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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评传
谢泳
关于储安平我们现在能知道的材料不是很多，特别是有关他早年生活的情况，我们现在了解的至多是一些间接的传说，而没有什么文字材料，我曾和他的四个子女有过通信联系，但关于他父亲早年的生活，他们也所知甚少，我也曾专门访问过他的女儿储望瑞女士，她也知道的不多。储安平的档案今天的研究者还看不到，根据他1949年后工作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四个地方去寻访储安平的档案，即中国民盟、九三学社、中国新闻出版署和《光明日报》社，因为他曾在这四个单位供职，有可能留下有关的历史资料。在我们目前接触到的有关储安平的历史资料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几乎没有他自己写的自传性文字，1949年以后，储安平并没有停止写作，但对于自己的生平很少提起。想给储安平先生写传记的人很多，但正是由于没有资料，所以至今我们也见不到一篇较为完整的储安平传记，有一些记者写的有关储安平的文字，比如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0月），在让读者了解储安平和对他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1957年以后最早从正面叙述储安平历史经历的作品，但由于这些作品是以纪实文学作品出现的，也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对于真正研究储安平还是不够。
早年储安平
储安平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储家是宜兴的望族。对于他的家世，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一份文字材料还是储安平自己写的一篇散文，这是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题目是《母亲》（《真美善》杂志7卷1号，第101页）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我生下来了六天，我的母亲就死了。还只有六天生命的小生物的我，所给予我母亲的印象，就像白烟一般的淡吧！”这是储安平一篇自叙性的散文，虽然他自己没有说明这是一篇有关他自己早年生活的文字，而且由于用了很强的抒情笔调，人们不大留意他所叙述的真实家世，而多数为他忧郁的笔调所吸引，但从这篇散文所涉及到的储安平早年的生活情况，再结合他后来的一些生活，我们可以判定这是一篇真实的文字而不是虚构的。他说：“我父亲，爱赌也爱嫖。-------
还只有六天生命就死去了母亲的孤儿我，因为相貌好，皮肤白，聪明，便为我年老的祖母及其它家人们所痛爱。在那样异样痛爱的祖母之抚育下，我健全地生长着，一直到14岁上我祖母死去了的一年止。然而，虽则曾经抚育我十四年，非常痛爱我的祖母究竟是一个年老的人了；家人们之爱，也只是母亲之外的另外一种爱。”从这篇文字中我们知道储安平是在他伯父家中长大的，他的伯父就是储南强先生，储南强早年肄业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同学，清末曾做过南通知县，后在家乡兴学，兴办水利，建设宜兴市政，修筑古迹。50岁以后，致力于整修善卷、庚桑两洞，直到抗战爆发，储南强先生1959年去世。储安平从小是在一个特殊家庭中长大的，对于他的这位伯父，他一生都心存感激，她的女儿曾告诉我说：“父亲床前一直挂着他伯父的像”，他一生中对他的伯父非常敬重。《母亲》是1930年夏天写的，当时储安平21岁。他说：“祖母和父亲，在我14岁的一年上，都死了去！在这二十一次寒暑的交替中，最初，是依赖了祖母的抚养，以后，便只是凭了自己这天生的资质，和从流浪在外面十年的漂泊生活中得到的世故，人情，学问，识见，应付了一切苦难困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还仍然如漂忽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片舟般的我。”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一点个性，由于幼失怙恃，他从小就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养成了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独立自强，非常自信。叶圣陶日记中有一则储安平请客的记载，可见出储安平的风格：“储安平请客单印有三事，别开生面：一、客不多邀，以五六人为度。二、菜不多备，以够吃为度。三、备烟不备洒。曾参观其社友工作情形，十数人将新出版之杂志插入封套，预备投邮。其出版日为星期六，而今日星期三已印就，定阅者于星期五即可收到。又以纸版分寄台湾北平两地，因而该两地与上海附近同样，可于星期五阅读。此君作事有效率，可佩。《观察》销数到六万份，盖为发行量最多之一种周刊矣”（《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第167页）许多接触过储安平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这可能与他早年的生活有关。
光华大学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光华大学已是很陌生了，但在过去她是很有名气的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她的几个学院被拆散到了其它大学，要是不很严格地看，我们可以说今天上海华东师大的前身就是光华大学，而光华大学的前身是著名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那时的光华是一所自由空气很浓的大学，他的校长是张寿镛先生，文学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其它名教授阵容是胡适、徐志摩、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等。可以这么说，二三十年代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一时都集中在了光华大学，储安平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他后来成为胡适之后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他早年在光华大学的经历不分不开的。储安平大学时代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活跃的时期，那时《新月》刚刚由罗隆基主政，不久就引发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虽然当时储安平没有在这次论战中留下什么文字，但可以说《新月》的精神和气质影响了他，他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差不多十五年之后，这位沐浴着《新月》阳光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终于接过了他前辈的事业。
储安平是1928年进入光华大学的，这个入学的时间现在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他在光华读的是什么专业。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书中说：“他在光华读的是新闻系，从1928年到1932年。”（该书第132页）陈子善认为“1928年秋，储安平考入光华大学政治系。”（《“新月派”的后起之秀》，《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6月4日10版）而赵家璧先生在《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储安平-----
