，我们一致欢迎外稿。得到纯凭精神感召的朋友是一个莫大的愉快。”这些话可以说是“平”社的宣言，可惜这本设想好了的刊物，最终没有能够问世。刊物虽然没有出成，但“平”社的活动还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对于这一段时间里“平”社的活动，罗隆基是从始至终都参加了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平”社活动的记载，其中涉及罗隆基的地方很多，我们梳理如下（日记第8册）：

    1929年3月25日：“作‘平论’周刊的发刊词，只有一千六七百字。‘平论’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办的一个刊物。去年就想办此报延搁到于今。‘平论’的人员是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努生）、叶公超、丁西林。本想叫罗努生做总编辑，前两天他们来逼我任此事。此事大不容，人才太少，我虽做了发刊辞，心却不很热。

    1929年3月29日：“上星期六（廿三），志摩、实秋、罗努生、张禹九来劝我担任‘平论’周刊的总编辑。我再三推辞，后来只得对他们说：‘我们姑且想象四月一日出第一期，大家都做点文章，下星期五在禹九家会齐交卷，看看像不像可以出个报的样子。’前几天我做了一篇发刊宣言。今天大家全齐了，稿子都有一点，但斤两似不很重。大家的意见还是主张办一个报，并且要即日出版。今天的决定是四月十一日出第一期。我对于此事终于有点孤疑。志摩说‘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总算有点脑子，肯去想想。’我说：‘我们这几个人怕也不见得能有工夫替国家大问题想想罢？志摩你一天能有多少工夫想想？实秋努生都要教书，有多大工夫想？我自己工夫虽多，怕也没有心绪去想政治问题。所以那班党国要人固然无工夫想，我们自己也不见得有想的工夫？”

    1929年4月21日（Sun）：“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燮林、叶公超、吴泽霖。共七人。”

    1929年4月27日：“平社第二次聚餐，到者九人。（第一次七人，加潘光旦、张禹九。）。”

    1929年5月19日：“平社在范园聚餐。上次我们决定从各方面讨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潘光旦先生任第一方面，‘从种族上’，他从数量质量等等方面看，认中国民族根本上大有危险，数量上并不增加，而质量上也不如日本，更不如英美。他的根据很可靠，解见很透辟。条理很清晰。如果平社的论文都能保持这样高的标准，平社的组织可算一大成功了。”

    1930年2月11日：“平社在我家中聚餐，讨论题为‘民族制度’，刘英士反对，罗努生赞成，皆似不曾搔着痒处。”

    《胡适的日记》中记载最多的是罗隆基在中国公学时期的活动，那时也正是新月社和平社活动较多的时候，罗隆基几乎每次都很积极，他在平社的讲题是“从政治上”看中国的问题。从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史料看，胡适和罗隆基至少在四十年代之前的关系是很好的，那时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有时在罗隆基家，有时在胡适家中，胡适对罗隆基的家庭生活也很关心。特别是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被捕后，最关心他而四处奔走营救的也正是胡适。关于罗隆基的这一经历，他曾在《新月》杂志上写过一篇《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3卷3期），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那是11月4日下午一点钟的光景，吃过午饭，坐在吴淞中国公学教员休息室里检阅讲演笔记的时候，罗隆基听见有人叫他。来人走到罗隆基面前。“你是罗隆基先生吗？”那个人问。“是的”。罗隆基回答。“你先生在光华大学教政治学吗？”来人接着问。“是的”。罗隆基又答。“他在这里！”来人随即向外面打了个手势。说时迟，那时快，马上就进来两三个男子汉，在问清了罗隆基的情况后就把他带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罗隆基这次被捕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第八区党部向警备司令部控告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还有就是说罗隆基是“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罗隆基在公安局据理力争，请他们拿出证据来，但他们拿不出来。胡适在这天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知道罗隆基被捕后他的反应：“今天在蔡先生家午饭，席未散，忽家中人来说有学生为紧急事要见我。我回家，始知罗隆基今天在中公上课，下午一时忽被公安局警察捕去了。我即托蔡先生去寻市长张岳军（群），一面托昆三去寻公安局长袁良。我打电话给宋子文，要他即为设法。并打电话安慰罗夫人。一会儿，一涵舒谟都来了。舒谟见了公文，隆基之外，尚有学生邓中邦、张耀先二人也在拘捕之列。一会儿，来了学生代表十余人。财政部来电话，说子文请校长张咏霓先生去保释，即令秘书郭德华兄持保函去保。蔡先生也来了，说他就去看张群预为保释，时郭德华也持张咏霓函来，合于张宅。时隆基尚未送到上海，但张群允即释放。六点多钟，罗夫来电话，说‘胡先生，罗先生回来了。’隆基在电话上说，他的被捕是市党部八区党部告的，警备司令部令公安局拘捕。罪名是‘言论反动，侮辱总理’。这真是绝荒谬的举动。国民党之自杀政策真奇怪！”（《日记》第10册）罗隆基的这次被捕经历前后只几小时，公平地说，当时那些拘捕他的人都是很客气的，从罗隆基事后的回忆看，他们并没有对罗隆基动用什么不人道的手段，再加上胡适通过他的社会关系，罗隆基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但就是这样一次经历，却更加深了罗隆基对国民党的看法。他在那篇记述自己被捕经过的文章中，对国民党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充分表示了自己的反感。他说：“照这样看来，国家没有保障人权的根本大法，固为问题，已经公布之普通法律，政府和赏党员，不肯遵守，又为一问题。党员指挥军警，军警执行司法，这是政府和党员不守法的证据，这的确不是目前的法律。凭情论事，军警执行司法，大部原因，又在党员可以指挥军警，今日的局面，一言以蔽之：‘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党员高于法’，这是我们小民生命上最大的危险。这与法治的原则，根本相违背。‘党员高于法’，不止是党员不守纪律，法律上同时加党员特殊权利，做小党员横行的保障。”（《新月》第3卷第3期第13页）过了两天，胡适又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光华大学政治学社代表来谈隆基被捕事，欲作一大运动，要求约法保障。我对他们说，我十三年来不愿鼓动学生来赞助我的主张。这几个学生的言论使我感觉不愉快，他们是政客一流人，将来恐于隆基有害。”
    罗隆基在中国公学是兼课性质，那时他的主要精力是在光华大学，同时还参加新月社的活动，编辑《新月》杂志，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批评国民党专制的文章。他在光华大学教两门课，是大二的比较政府和政治思想史，很受学生欢迎。台湾历史学家沈云龙是光华的学生，他在《光华大学杂忆》一文中曾说：“我进光华不久，他在兼课的吴淞中国公学下课后，忽被治安人员带逮捕，经讯问后旋又释放。他返光华在大礼堂向全体同学报告经过，语极锐利，锋芒毕露。”（《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53页）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是罗隆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那时他做为一个大学教授，身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气质，不计后果地向极权和专制开战。为此也给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在罗隆基一生中，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在他遇到危难的时机，给他帮助最多的是胡适，在这一点上，罗隆基四十年代的选择，确实有点出人意料，因为那时他实际上已和胡适分道扬镖了。中公被捕后不久，罗隆基又遇到了要被光华大学解聘的事，这时帮他的人又是胡适。1931年1月13日，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今天早起，见报纸上已将教育部给光华大学的电令发表了。关于罗事全文为：‘罗隆基言论妄谬，迭次公然诋本党，似未便任其继续任职，仰即撤换。’此是光华发表的。《时事新报》标题为‘光华小纠纷解决’！天下人固有这样愚蠢的头脑！’”当时胡适的判断是“此令既发表，便难收回了”。也就是说，胡适从心里是知道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挽回的。但胡适这个人对朋友是很诚恳的，他并不因为有难度就放弃。为此，他又去找了金井羊，问他此事应该怎么办。他们谈了很久，胡适最后决定托金先生向陈布雷说，请他出面帮忙。胡适的理由是“罗事本系个人负责的言论，不应由学校辞退他，更不应由教育部令学校辞退他”，胡适对金井羊说：“如布雷愿意和我面谈此事，我可以一行。”这是胡适对罗隆基被辞一事的基本态度。金井羊走后胡适又和凌舒谟商量，凌舒谟刚刚见过金井羊，他告诉胡适说，金井羊答应明晚回南京后，后天即去和陈布雷谈此事。胡适当时的提议是“布雷了解后，然后叫光华去一呈文，说明执行部令的困难，由部中批准撤回，罗隆基自行辞职。”过了几天，胡适为罗隆基的事又去看望了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先生。张先生要胡适转告罗隆基不要再去光华上课了，对此胡适的回答是“恕不能转达此意。”张先生对胡适说：“我已把部令抄给他看了，他和我打官话，要来上课，我要禁止他！”胡适听了以后，对张寿镛先生说：“承先生把我当作畏友，我老实说，先生这个办法是错的。你最好装作不看见，不知道他来上课。你若禁止他，用什么法子？叫警察？调兵？用学生？”张先生听了胡适的劝说，就软了下来，他说：“我一定装作不知道。”张先生还说，他可以向蒋介石去说此事。张寿镛为罗隆基的事听了胡适的话以后，给蒋介石的呈文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从自危。”“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张芝联编《约园著作选》第444页，中华书局1995年）胡适那时为罗隆基的事四处奔走，固然于他和罗隆基个人的私交有关，但这并不是他要为罗隆基出力的唯一理由，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对罗隆基的态度实是一件侵犯个人言论自由的事，而这和胡适的理想绝不相容，他是在为朋友奔走，但也是在为他一生的理想奔走。
    为了给罗隆基讨回公道，胡适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几天后，他再一次找了金井羊，把《新月》杂志的全份托他带给陈布雷，并送一份给将介石，同时还附了一封信给陈布雷，说他不能应约去南京。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说：“信的措词颇强硬，井羊不愿交去，但把《新月》留下。”金井羊还是劝胡适往南京一趟，但他终于没有去。1931年1月19日胡适到罗隆基家中，恰好潘光旦、王造时、全增瑕、董任坚。胡适对他们说：“罗事只有三条办法：（1）依我的办法，先由教部承认了我们的原则，后由张寿镛去呈文，让教部自己转圈。然后罗辞职。（2）教部已说不通了，可由张寿镛发表一个谈话，说他不能执行部令。为此罗也可辞职。（3）教部与张君皆主认此原则，则由罗自己自己抗议而去，声明为顾全光华而去。”胡适对于此事完全不是个人意气，而是这事关乎一个国家内能不能有健康的言论问题，从胡适对此事认真的态度上，我们今天都能感到他对言论自由的强烈信念。1931年1月18日，胡适给陈布雷写了回信，但这信金井羊没有同意带给陈布雷，不过信稿却保留了下来。胡适在信稿的下角批注“此信井羊未曾带去，仅带去《新月》两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收有这封信的全文：

