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鲁迅的骨头是硬的。看鲁迅的文章，他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确是不妥协的，他的硬话都是在文章中说的，他直接和政府对抗的事并不多。对于胡适，我们则总认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常常能和那个时代达成平衡。如果还用我们习惯了的说法，鲁迅是左翼文化的代表，而胡适则是右翼文化的代表。1936年8月8日，吴宓在西南联大时曾和何炳棣说过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近世历史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一时期，每一件事，总是右（改革或维新）派败而左派（革命）胜，然而“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这是吴宓在他的日记中说的，他的这个看法至少可以让我们多想一想。今天研究鲁迅的学者多数对胡适评价不高，而研究胡适的学者也对鲁迅有看法，我以为这也是正常的。只要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建立在大量可靠文献基础之上的，虽然看法不一定相同，但对于研究工作的深入总是有好处的。我们过去总是讲鲁迅的故事，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我们不能在讲鲁迅的时候，忘记胡适，所以也有必要讲讲胡适的故事。
    我们过去总是说胡适如何与国民党妥协，而很少说他是如何与国民党抗争的。胡适一生和政府的直接冲突也不是一次两次，总体上看，也可以说胡适的骨头是硬的。三十年代初，《新月》因为发表了罗隆基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为此胡适和国民党据理抗争。他在给陈布雷的信中就说过：“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陈布雷为此约见胡适，胡适却不去，有人劝他去，他说：“请你告诉他们，‘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一、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二、友意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这话不是软骨头可以说出来的。马相伯在他的《一日一谈》中说过胡适的“一鸣惊人”。他说：“胡适之此次在北平，当该地长官邀集北平各大学教职员及地方教育界领袖商谈国事时，某官长告诉他们说，某国交一个名单给他们，要他们立即逮捕；这个名单一共有二十几个人，皆是平津教育界领袖，有反对某方嫌疑的。其用意是在一方表示好意，‘你看！我们如何能做这桩事！’但一方也就是对这些教育家一个警告，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小心些。胡适之声色俱厉地答复道：‘我们到你这来，就是准备使你们逮捕的，并且准备你们把我们送到某国司令部去！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保国家的领土1”马相伯因了此事，对于胡适很有好感。他说：“就适之平时为人与其学养说，我也确实未尝十分注意，然而这次一鸣惊人，使我老人复感觉周身热血升腾，觉得中华民国前途，还有希望。尚望适之本此精神努力奋斗，并希望平津一班教育家均与适之戮力同心，共此艰苦，勿让适之独为君子！”胡适一生当中，还可以找出许多类似的事来。我们不能因为胡适曾和政府合作过，就对他的人格也不相信了。1952年11月，胡适到台湾讲学，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胡适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这些事，都是需要勇气的。胡适敢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劝毛泽东不要连任党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