是我在光附中、大学读书时代的同班同学，娶女同学端木新民为妻”。（《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第111页）赵家璧先生是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的，以他和储安平为同班同学来说，那么储安平也应当是英国文学系的学生才对。储安平的英文也非常好，他在大学时代曾翻译过一些作品，他40年代初写的三本书《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和印度》也都是有关英国历史的，这也许和他曾在英国留学有关。
早年的文学活动
早年储安平主要为人所知的是他的文学活动，也就是说，在30年代即他前往英国留学之前，储安平是以一个新起的文学青年而为人所知的。《鲁迅日记》1929年6月21日有一条记载：“寄安平信并稿”。这个安平就是储安平，这是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有关储安平文学活动记载的资料，那时鲁迅在上海主编《奔流》，储安平可能给这本杂志投过稿，所以鲁迅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但查阅《奔流》杂志，没有储安平的作品，《北新》上有几篇储安平的文章，最早一篇是《布洛克及其名著——〈十二个〉》，是一篇介绍性的文字，文章的末尾署写作日期为“二八之春，某日下午”。这期《北新》是1928年5月16日出版的，当时储安平还不到20岁。我们大体上可以说40年代以前储安平还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但那时他对政治已有兴趣，1931年10月他就编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书中所收的文章没有一篇是作家写的，而多是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俞之、俞颂华、武育干、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王造时、陈启天、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当时储安平只有21岁，可以想见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而40年代以后储安平就不单纯是一个作家了，他的文学活动只可以说是早年生活的一个侧面。储安平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期，比储安平晚一届后来成为知名小说家的穆时英在《光华文人志》中说：“他很努力，时常写东西。”（转引自陈子善《“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储安平早年的文学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光华时期，即他在光华读书期间和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一个是《新月》时期。光华时期以小说为主，而《新月》时期则以散文为主。总体上观察，储安平早年的文学活动以散文的成就为高，而小说的写作只是一个人文学青春时代的产物。虽然储安平出版过小说集，而没有出版过散文集，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为世人认可的还是他的散文。关于自己的文学写作活动，储安平在他的小说集《说谎者》的自序中曾说过：“我最初是学习散文的。但是人的年纪太轻，人的感情太浮，这使人觉得自己还没有写散文的才气。我这一点不能数的年龄，我这一点不够掂量的人生体验，能够容许我写得出什么深含哲理的东西？我这一点芜杂的思绪，我这一点浮泛的感情，又能容许我写得出什么郁葱旷远的文品？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允许我自惭形秽，收拾起我从前对于散文的热望。”（《说谎者》第1页）储安平的这段话很有意思，那时他是把散文看得比小说要难，在他的文学观念中散文的地位好象要高于小说。他最初写小说在1931年春天，他写了一篇名为《春》的小说，1932年的春天他又写了他的第二篇小说《世纪与义务》。这两次偶然的尝试，使他对小说发生了兴趣，在1931──1934年的四年时间中，他大约写了十二三篇小说。对于这些作品，储安平说：“我得承认，在每一次习作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十分认真严穆的。但是我对于文艺上的修养实在太差，所以即使我每一篇小说写成了之后，要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但是还是失败的地方居多”。储安平自己认为他在文学上的才能不是很高，而只是有一点兴趣，这倒也不是什么谦虚的话，而是对于自己才能的一种准确判断，证之后来储安平的经历，我们应该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客观的。他后来放弃文学而选择了政论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自问自己对于文学毫没有一点修养，有的只是“兴趣”。 这是储安平1936年说过的话，他的这本小说集由著名的良友出版公司出版，是他在光华的同学赵家璧为他安排的。
《新月》时期储安平的散文不是很多，但在几乎所有评论《新月》散文创作或者编选《新月》散文作品时，储安平的散文都是不可少的。在散文的写作上，储安平可以说是《新月》的后起之秀，1984年，梁实秋和叶公超在台湾主编《新月散文选》就选了储安平的三篇散文，徐志摩和梁实秋这两位公认的《新月》散文大家也不过每人选了四篇，可见对储安平散文的推重。储安平的散文很讲究辞藻，抒情的味道较重，深受徐志摩散文的影响，他自己在徐志摩逝世后写的悼文《悼志摩先生》中就说过：“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在相识的一淘里，很少人写散文。不过。’他说：‘在写作时，我们第一不准偷懒-----
’对于他这份督促我永远不该忘记。”（《新月》第4卷，第1期）对于储安平的散文，一位研究者曾做出过这样的分析：
储安平的散文那么诗意葱茏，也应他深挚地领悟到了生
命就象“一条河流般的忧郁”。储安平的这篇题目《一条
河流般的忧郁》的散文，以缪塞那种“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式的语气抒述着从人生底流处知和悟解到的愁绪和苦况：
因为“太聪明”，“感受力”太强，便深深地体验到“一
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的“痛楚”；但他写
散文绝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为了表现他在这种人生况味中
所感悟到的忧郁之美：“人生就是那样的Sentimental ------
忧郁像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正是这种感伤和忧郁
的甜蜜使得他虽备尝人生愁苦却又感恋着人生。《在豁蒙
楼暮色》一文中，储安平更以一种灿烂的诗思表述了这种
绅士的悟美感恋心性：他从南京的鸡鸣寺看到了“幻想中”
的海光暮色，湖面被远山背后的反光照耀得“加倍平软，
加倍清新，同时又加重惨白”，“纵然天地立刻将成黑暗，
但果能在黑暗前有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则虽将陷入黑暗，
似亦心甘。”似乎那一缕美丽的夕光便能补偿黑暗天地所
造成的各种人生缺憾，似乎人生的各种意蕴都能被那清新
的惨白之美包容无疑。（朱寿桐《以感美感恋心态走出名
士传统──新月派散文的绅士文化特性考察》，《文学评
论》1994年第1期）
1936年开明书店还出版过储安平的一本《给弟弟们的信》，也是一册散文集。在储安平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写过一些散文，大体是怀人和抒情的。梁实秋在《新月散文选》的序言中说过：“《新月》的散文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五十年前有一伙人所写的散文就是这个样子。”而储安平就是这一伙人中的一个，虽然比他的前辈徐志摩、梁实秋等写得少了些，但在《新月》晚期，储安平的散文确实是代表了较为典型的《新月》散文的风格的，这一点值得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的人注意。