布雷先生：

谢谢先生一月十七日的信。我非不知“此事部中既决定，当
不能变更”；但我当日妄想天下事也许有更大于变更一个决定者，
故不避冒昧，为先生进一解。
先生之不能赞同鄙见，我很能谅解。但我关于此事要说的话，
已大致写出来了；白纸黑字，还不能使先生认识我们，口谈如何
能得着“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
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
故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二卷全部及三卷已出之三期各两份，
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新月》谈政治起
于二卷四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浏览这几期的
言论。该“没收梵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
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
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报的。（例如先生对
井羊兄提及罗隆基君被捕保释后所作文字，此文现载三卷三期，
先生试一读之。其中有何挟忿诋毁的言语否？）
我本已答应十六、十七日在青岛大学讲学；因罗君事，遂去
电展期。今此事既无可挽回，我拟由海道赴青岛，船期定后即须
北去，恐怕不能来南京面承教益了。歉怅之至，千万请原谅。
    给陈布雷写信的同时，胡适还约了张寿镛先生，他下午来见胡适，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他来时竟带了一个密呈来，呈文附后。他敢如此做，殊出我意外。我改了两处，得了他同意，然后打电话请隆基来谈，他赞成了。我们约定，如此呈经蒋批准后，即发表，发表后，罗即辞职。井羊也来了，我们四人都很高兴，但不知毕竟结果如何。”金井羊仍劝胡适去南京。但胡适说不去。并说“请你告诉他们，‘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1）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2）友意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无此二项，没有‘共同的认识’。”在胡适一生中，类似的事情并不止这一件，有人曾说胡适在政府面前是最容易妥协的，其实在原则问题上，胡适在政府面前从来没有妥协过，但如果政府是讲理的，胡适也从不意气用事。就在胡适为罗隆基的事奔走的时候，中公内部也出现了很多矛盾，那时，胡适很能在复杂情况下用运他的理性，并没有因为国民政府对罗隆基不公，就一味地袒护他。罗隆基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一生行事的基本风格和胡适大不相同。就在中公闹矛盾的时候，他也批评过罗隆基，他说：“中公问题如此结束，甚为痛心。大概二月四日的校董会本意由孑民先生暂任校长以救危局，而君武隆基诸人不明大体，纵容学生去包围校董会，遂成僵局”（第10册）中公出了事情，本来校董自己解决即可，但由于学生太激进，校董会只好求教育部帮助解决，最后他们派邵力子先生来做了校长。“中公的事，我已略知大概，但尚不知隆基玩了许多笨拙的把戏，而君武同他一样见识，遂闹到不可收拾。”也许此时已种下了罗隆基最终要和胡适分手的隐忧，不过那时他们之间并没有因为这些小事而影响个人的友谊。1931年，罗隆基从上海迁到天津，先做《益世报》主笔，后来又在南开当了讲师和北平晨报社的社长。罗隆基北上以后，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在他和胡适之间，由于政见不同，他们以后的友谊也就淡下来了。罗隆基那时对政府的批评异常激烈，而胡适却较为低调，罗隆基在《沈阳事变》和随后的一系列社评中对国民党蒋介石都做了很激烈的抨击。为此《益世报》曾爱到了停止发行的处分，罗隆基还在天津遭到过一次暗杀，但这些并没有吓住罗隆基。胡适在他的日记中曾写到他对于这一时期罗隆基的看法，他说：“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11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胡适和罗隆基的个人关系依然很好，他到天津办事，还住在罗隆基家中。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四点到罗努生处写了几幅字，都不好。打牌到深夜，次日早车回北平”（11册）胡适和罗隆基虽然个人关系不错，但越往后，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明显，那时胡适和他的清华朋友们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谈论政治，《独立评论》的活动罗隆基参加的不是很多，他只在这本周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训政应该结束了》（171号）另一篇是《国联还可以抬头？》（204号），这是罗隆基为天津《益世报》写的一篇社评，由《独立评论》转载的，罗隆基这篇文章是和胡适唱反调的，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罗隆基先生驳我的“国联可以抬头”的文章，虽然不能改变我乐观的观察，却是我们的读者应该读读的。”胡适虽然只比罗隆基他们大四五岁，但在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上却比他们要有远见。七七事变以后，胡适曾当面批评过罗隆基一次。“这天晚饭时，先生还有我同时吃饭的几个人商量明天到庐山开会的事情。饭后会谈，在座者还有罗隆基。当时罗隆基发言，‘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适之先生严厉指责罗隆基。他说：‘国民党抗日，被迫撤退。各党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撤退。若是不抗日的党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买国吗？胡先生一向批评训政制度，此刻却说：‘依训政约法，国家的政权由国民党代行。敌人迫国民党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权者退出河北。这是什么时候？努生！你不应该这样说。----- ”（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见51年2月6日《中央日报》），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5册第1598页）这些方面，当时也许看不出什么，但多少年以后，我们还是认为胡适这个人了不起，他是一个能在热情中保持理性的知识分子，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

