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失误

谢泳

    许多人都在反思我们的教育，因为大家共同感到我们的教育在很多方面是有问题的。有些看起来是个技术问题，比如语文教材的编法、高考方式等等，但细想起来，我们的教育之所以到了今天这个样子，关键还是一个教育的理念问题。
    教育的首要问题在养成健全的人格，这是古今中外教育的通例，也就是说，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学好。而我们过去的教育却不是这样。我以为我们在这一个问题上出现的失误，并不是从教育中能找到的，因为教育只是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现在反思我们的教育失误，不妨把眼光再放远一点。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人们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学生打老师、夫妻反目、动辄和家庭划清界线、断绝关系等等，这些现象的频繁出现，和我们的教育肯定是有关系的，否则我们就解释不了那么多反常的现象。我们在教育中犯下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不把真实告诉那些受教育的人，因为我们的教育不是一个说真话的教育，所以长期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分不清好坏的人了。所谓分不清好坏，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已经把一个人的思维训练成了只能用一个标准去判断事物，非此即彼。文革中学生打死老师、北京的中学里学生逼得老师自杀的事已不是一件两件。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今年第二期《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忆顾准的文章，作者徐方。是顾准当年的一个晚辈。徐方的妈妈是顾准的同事。有一次他们在一起说到教育孩子的问题，顾准承认他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在他出事以后，他的孩子都不和他来往了。在那样的年代里，顾准的孩子不和他来往，而徐方却一直保持了她对顾伯伯的敬重。徐方回忆说：“母亲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公私合营、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不仅把她当做孩子，还当做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之间讲真心话，在子女面前，两个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己分子，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么可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这样的事，在那样的年代里是司空见惯的，我们现在说这个问题，也不是要去纠缠这是谁的责任，而是说出这样一个事实。1957年储安平出事以后，他的长子也在《文汇报》上写过一则和父亲脱离关系的声明。这些事情现在看来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我们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事情，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是不能按我们自己的理解去告诉他的，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对于这些事有一套固定的说法。我的孩子还是一个小学生，她有一次问我一个人物，我就说，这个人是一个大坏蛋，可她马上说老师和我说得不一样。我也只好说，那你听老师的吧。一个社会对于很多事情如果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这不是什么坏事，可怕的是我们只许讲出一种说法，或者说只有一种说法在公众的话语里，长期这样下去，人们难免不进入“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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