在湘西
储安平从英国回来后已是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们很少见到什么文字材料。那时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负责的是过去光华的教育系主任廖世承先生，他聘了许多光华的毕业生到那里去，储安平的湘西之行可能与此有关。湘西时期，是储安平一生在写作上较有收获的时期，他后来的两本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英国采风录》的自序中说：“本书作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在这几个月中，他及他数以百计的同事，大都将整天的精力化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心情因局势的动荡极不安定。然而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究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以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著作因于离乱之中，每日舒卷濡笔，稍事记述；当他所执教的学院西迁粗绪勉可复课时，他虽随作随辍，终亦写成了十章”。在这之前，他还在俞颂华做总编辑的科学书店出版了一本他根据他在蓝田师院的演讲整理成的书稿《英国与印度》。他在蓝田师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排多少次掌。”（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第139页）在蓝田师院时，储安平刚刚32岁，他和许多知名的教授结下了友谊，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比如钱锺书、高觉敷、邹文海等。
在重庆
储安平在重庆的重要活动要两事可记，那时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1940年，政校的一批教授曾组织过一个名为“渝社”的社团，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他当年在政校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有经济方面的课程。参加的人有储安平、沈昌焕、黄尧和陈纪滢。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有六七人了，因为是学术性的，所以他们只重倾谈，而没有大量吸收社员。储安平那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陈纪滢回忆储安平时说“曾留英，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第102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央政校当时在重庆南温泉，“渝社”的成员曾以“未来中国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当时他们对国共两面都有很清晰的评价，那时候他们这批人都在35岁以下，虽然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经验和理论，但天真的想法还是免不了的。陈纪滢多少年后回忆起他当年在重庆的生活时说：“但天真的想法，总不能与事实和发展齐驱。就是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谁又料得到呢？我们只判断日本是败定了，怎么个败法谁也不知道。对于苏俄于战后将怎样对待中共与怎样对待国民政府，我们那时毋宁看它对我政府不会太坏。后来证明事前的看法与事后的距离相隔太远，而且出乎意料的事情往往很多。所以嗣后对于一些政论家的预见，也只能聊备一格，仅作参考而已。”（《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第103页）这两次讨论可能储安平都参加了，他后来在办《客观》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有过许多想法，这些想法，与当年在“渝社”的争论是有联系的。储安平在重庆时曾参加过文协，那时他在《中央日报》，文协中有他过去的许多朋友，如老舍、张天翼等人（《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邓牛顿文章）孙陵在《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中有一篇“记田汉”，其中说：“田汉这时正在贵阳图书馆，负责照料撤退文化人。我找到他，则好有两位记者先生在那里，一位是贵阳中央日报储君，一位是大刚报黄君，我们从不认识，他们的热情我永不敢忘记。记者先生是喜欢问名道姓的，一听是我，黄君立即掏腰包，馨其所有赠送了我。我记得是将近三千元法币的样子。储君保管着一笔云南文协汇到的款子，指定专救助桂林退出的文协会员”。（该书第62页）这个储君的经历很像是储安平，因为储安平和田汉也是好友，他曾在《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写过一篇《记田汉先生》的文章（1935年第38期）。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40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后来都成了《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关于重庆《客观》周刊的由来，储安平曾说：“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偿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六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观察》第1卷第1期第23页）《客观》周刊一共出了17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封《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风雨故人来》第1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5月）储安平是1946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12期《客观》周刊，从第13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栏，从13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观》原定在重庆出版12期。当时他们以为1946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12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12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客观》第12期第12页）。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撰稿人，《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客观》第1期第1页）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观察》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和拥有广大的读者，与储安平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立场有极大关系，他是在充分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至于思想的自由，他是充分予以尊重的。储安平回到上海后，很快即投入到《观察》的筹备中。不久他要创办《观察》的消息就已传开。据当时出版的《上海文化》记载：“伍启元编《观察》周刊定于9月1日出版”。（《上海文化》第8期第25页，上海文化服务社出版）虽然误将储安平说成伍启元，但可以看出《观察》已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注意。不久同一刊物又有消息说：“储安平为主持《观察》周刊，辞去一切职务，并对于撰稿人及到沪者一律负招待之责”。储安平对办好《观察》充满信心，《观察》的栏目设立，基本上延续了《客观》的风格，只是没有了象“《客观》一周”这样简短的时评专栏。《客观》的这个专栏，前12期都由储安平执笔撰写(第6期为吴世昌撰稿)。