罗隆基与储安平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知名人士的身份与会。6月2日，《人民日报》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此意见》为题，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即是著名的“党天下”论。
    储平在发言中首先指出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已成为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在储安平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他还说：“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党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的这个说法是很知名的，他成为右派之后，批评“党天下”的文章很多，但那些文章都没有说清楚这个说法最早来自哪里。最早使用这个说法的是罗隆基。
    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第一篇文章就是罗隆基写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中有一节是批评国民党“党在国上”的，他说：

“党在国上”的影响，尚未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
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
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
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
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
其它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
持续不断的“党天下”。

    罗隆基比储安平大十三岁，已不是一代人。罗隆基是胡适那一辈人，而储安平是晚辈了。储安平和罗隆基的经历大体相似，他从光华大学政治系毕业以后，不久就去了英国留学，他在英国和罗隆基进的是同一所大学，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受过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的影响。储安平在光华读书的时候，罗隆基虽然已经离开了，但从师生关系上看，也可以说，储安平还是罗隆基的学生。但实际上储安平和罗隆基之间的关系并不好。1946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列为“撰稿人”的前后就有78人，这中间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中间偏左的，也有中间偏右的，但这个名单中没有罗隆基，而且《观察》时期，罗隆基没有给它写过一篇文章。胡适《新月》和《独立评论》时期的旧友，多数都给《观察》写过文章，为什么就少了一个罗隆基呢？不是储安平在政见上和罗隆基有什么不同，主要是因为储安平对罗隆基个人的私德有他自己的评价。储安平在他的名文《中国的政局》中曾对当时民盟的几位头面人物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谊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观察》第2卷第2期）这是储安平四十年代对罗隆基的评价，那时储安平看重的是像胡适和傅斯年这样在政府之外保持独立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卷入实际政治生活的那些人，他的评价一向不高。在这一点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我们应该说储安平的判断是不无道理的，尽管罗隆基最终的命运和他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虽然都是有思想有个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在人生境界的追求上，还是有区别的。

《新月》时期罗隆基的言论

    1928年，罗隆基三十岁。那时《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先后在北平和上海开张，这一时期罗隆基非常活跃，《新月》从第3卷第2期开始到第4卷1期都是由他做主编的。《新月》本来是一个文学刊物，但罗隆基接手后，陆续发表了不少关于人权问题的文章，挑起了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这些言论触犯了国民党当局，也最终导致了罗隆基北上的结局，从此他一生的重要活动就都是以北方为主了。罗隆基在《新月》时期，主要的朋友是胡适和他为主的清华留学欧美的学者。《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罗隆基给胡适的十封信，主要是这一时期的。那时罗隆基对胡适是非常信任的。他在给胡适的信中不仅多谈《新月》的编务，还把自己生活上的问题向胡适述说。那时他的婚姻已出现了裂痕，有时他在和胡适讲完《新月》编辑方面的事之后，总要提上一笔自己的家事。他说：“家事依然一塌糊涂，十分痛苦。志摩新从上海北上，知之甚详也。不久总须求根本解决，知念，随告。”（第64页）虽然家事并不顺心，但这一段在罗隆基一生中还是他著述最丰的时候。
    罗隆基初从英国回来，南京方面曾延揽过他，他也不是没有动心，而是觉得去处不是很合适。胡适曾转过一封戴季陶的信给罗隆基，是想让他到考试院做事的，他在给胡适的复信中说：“惟原函中所谓在院服务，并未言明何项职务，所谓党校教书，亦未言明何项科目，令人实难答复。”最后他告胡适“何去何从，当以考试院之职位而定耳。”（上册502页）虽然后来罗隆基并没有去考试院就职，但他对仕途还是不反感的。
    《新月》时期，罗隆基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主要活动还是以言论政，不脱书生本色，他是给《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他的文章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罗隆基的言论大体有两种，一是以自己的专业背景，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一是以自己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批评国民党。
    罗隆基为《新月》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吏治》，连载三期。在这篇长文中，罗隆基详细介绍了美国开国初期的吏治，分赃制度下的吏治及改革运动中的吏治，不难看出罗隆基非常熟悉美国吏治变革的历史，他如此详细地介绍也是有他自己的苦心的，他是希望国民政府能够从中借鉴一些先进的东西。
    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发表《专家政治》一文。这是罗隆基的一篇代表性论文。罗隆基对于现实政治是有兴趣的，这一点他的朋友都清楚，无论那一方面都公认罗隆基是有才能从政的，反对他和欣赏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行政好手。从这篇说“专家政治“的文章中，我们也能看出罗隆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熟悉程度。他信奉“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并明确说，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罗隆基对中国政治结构的评价是行政比政体要紧，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们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能够遭殃。罗隆基关于专家政治的想法来自美国，他当时已经注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专家政治。罗隆基认为当时中国政治上的混乱，主要原因在行政上，具体说就是行政人员的选拔制度很落后。罗隆基回国不久，即介绍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之前的吏治，其着眼点即在如何能将真正有才干的人选出来。罗隆基认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这就是一、武人政治；二分赃政治。他认为，一个不经过选举、考试而是靠推荐、援引、夤缘、苟且产生出全国的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及方面，先要除去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要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2卷2期）《新月》时期，罗隆基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论人权》。
    罗隆基认为，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衣食住行，温饱小康固然是人权，但人权的范围给不止此，在罗隆基的人权观中，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他是做人所必须条件。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是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非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新月》2卷5期）罗隆基还分析了人权和国家的关系，他引述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政治哲学上立论，国家不是一个单单有强迫人民服从他的意志的团体。除在严格的法理上外，国家只有在人民服从国家的利益这个条件上要求人民服从。国民之所以为国民，就是他有检查政府一切行动的宗旨及性质的责任。政府的行动，不能以其出诸政府，即成为天经地义。国家，简单地说，不能产生人权，只能承认人权。国家的优劣，在任何时期，即以人权得到承认的标准为准。说到人权与法律的关系，罗隆基认为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说到人权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时，罗隆基认为人权有时间性与空间性，因时地而不同，有时偏重经济，有时偏重政治。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罗隆基以“我们要什么样的人权”为题，开列了三十五条，这些条文，可以看作是罗隆基为中国起草的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今天读来，也很低令人振奋。《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两篇文章，是罗隆基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作法的，他认为，思想不能统一和不必统一，这是许多透彻说明过的问题，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过“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的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的一条狭路。（《新月》第2卷，第8期、12期）《论共产主义》是这一时期罗隆基对这个问题全面的批评，之后他还写了一篇《论中国的共产》再次阐发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罗隆基建议他们“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他在文章中集中分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壮大的原因。（《新月》第3卷，第10期）
    《新月》时期，罗隆基的文章理论色彩很强，逻辑严密，非常雄辨，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政治论文》，由新月书店出版。

