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归来

谢泳

    《从延安归来》是黄炎培先生一本书的名字，现在借用其名，是想说一说当年那些从延安回来的知识分子。顾潮在《顾颉刚年谱》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54年，顾颉刚从上海来北京，当时科学院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是尹达。尹达本来是在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一段的学者，但他后来到了延安。顾颉刚在他的日记中说：“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房子安放，我非常感谢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尹达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尹达也是一个学者，他对顾颉刚的这种态度是不是从延安归来后才有的？顾颉刚无论从年龄还是学术辈份上说，都是尹达的前辈，他这样对待顾先生，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农业大学的的第一把手是乐天宇，他曾是延安农学会的第一届主任委员。那时中国生物学界的前辈、北京大学生物学系的主任张景钺先生曾书面要求参加“米丘林学会”，乐天宇就是不批准，甚至说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难听的话来。（见笑蜀《新中国科学史上的一段公案》，《今日名流》1998年11、12期）这些从延安归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变得这样偏狭呢？
    西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喜欢把从解放区来的读书人称为延安知识分子，以区别于其它类型的知识分子。十年前我曾在《读书》杂志上读过苏炜先生一篇文章，印象很深，他说他在美国参加一个学术沙龙，有一次的主题就是讨论延安知识分子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异同。我后来想到做西南联大的研究，就是从苏炜先生那篇文章受到启发的，非常遗憾的是，我至今没有能够见到苏炜先生提到的那篇文章。但我觉得延安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说法。它主要指那些“革命知识分子”，这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宗的延安知识分子，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那些根红苗正的知识分子；另一类就是投奔革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那个时候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思想左倾，向往革命是那个时代的主潮，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延河水，宝塔山，白洋肚手巾红腰带，一头扑进亲娘怀。应该说，延安自己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成为革命圣地的时候，那里还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没有文化的地方，也就谈不上有知识分子了。可以这样说，延安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延安培养的，而是由延安改造的，是变化了的知识分子。延安是个苦地方，投奔它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是一群有理想的人，他们多数是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去了延安的，延安那时是很有吸引力的。到了延安以后，有的人成了真正的延安知识分子，但也有不少人，虽然到了延安，但却始终成不了延安知识分子。比如王实味，他是到了延安，但延安最终不要他了，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延安不需要这个，有一种思想就够了。不要个性，不要独立思考，只要服从即可。所以那些到了延安而还想用自己头脑思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不适应了。王实味是最典型的，还有高长虹，还有萧军。他们都是些不受延安欢迎的人。这三个人是极有性格的。都说延安是平等的革命大家庭，王实味就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都说这里是艰苦奋斗的大熔炉，王实味就说：“舞回金莲步，歌转玉堂春”。所有的人都以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荣，只有高长虹收到了请柬而不去。王实味因为一篇杂文掉了脑袋，高长虹、萧军最后也都离开了。这些人都是去过延安的，但我们却不能说他们是延安知识分子。丁玲和艾青也是去过延安的知识分子，斗争王实味的时候，他们也是出过力的。他们在延安也有不适应的时候，丁玲写过《三八节有感》，很让延安不高兴了一阵。但丁玲最终还是和延安妥协了，她可以算是一个延安知识分子。最能代表延安知识分子性格的，大概要算是文革前的周扬了。延安知识分子是这个时代的主干，现在我们可以问一句：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还是延安知识分子？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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