储安平的《客观》政论
抗战胜利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有过一个短暂的兴奋时期，这时国内出现了很多周刊，充分表明了多数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能在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他们纷纷创办刊物阐述自己对国事的看法，储安平在张稚琴的帮助下，创办了《客观》周刊。这一时期，他以“安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是储安平思想成熟时期的产物，他后来为《观察》撰写大量政论文章的思想，都在《客观》专栏文章中流露过，他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的思想在《客观》时期已有雏形。综合起来看，储安平《客观》政论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的评价，二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三对美国的态度，四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五对内战的批评。 对于当时国内的现状，储安平的评价是“一团糟”，这实际上是他后来对国民党“一场烂污”的总结性批评的另一种说法。对于国内出现“一团糟”的现状，储安平认为责任完全在国民党。他毫不保留地说：“我认为无可推诿，现在的执政党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客观》第1期第2页）抗战胜利后不久，储安平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比《观察》时期的言论要温和。这时他对国民党改变自己的形象还抱有一定幻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总是以分析和劝告的语气谈及国民党的过失。他甚至认为，除共产党外，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就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没有好好利用，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事情。（《客观》第1期第2页）他分析国民党有两大病症：一是腐化，二是缺少一种高度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实际是一回事。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在种种腐烂的复盖下，使许多潜在的新生力量不易成长。（《客观》第2期第2页）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批评和分析，储安平在《客观》时期最为成熟的思想表现在他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和理性评价，这是储安平比他同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的一面。他认为：“我个人不相信共产党在最近的年月中即得政权，我认为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是败事有余，成事不足。”（《客观》第2期第1页）在《客观》时期，他对共产党所作的理论分析是相当深刻的。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她的长处，但也有的她的缺点。共产党的主要缺点，在储安平看来就是过于崇奉外邦，一味视外邦为宗旨，则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与独立人格，此处指的是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客观》第2期第1页）储安平对共产党作出这样的总体分析：他认为共产党有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他的社会主义。他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同时他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能完全实行他的主义。储安平说：“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党的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客观》第2期第1页）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刻苦精神，这是它的可取之处，而这正是国民党的短处。就储安平个人的理想而言，他承认共产党在当时中国所获得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客观》第4期第1页）他对共产党的前途是这样判断的：“共产党掌握政权之迟或早，是和以后中国的执政党的政绩如何互为因果的。”对于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储安平有较强的国家至上倾向，他认为共产党的崇尚苏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共产党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希望于走和平的道路而反对革命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观点，《客观》时期，储安平在涉及内战、国共两党的党争时，多次阐述过军队国家化的观点，他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舍此则一切都不好说，因为以武力相较的争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储安平对于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之关系的分析也很引人注意。他认为：“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储安平的理由是：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认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题。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实行得了民主?