四十年代

    罗隆基在天津做《益世报》主笔期间，还有过一些政治活动，那时他已和张君劢、张东荪等人有了较多的来往，他还参加了“再生社”，并且成为其中的主要成员。在抗战前夕，罗隆基是主张抗日的，他和一切主张抗日的分子携起手来，包括共产党在内。当时有人认为他是故意给政府一个难题作。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他和“中社”的代表熊希龄、谷锺秀、李璜一起质问汪精卫，国难会议为什么不谈政治？汪精卫竟然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你们不满意尽管革命好了”，罗隆基他们愤然而退。（《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36页）抗战一起，罗隆基很本能地回到他早年的爱国主义里去了，他离开天津南下，那时南京当局是紊乱的，对于由北方逃来共赴国难者是无暇欢迎的，他由京而汉，参加了国民参政会，这表示他于大敌当前之时与国民党合作了，但他仍然对于政府采取批评的态度。这一时期，罗隆基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政治漩涡中的人物了。当时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中共交出军队、政权，放弃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中共的批评，罗隆基也反对张君劢，他认为要抗战就要同中共搞好关系，罗隆基在四十年代的选择，在许多了解他的人看来是不觉得奇怪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休会后，罗隆基作为驻会参政员，留在武汉，武汉沦陷前随参政会迁到重庆，四十年代初，他还一度被聘为西南联大政治系的教授，后被解聘。
    四十年代中期，罗隆基和他早年在清华的那些朋友已经来往不多了，这期间他作为民盟的宣传部长非常活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关于罗隆基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我们已有的材料很多，我这里还是偏重于他那时的文章，因为他的现实政治活动，今天还难以给出一个恰当的评价，这些还是留给未来的历史去评说吧。
    罗隆基四十年代的文字也不少，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当时昆明的《今日评论》和《民主周刊》上面，他在《今日评论》上重要的文章有《期成宪政的我见》（2卷22期）《五五宪草的权利义务章》（3卷10期）《欧战与民主主义的前途》（4卷1期）《权力与效率》（4卷9期）《日寇撤兵与中国抗战》（4卷20期）《中国与民意政治》（4卷21期）《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4卷24、25期）《国民参政会的效用》（5卷5期）罗隆基在《民主周刊》上写的文章更多，几乎每期都有，《民主周刊》前面的“时评”差不多都出自罗隆基之手。他较重要的文章有《党派团结的具体建议》（1卷7期）《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1卷16期）《中国民主路程遥远》（1卷19期）《中国的政治前途》（2卷1期）《为国民党借箸一筹》（2卷4期）。
    罗隆基本来就是一个文章好手，他在四十年代的文章，主要集中于讨论宪法和政党问题，他那些文章完全以一个在野者的身份说话，要求国民党尽早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联合政府，实行多党政治。从学理上说，罗隆基这个时期的文章，无懈可击，但总体上评价，还是胡适当年批评他的，因为自己过于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四十年代是罗隆基的黄金时代，1940年11月3日，当时《新华日报》战地记者陆诒先生曾在昆明采访过罗隆基一次，他笔下的罗隆基是这样的：“我就在这里访问了国民参政员、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罗隆基先生，畅谈国内外时事形势。罗教授身穿一件深色长袍，西装裤，足蹬革履，头发向两边分开，容光焕发，风度翩翩，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接见记者时一点也不拘束，并说他曾办报多年，彼此是同行，乐于谈点多时局的看法。”（陆诒《文史杂忆》第210页，上海文史资料第75辑）
    采访结束后，罗隆基还对陆诒说了这样一番话：“《新华日报》办得很有生气，就是发行工作没有做好，从重庆寄到昆明相隔时间太久，你们应该派人来此做点调查工作，设法改进发行工作，以满足读者的期望。”不知是因为陆诒是《新华日报》的记者，罗隆基才说了这些话，还是他真正就是那样认为的。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罗隆基还是一个书生论政的大学教授，那么四十年代的罗隆基就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了，那时他已是民盟的要角，作为国共之间第三方面的代表，他参加了影响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六十年代罗隆基写了长篇回忆文章《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3页），详细回忆了他那一阶段所经历的事情，从民盟的建立，到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叶笃义在六十年代也写过一篇《我与罗隆基》（《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第38页），所忆的事情没有什么差别，需要说明的是他们那时已是右派，而且在那样的年代里写回忆文字，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尽管他们都是有过良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但在那样的年代里，他们的回忆录是作为检查来写的，所以有很大局限。1949年罗隆基和张澜被困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脱险后离沪赴京。（参阅郑定竹《张澜、罗隆基住院及脱险》，《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