储安平受英国的影响极深，一生论政，常以英国的事例为典型，也常援引英国工党获胜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国人。他对共产党不仅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而且指出他在自己统治区域的现实。据此，他质问道：“因为唯有承认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客观》第4期第2页）“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的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在《客观》的政论中，他甚至希望：“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客观》第12期第1页）储安平的希望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他过分早熟的对自由与民主观念，给他带来了终身的不幸。储安平早年由文学而报界，又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受英国人思想影响过深，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在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的言论行为获得极大成功，但当他试图以此种思想影响政界及更多的人时，便显得一筹莫展了。
《观察》时期
作为一个刊物，《观察》时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在中国最后的一次发展时机。《观察》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对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说：“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观察》第1卷第1期第24页）从储安平的叙述中我们能够大致想象到未来《观察》的基本风格。
1946年1月6日，《观察》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对于这个刊物生命能否维持，当时储安平他们笼统地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却还没有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够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储安平在筹备《观察》之前所做的这个基本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特别是他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这一判断，可以说为《观察》日后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坛作了力量上的估计。另外，储安平一直认为今日中国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个刊物，就可鼓励一般自由知识分子出面说话，而他们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场所，正是因为他们深信，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中国的言论界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是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观察》是纯粹的同人刊物，资金集股汇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员也是股东。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刊物有较大贡献的作者和职工。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的同人刊物，在《现察》之后，似乎再没有这样允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同人刊物在中国的消失是一件至今还在牵动知识分子的大事。由于《观察》是同人刊物，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的人在支撑，所以，它一创刊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观察》的最高发行量达到了105000份。每份刊物平均总有几个读者，据估计它的实际读者约在百万人以上。费孝通曾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新观察》35周年纪念册）冯英子说：“《观察》已经在上海出版了
，而且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
。”（《编辑记者100百人》第41页，上海学林出版）作为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储安平，深深懂得一份刊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在1946年的环境中，储安平能够把《观察》设计为一个周刊，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不仅是周刊，而且储安平要让这份刊物成为全国一个有影响的论坛。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均有航空版。发行深入到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直至边疆省份的辽远部落。《观察》每周六出版，一到发行的时候，上海的报摊前就有读者排长队购买。它的读者阶层，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及蒋政权里的高级官员，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便是长期订户。
《观察》的成功与储安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办《观察》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特点很值得今天办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储安平把《观察》的宗旨定的非常明确，把读者对象也想的非常具体。《观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读者就是知识分子，储安平还明确说过，中学生不在《观察》的读者考虑之内。第二，储安平有强烈的在中国传播自由思想的理想主义倾向和克敬职守的敬业精神。他能多次设法求得象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这样一些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而且能够团结和他年令相仿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观察》的78位撰稿人中，有相当一批是和储安平年令相仿的同时代人，这是需要一点胸怀的。第三，储安平作为刊物主编，目标远大，视野开阔，在《观察》的撰稿人中，除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外，还有一批象任鸿隽、戴文赛、陈维稷这样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第四，储安平同时也能注意求得当时政府内一些文职官员的帮助，让他们来撰写介绍国家有关方面情况的文章。在读《观察》的时候，今天的读者除了为《观察》所倡守的客观、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倾倒外，对于储安平对刊物的认真态度也肃然起敬。在《观察》前5卷中，每到出满24期，储安平都要亲自执笔详细撰写一篇一年来《观察》的总结报告，这种总结报告从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读者直到经营发行情况，都非常详细，读后令人感动。对于为什么要办《观察》及在办刊过程中的种种情况，1947年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是了解储安平的重要资料，现照录如下：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