    对于四十年代的罗隆基，当时的社会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可以说是有很多说法的，因为在那样的历史关头，罗隆基的选择对于一些更有历史眼光的自由主义来说，他们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罗隆基。这一时期，真正爱护罗隆基的还是他早年那些清华的校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梁实秋。可以这么说，在罗隆基受到他早年朋友们非议最多的时候，在政见上和罗隆基根本不同的梁实秋却能公正地看待他。梁实秋在当时的《世纪评论》2卷15期上写了一篇长文《罗隆基论》。对于为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出来，梁实秋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应该爱护一个政治上的人才，“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梁实秋说他并不是适宜于写这种文章的人，他的理由是罗隆基年纪还不大，将来可能会变化，不便加以定论，另外他和罗隆基有三十多年的交谊，难免不有偏见。但那时社会上对于罗隆基的抨击很多，梁实秋觉得还是应该出来写这第一篇文章。他说：“我觉得社会要培养一个从才很难，而毁掉他很易，这与政治上的人才为尤然。罗隆基之为人，毁誉参半，我并无意为他分辨，他自有他的人格与事业在，大家本可自由的予以衡量。不过近来我看见许多文字与记载，似乎都是恶意的对于罗隆基另以抨击，其目的似乎是要把他毁掉。一个人之被毁掉，是一件小事，但是这种风气不好，在一个将踏入宪政时期的国家里这种风气尤其不好。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轨道的人，愿意看见政治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才不断的出现。我们并不愿意看见政治上全是清一色的标准化的人物。各人的意见不同可以互相批评。但是这批评也似乎应该有一个无形的限度，第一我们不必以揭发隐私为攻击的手段，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在理论上互相辨驳，我们不该以各种低级趣味的技巧来毁坏对方的声誉；第二我们的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并不以置对方于绝地而后快。”那时攻击罗隆基的主要是国民党官方的报纸，说罗隆基的绰号是“玻璃裤子”，南京方面还有报纸在宣扬，说罗隆基“玻璃裤子”也脱下来了。在昆明时，有人把罗隆基写作“罗隆斯基”，把闻一多写作“闻一多夫”，对此梁实秋的看法是“我们在政治理论的斗争上不需要这样的幽默。”那时还有报纸说罗隆基坐了周恩来的浅绿色汽车在南京招摇过世。梁实秋对这种说法也很不以为然，他说：“他坐那辆浅绿色的汽车，我亲眼见过，并不诬他。但是这成什么新闻呢？浅绿色的汽车，周恩来坐得，罗隆基坐不得？难道一定要达官贵宦的眷属子弟才可以坐汽车？此事虽小，发布这项新闻的人的心理是很不健全的”。那一时期北平还有一张小报转载南京一张大报的社论，标题是《驱逐罗隆基出境》，理由是中共代表已经归返延安，罗隆基已无所附骊，应该追随到延安去作中共的尾巴。梁实秋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驱逐出境是一种惩罚，罗隆基犯了什么罪而要予以驱逐出境的处分呢？与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战斗的共产党，其代表周恩来并不是用驱逐出境的方式而离京的，是用外交的礼貌限期送他出境的。有人说街上的狗只有切断尾巴的，没有切断头的，这话说得太可怕了。”那时还有人利用罗隆基的私生活作为攻击他的张本。报纸上也不时有这样的飞短流长。国民党的一家报纸上还披露了一封罗隆基的“情书”，用以诋毁罗隆基的人格。
    那时很多不赞成罗隆基的人，差不多都说他是投机分子，对于这种说法，梁实秋说：“如果一个人在许多样政治理论当中挑选一种比较的他认为最合理的、最适宜的、最有实现可能的，而加以宣扬鼓吹，如果这样的人叫作投机分子，那么我说罗隆基是一个投机分子。如果一个人朝秦暮楚以做官为目的，‘有奶便是娘’这样才是投机分子，那么我可断然说罗隆基不是投机分子。
    据梁实秋介绍，罗隆基二十来所作的政治活动他是很清楚的。在外国作学生时代，一向是同情于革命运动，对于孙中山先生是深为向往的。孙中山逝世的那一年，在纽约号召华侨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华侨方面也有不少国民党员，主其事者当中却有罗隆基、闻一多和潘光旦等人，主席就是罗隆基。罗隆基回国以后，由于姻亲的关系，他有机会得到南洋巨绅“中山老友”张某的支持而得到官做，这在许多刚回国而尚无职业的留学生看来当然是难得的机缘，但是张某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要罗隆基进党──进那个当时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为号召的国民党。罗隆基毅然拒绝了，他离开南洋，回到上海教书。回到上海以后，罗隆基因为与一些要人的私交，也有过许多被援引做官的机会，条件虽然没有明说，但还是以入党为前提，他又毅然拒绝了，回到北平去做新闻记者。梁实秋是罗隆基清华和留学时代的老友，他所说的事不会是假的。他虽然和罗隆基不是一类人，但他对罗隆基的评价却是很高的。他说：“‘同学少年多不贱’，罗隆基始终不曾低头，他对政治的热情从来不曾减退。他写的无数篇社论，归根到底，不外民主、自由两大要义。”在政协空气最浓的时候，确有罗隆基要做官的呼声。等到国共和谈破裂，他做官的希望归于乌有，很多朋友为此而惋惜，但梁实秋并不这样想，他认为，一个人若忠于他的信仰，若坚持他的抱负，是否出仕，并不重要。假使于民盟拒绝参加国大之际，罗隆基匹马单枪的跳出民盟，而参加国大，各方面将欢迎不暇，改组政府分一杯羹亦是意中之事，但罗隆基没有那样做。罗隆基并不是不想做官，机会到来，他不会拒绝做官的，不过要看在什么条件之下做官而已。
    梁实秋认为二十年来，罗隆基一向是站在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这不是投机。如果在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局促在两广州的时候而反对国民党，那也许是投机。罗隆基和国民党对立，是在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在朝者弹冠相庆，在野者阿谀篷迎的时候。罗隆基以一介书生，胆敢与在朝的革命党政府相抗，果所何恃？果所何求？这算什么投机？从在上海办《新月》杂志的时候起，他主张的是人权、民主、宪政、自由、中央地方均权，一直到现，大体上没有变化，他反对一党专政，他催促颁布宪法，他拥护人权自由，他呼吁缩短训政期限，他鼓吹抗日，他讥弹贪污纠举亲贵，他重视政协──这种种，都是后来国民党一件一件的说是作了，多多少少作了，都是认为必须而合理的事。罗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点。在“以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此些都可以证明罗隆基这个人不是投机，而是不合时宜。

梁实秋对罗隆基的批评

    梁实秋并不因为罗隆基是自己的朋友就完全认同他的政见，所以他在肯定罗隆基为民主和自由奋斗的前提下，也对他有所批评。他认为罗隆基的政治理论是从英美晚近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成规中提炼出来的，虽然陈义甚高，但缺少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基础，他的全部思想都是舶来品，舶来品不一定不好，而且老实说舶来品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理上总感觉到完全借用外国的理论不免有生吞活剥之嫌。最好是在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里寻一条路出来，然后参酌西法，改头换面地揉和在一起，这就容易被人接受，如果外国的政治理论，不限于英美式的民主思想，把苏联所谓的“经济民主”的要义也特别强调一下，那就更容易得到另一部分人的拥护。罗隆基的政治见解，偏重在理想和原则方面，如果实现这理想或原则，那是很难的事。一个政治学者也不可以只谈原则不管办法，何况是一个要献身于实际政治的人，一个政治的批评家容易高谈原则，而一个实际负政治责任的人便要很注意于琐细的技术了。罗隆基不是见不及此，例如他所推崇的“专家政治”，即是想把政治专业化，但这究竟不是改造中国政治的首要问题。如何把一个中古式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这不一定需要专家设计，而要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来奠定基础。比如说一部宪草，里面包含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罗隆基对于宪草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特别注意到代议制的形成，所以他曾有过委很精湛的意见，要修改关于国民大会的种种规定，但是还不够。国民代表如何选出来，那才是大问题。以中国之大，组织之散漫，教育之低下，怎样才能找出一个好的选举办法来？英美那一套移植到中国来，一时是不可能的。梁实秋觉得罗隆基的政治见解之最可议处还不在这些。他最不满意的是罗隆基加入民盟以后的对外政策。从表面看，罗隆基在文字里表现的外交政策是一种自主的政策，并无可非议，但是遇到实际问题，他所表现的态度就不免偏颇。梁实秋在关于雅尔塔会议对中国的问题上，认为罗隆基不应该不顾国家的利益。他认为罗隆基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不应该失掉他的政治理智。那时《民主报》发表过一篇社论，公然说苏联占有东北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不能不有他的安全线。梁实秋见到罗隆基后，就告诉他那篇文章的荒谬，罗隆基说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而且他也认为不当，虽然他是《民主报》的社长。梁实秋对那一阶段民盟迎奉别人和苏联很反感。他说：“一个政治家不能多树敌，在必要时还能纵模捭阖组织联合战线来应付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手段的应用，要有限度。最重要的限度就是不能妨碍国家的利益。”苏联在东北的表现太欺侮中国了，梁实秋认为不但不该喝采，而且不该沉默，不但不该沉默，而且要抗争。他对罗隆基的劝告是“参加民盟活动，也该有个限度。”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站在国共之间，有些人稍稍偏左，有些人稍稍偏右。罗隆基是很左的。梁实秋认为，偏左倒不一定就是错，犹如偏右好不一定是错。他说：“站在中间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骑墙分子，应该有他坚定的信仰与立场并无所谓偏左偏右。如果某一椿事，国民党的主张比较合理，不悖于民主自由的思想与国家利益，我们当然偏向于国民党；如果某一椿事，共产党的主张比较合理，不悖于民主自由的思想与国家利益，当然偏向于共产党。所以严格的讲，自由主义者在思想上并没有固定的偏左与偏右只是就事论事，显着是有时偏左与有时偏右而已。罗隆基近来的态度，好象是近于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这顾向我不赞成。”
    在四十年代，罗隆基在早年朋友当中已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梁实秋是他的朋友，但对他的变化也很不以为然。他曾直率地说：“我曾和罗隆基开玩笑，我说他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这话虽是有意挖苦他，其实也正是我的意见。”
    罗隆基是一个才气纵横的人，他不平庸，他的脑筋灵敏，辨才无碍，演说辨论都是他所擅扬的。他知道群众心理，他知道怎样煽动群众的情感。他知道怎样分析政治局面。梁实秋是很了解他这位老朋友的，他知道他的长处，也知道他的短处。梁实秋说过，努生的国文英文都不错，“他对于‘议会法’特别熟悉，用不着参看‘民权初步’，他早就知道如何主持一个议会的进行。在许多场合，议事程序全然不合，他不免在旁窃笑，这都 是他的才干，往往为侪辈所不及。”

罗隆基的一次记者招待会

    罗隆基同时代的朋友公认他中文英文都好，文笔口才都来，辨才无碍。为了能使今天的读者进一步了解罗隆基的才华，我在这里转述一篇罗隆基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历史记录，这篇文章出自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第3卷第8期，是一位署名辛耶的记者写的，我们从中可看出罗隆基当年的风采。

同时代人对罗隆基的评价

    罗隆基曾和他的三位安福同乡被称为是“安福四才子”，因为他们同出于清华，都成为当时名重一时的人物，这四个人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和作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彭学沛。前三位1957年都成了右派，其中罗隆基和彭文应还是五个未获改正的知名右派中的两位。对于罗隆基在政治上的最终选择，他同时代的朋友评价不是很苛刻，因为人各有志。但对于罗隆基个人的评价却有不少，这此评价不一定都准确，但对于了解罗隆基这个人却是有帮助的。我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说过了罗隆基的同学浦薛凤对他的评价，也说了晚他一代的储安平对他的看法。下面是另外几个人对他的评价。
    还是先从梁实秋说起。梁实秋说：“讲到他的人品，问题可多了。许多人批评他不诚恳，不择手段。当然像张君劢先生那样的憨厚恢宏，或梁漱溟先生那样的诚恳刚毅，他都相形见绌。他的锋茫也许是太露了，他的性格也许是太急躁一点，不过在出处大节上他没有苟且过。他急于进取，玩弄手段是有的，但是我还看不出有什么伤天害理的行为。我承认他有重大缺陷，他锐利有余，涵煦不足，所以不容易得人心。他多少年来做政治活动，常是匹马单枪，固然也不乏‘同路人’之类，但多是临时联属，不见得能长久的志同道合。他在才学上，可以领导一个运动，他在品德上不易笼照一个团体。”梁实秋的这些话是在罗隆基最活跃的时候说的，没有一点恶意，一个人有长处，有短处，这是梁实秋衡人的前提，在政治人才极度缺乏的时代，梁实秋认为对于罗隆基这样一个在野的人才，不必过于苛责，更不能落井下石。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还是有一点气质的，就是朋友之间，批评起来也是毫不留情。如果说梁实秋对罗隆基的批评还不失君子风度，那么闻一多的批评干脆就是不留余地了。梁实秋在《记闻一多》一书中曾说到抗战前他在清华的生活。“这时候日本侵略华北日急，局势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没有不 然心伤的，罗努生主编北平晨报，我有时亦为撰写社论，于安内攘外之义多所敷陈。一多此时则潜心典籍绝不旁鹜，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厌恶。有一天我和罗努生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第103页，台湾传记文学社）闻一多那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卷进政治漩涡中去。他正言历色的对他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协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从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104页）当时罗隆基听了情绪很不愉快。
    李璜晚年也专门写文章回忆过他的朋友罗隆基，他对罗隆基的评价是“要谈实际政治，罗隆基却是一个人才。当然他不似王造时之老实，也与邱大年和梁实秋两人极全力于纯学术者不类，他又不同于闻一多那样鲁莽冲动，但他能锲而不舍与那样复杂变幻多端的政局，周旋到底，却为我所不及。惜乎当时执政者，自反共清党后，太骄谩了，不知网罗人才，像罗隆基这种本是待价而沽的行政好手，直至抗战之初，始当了一名国民参政员，未能在行政上一显身手，我至今惜之。罗隆基固不矜细行，然而并不伤大雅，在抗一开始，也如黄炎培一样，罗既已与国民党比较接近，事事将顺着帮忙政府。我不知何故当时执政者总是有意排斥他两人。我觉得在重庆陪都时，黄与罗都是行政能手，又都是无党无派，如果政府表示开明，就用他们两人当一个部长，其发生的作用，必然是很大的。乃硬不愿笼罗人才，而不借重党外人才，于是功名之士如果不安于没落，而要想有点作为，则你不用他，他会自打主意。”李璜是中国青年党的领袖，早年也曾同罗隆基一起共事，罗隆基也曾加入过中国青年党，但只填了入党的表格，未经宣誓开会就自动请求退党了，但他和李璜还交往故，李璜一直认为罗隆基四十年代的转变是不得已而为之，认为他内心是矛盾的，比如国共南京和谈的最后关头，罗隆基还敢去送梁漱溟、莫德惠草拟的对共产党不利的方案，《黄炎培日记》是这样记载的：夜九时，偕漱溟、伯钧访周恩来，则已大大生气，绝对不愿再谈，无已嘱其用冷静头脑复加思考，时日再议。”虽然最后第三方面收回他们的方案，但从中可以看出在抗战以后，这些民主人士对于国家和平的努力，关于第三方面最后撤回方案的情况，《黄炎培日记》中的记载较为可信，他说：“10月28日，------ 下午四时，小睡初起，漱溟奔告恩来接阅后大大生气。顿足而哭，认东北两点，大不得了，东北从此无宁日。余乃偕漱溟往梅园，知形势不对，拉李璜、罗隆基共向孙哲生处收回原件，更拉莫德惠四人同行，至政府诸代表正会商此件，乃向索回。共方及马、司均向索回。”（《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增刊第5辑，第124页、125页，中华书局1979年）为此事李维汉大骂：“罗隆基，你不是人”。（李璜《谈王造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36页）
    1947年10月，郑朝宗先生写过一篇《记罗隆基》的文章，和罗隆基比起来他也是晚一辈的人了，他在文章中说：“我只见过罗先生一面，那天是‘五四’纪念日，学校请他来讲演。他的仪表人已记不清楚了，似乎是中等身材，近视眼，穿着纺绸长衫。他的口才自然极佳，但还比不上他的文章。我感到惊奇的是，学校里的教授们对他很冷淡。他是我们的老校友，有许多教授还是他的同级生呢，何以如此薄情，我不理解。后来听吴宓先生说，此人‘不大忠厚’。这四字很笼统，我也不曾进一步去调查过他的‘不忠厚’的具体情况。但十余年来，以忠厚自命的老大哥们“抟扶摇而直上’者为数已不少，这位被目为‘不大忠厚’的罗隆基同学却仍保持《新月》时代的故我。不知这是由于把身价提得太高的缘故呢？或者真的有什么特殊的抱负而轻易不肯降志辱身？有一点确是明确的，像罗先生这样的人最好一辈子莫上台，因为让他留在台下，至少还可以叫台上的人觉得头痛，万一他自己也上了台，那恐怕要轮到台下的人觉得头痛的了。”（郑朝宗《海夫文存》第32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郑先生是一个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但他在四十年代未对罗隆基的这个看法，今天也还是很有见地的，他对罗隆基没有成见，只是凭自己的直感来说话，他的那种感觉和其它那些说罗隆基的朋友，在看出罗隆基的特点方面，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
    对罗隆基的评价中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有关罗隆基的婚姻。吕孝信在他回忆王右家的文章中曾说过，罗隆基在爱情问题上是一个多元论者。（《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23卷第6期第39页）李璜说“那个时候，老罗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36页）沈云龙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53页）这些都是真实的，罗隆基在给胡适的信中也说过，他和张舜琴早晚是要分手的。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中说过“舜琴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嘉坡，暂分开六个月。短期的自由争来亦不容易。将来，让将来照顾将来罢！”（《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70页）罗隆基个人的婚姻生活是他自己的事，外人不好多说什么，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他在婚姻上的选择，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他的清华校友潘大逵说：“当时我们在王造时家见面的时候较多。他经常偕同王右家小姐（亦曾在美留学）一道前来。记得在我1930年回国之初，也曾与他的前妻张小姐见过面。他的前妻是华侨，在英国读书，罗与他是在英国结的婚。她给我的印象是外表本份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教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后来罗就与王右家结了婚。”（《风雨九十年》第57页）罗隆基与王右家的婚姻没有维持下来，后来他们也还是分手了，此后罗隆基就没有再娶，他和浦熙修也没有结婚。据潘大逵回忆，关于和异性朋友结交的事，罗隆基曾和他作过几个小时的长谈。从在美国时与异性交往谈起，一直谈到1949年后。潘大逵说：“我知道他虽然有过两次离婚，但都光明正大，没有干过欺骗和侮辱女性方面的事情。合慢留，不合则去，光明磊落，从无背信弃义之举，就是多有几个女友，也未超越正常社交范围，这有什么可以‘非议’呢？”（58页）罗隆基一生无儿无女，他的晚年是在凄凉中过完的。

五十年代

    1949年以后，罗隆基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十年代他是一个在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他那时已不如二三十年代纯粹，但基本还是一个书生论政的样子。进入五十年代后，他成了一个政府官员，除了许多社会性的兼职外，他是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1956年，新成立森林工业部，他做了部长。我们现在很少能见到有关罗隆基在五十年代初思想的历史资料，但从有限的史料中能够发现他那时不是很愉快。以罗隆基的才能，四十年代未人们看好他的前程，英国承认了中国以后，他的朋友吕孝信就听人说过，罗隆基有可能出任驻英大使。因为以罗隆基中文英文都好，口才门辨才都来的长处，这种传说也是有一点影子的。1949年初，当时驻上海的美国领事齐艾斯曾半开玩笑地问过罗隆基：“将来你在联合政府里能不能做外交部长？”罗当时大笑说：“恐无此可能。”齐艾斯接着说：“我们希望你能做外交部长，中美关系不致中断，我还能留在这里。”（叶笃义《我与罗隆基》，《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第41页）罗隆基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可以做外长或驻外大使，只是人们觉得他那么好的教育背景和个人才能，不到那样的位置上，实在委屈了他，也可以这样理解，这种传闻是人们对罗隆才能的一种评价方式。五十年代初期，罗隆基可能已经感觉到了一点不适应，1950年民盟中央召开四次委员会，内部争论很激烈，主要是章伯钧和罗隆基有矛盾，据千家驹回忆说：“会开了一个多月，开不下去，后经周恩来出面调解，仍未解决。最后竟劳毛泽东亲自出面，找我们大家商谈，双方才算勉强妥协（毛泽东与周恩来两次调解的会，我都参加）。（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239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毛泽东本来就不把这些民主人士当回事，他们那时的情况可能也加深了毛泽东对民盟的不好印象，1957年民盟是所有民主党派中打右派比例最高的，1979年10月，胡愈之在民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中说：“民盟盟员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达六千余人之多，约占当时盟员总数的五分之一。”（《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上册第789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中央委员会中占全体委员的百分之二十九，候补中央委员中占了百分之四十三，在中央常委中占了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第74页，学习杂志社）1957年毛泽东的感觉是“最坏是民盟，他们是男盗女娼”。从现在已知的历史资料看，罗隆基五十年代有一个错觉，那就是他过于迷信联合政府这样的承诺。据吴晗在195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沈衡老和民盟中央的其他同志都已从香港到解放区，我在从上海到华北解放区的时候，罗隆基要我带一封信给已到解放区的沈衡老，要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几个条件，这些条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主要是主张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所谓协和外交政策；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有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第2版）四十年代罗隆基给知识分子的印象并不好，主要就是因为他太靠近这一面了，但罗隆基虽然为了一时的政治利益，做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但他毕竟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青年时代的自由和民主理想。四十年代末，虽然他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但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和过去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据1957年有人揭发，1949年政协召开之前，罗隆基到了北平，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了他。据说他见了毛泽东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毛泽东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第2版）罗隆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已无从知道，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揭发罗隆基的人所提供的事实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也不好说，只能录以备考了。那时周恩来和罗隆基谈话，周恩来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隆基就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周是南开出身的，毛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代表无产阶级而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他还向周恩来表示，我们要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议合作组织联合政府。这些话都是吴晗批判罗隆基时说的，真实与否，我们也录以备考。
    1957年对罗隆基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因为在这一年，他成了全国著名的大右派，他成为右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章罗同盟”，章是章伯钧，罗就是罗隆基了。这个说法也出自毛泽东。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是毛泽东写的，他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毛泽东用的是“章罗同盟”，但在五十年代的报纸和文章中，不知什么原因，多数人是用“章罗联盟”，来批判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其实这个“章罗同盟”根本就是子虚无有，稍有民盟常识的人都知道，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民盟内部本来就是不和的，把两个根本合不来的人用“同盟”联在一起，完全是凭空捏造，千家驹对“章罗同盟”有一个评价：“千古奇冤”。成为右派以后，章伯钧在压力之下，曾说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事先经罗隆基看过，罗隆基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叶笃义说：“章伯钧在反右之初揭发他看过储安平的稿子，他至今矢口否认，储安平在社会主义学院也坚决否认。可能他并没有看过储的稿子。章伯钧捏造这个事实，按道理罗隆基应当恨透章伯钧了。但章伯钧向他倒了歉之后，现在他们两个人水乳交融的程度超过任何人。”（《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二辑第51页）
    罗隆基五十年代的遭遇除了历史的原因以及他和中共高层较为疏远外，也与他在五十年代特别是反右之前过于关心知识分子问题和肃反问题有关。那时罗隆基本来是森林工业部部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只能管管木头的人。但罗隆基毕竟是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过去的经历，特别是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不思考，不可能对于自己的尊严一点也不在乎，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判断，他们有机会总是要说话的。1956年是一个号召百家争鸣的时候，那些早就想说话的知识分子总算等来了一个时机。那一段时间，罗隆基多次找黄炎培商谈知识分子和肃反问题。“2月10日，罗隆基来商谈知识分子肃反问题和国际情况。2月22日，李维汉、罗隆基来商谈肃反偏差处理问题。”（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第27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同年六月，罗隆基在一届人大三次全议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在发表时用了这样的题目：《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那时他是森林工业部部长，但他在发言的一开始就说：“今天我不谈森林工业有关的问题。今天我愿意就国家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了解和意见。”罗隆基的意见比起他过去的那些文章来，已经很有局限，他已经不能再向他批评国民党时那样放言无忌了，但即是如此，他也还是在有限的空间中，说了一点他当时想说的话。那时罗隆基虽然已是一个政府的阁员，但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以他不说话则已，一说就说到言论自由方面去了。他说：“宪法是人民自卫的武器，不是政府压迫人民的工具。我们必须记得，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5期第36页）罗隆基看重的还是人民的言论自由问题，这可以说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有的一个梦想。五十年代罗隆基另一篇重要的文字是他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中国的‘士’对政治亦有他积极的一面，例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士’不是甘心寂寞，不问政治的人，就看领导者怎样能够使他们发挥积极的一方面为国家报务而已。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合则‘士为知已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隆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8期第32页）罗隆基的话虽然比较婉转，但他的意思人们一听就明白，他那时早已感觉到了党与非党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他这篇讲话和费孝通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意思大体是相通的。
    1957年夏天，罗隆基受到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批判，这些批判中最厉害的来自于他的那些民主党派朋友，还有他的秘书，这使罗隆基的处境更为艰难。关于那一时期对罗隆基的揭发材料，现在看来都是欲加治罪，何患无辞。但这里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在揭发罗隆基的时候，萨空了先生在民盟中央召开的整风会上，公布了朋友们给罗隆基的一些私人信件（《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9期第22页），这是1955年胡风集团案以后又一次利用私人信件来治罪的一个典型，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为人权而呐喊的人，对于如此之举，也只能以沉默来回答了。1957年7月15日，罗隆基被迫以《我的初步交待》为题做了一次检讨。
    成为右派之后，罗隆基并没有服气，他曾找过黄炎培，《黄炎培年谱》中说：“1959年6月2日。罗隆基约谈，在文化俱乐部谈一小时，意在说明自己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乃劝其认识资产阶级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症，必须认错忏悔，始有出路。”（286页）据罗隆基的朋友吕孝信回忆，他成为右派后，香港曾有人请他去办报，周恩来也答应他香港美国都可以去，并说罗隆基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说，我死也要死在这里。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在北京寓所病逝，终年67岁。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