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
墨以外的超然份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时
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
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
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
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
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
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
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偾事。《
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
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
先生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
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
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
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
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
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
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
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
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
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立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
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
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
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
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
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
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针。
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
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
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
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
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
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
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
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
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
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
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
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
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
《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
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
后辈 需要得到前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
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
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
写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个大题目，以便排在
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
即请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大除夕
储安平对胡适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自觉联合，我们现没有见到胡适写给储安平的回信，在有关的胡适传记资料和他的书信日记中都没有发现胡适和储安平的联系。由此可以说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从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感情。储安平在创办《观察》的时候，致函胡适，为的是求得他支持，并求他答应担任《观察》特约撰稿人。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见到胡适给储安平的回信，但胡适的名字作为撰稿人列在了《观察》的封面下。1947年胡适南来上海，储安平特致一函给胡适，汇报一年来《观察》的经营情况并向胡适约稿：“适之先生：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二亿三千三百余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是我想先生对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十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如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168、225、239页）后来《观察》在第3卷第7期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了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规划》。储安平在《新月》时期是否和胡适见过面，我一时没有得到可信的资料。但在1947年，储安平曾在北京拜访过胡适，此事见于储安平写给胡适的另一封信：“适之先生：在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先生允为《观察》三卷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八月十八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从以上三封信，不难看出储安平与胡适的关系，这是一位后学对前辈的近乎崇拜的感情，这一点很值得引起注意。储安平一生对英国的制度有近似于迷恋的感情，行文做事都以英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精神上，他对胡适的主张和人格也很崇敬。在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对胡适的一言一行都给予高度重视。1947年的五四前夕，《观察》曾专访过胡适，对胡适的言论《观察》也多留意。《观察》在一则补白中曾以《胡适谈话一段》为题，报道过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观察》第1卷第3期，第4页）在整个《观察》时期，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专文，他唯一给《观察》发表的是一封给费孝通的信，而且是与费孝通的复信同时刊出，信是由费孝通提供的。这封信是针对《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写给费孝通的，从中可以看出胡适认真治学的态度和对学术研究的严格要求，同时也说明胡适是细读《观察》的。《美国人的性格》曾在《观察》上连载，费孝通在该书的后记中曾说：“回到北平之后，安平屡次来信要我为观察周刊写稿。我就决定翻译那本书。”（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第205页，三联书店1985年）费孝通后来出该书的单行本时，按胡适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错误。从费孝通给胡适信的称呼和语气中，我感到与储安平给胡适写信时的情形大致相同，都对胡适充满敬意。《观察》创刊时，就在《观察》通讯的专栏下，发表了一篇题为《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这篇文章对胡适归国后的情况有详细的分析和报道，当时有人希望他能组织政党，有人主张他先办刊物。《观察》的这篇通讯是研究胡适从美国归来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对胡适所抱的极大希望，从某一侧面反映了4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文章认为，这几年来，国是日非，一片混乱，人人都对现状表示不满，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意于国民党，但也未必赞成共产党。（《观察》第1卷第1期第3页）文章对于胡适组党的声势及他个人的条件作了非常客观的分析。针对当时国内言论界的混乱，许多人主张胡适来办刊物，甚至恢复先前的《独立评论》，大家一致认为胡适若办刊物，对于国家可发生相当的影响。《观察》的这篇通讯细致地传达了那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在极大的苦闷中既没有对国民党存有幻想，也没有对共产党抱有过高的希望，就他们当时的理想而言，多数人希望通过走民主和宪政的道路，来改变中国的局面，具体而言，盼望胡适能够组织新党，或者创办刊物，以自由的言论影响国家。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理想的追求似乎有些天真，虽然最终没能成为现实，但这种理想却永远地留在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中，成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憧憬。《观察》对胡适行踪的特别留意，反映了《观察》同仁对这位自由主义领袖的极大热情。胡适后来在《观察》上多次出现，是因为4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观察》在每次报道学潮的过程中，对于胡适的行踪和言论颇多留意，这都是研究胡适的重要资料，由于《观察》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刊物，所以它的报道一般较为可信。胡适在沈崇事件中的态度和言论，《观察》都有很细致的报道和分析。胡适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观察》第3卷第21期第17页）胡适对于沈崇事件的态度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对胡适的这种言论，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多有指责。其实胡适本人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是理智的。虽然他的这种言论客观上对于国民党政府处理这一事件有帮助作用，但对于学生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大规模的学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必须指出，在这种热情的内里，也隐含着某种较为狭隘的民族情绪，而胡适在面对这种极为复杂的民族情感时，依然要让青年学生将法律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来看，自然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胡适对于学潮的态度一直是很坚定的，他多次讲过，他认为古今中外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没有正当合理的机构来监督政府、提倡改革政治的时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往往落在青年人的肩上，像汉宋的大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变、乃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学生。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的。（《观察》第2卷第14期第19页）听到有学生被打伤和被捕时，胡适总是赶到医院去探望并设法营救学生，对于学生运动的同情和理解是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储安平在给胡适写信之前，也给傅斯年写了信，陈述了他自己想在中国为培养自由主义而尽力的设想，傅斯年在《观察》时期，是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为《观察》写过较多文章的人，他也给过储安平不少具体的建议。储安平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手教奉悉，承赐鼓励，至为感激。一年以来，我们确是以全国来办此刊物，只是环境大难，我们只能以辛勤忍耐应之。先生所云《观察》语调缺乏共同性一点，我们也深切感到；并因这个原因，减少发言力量。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非无基本的写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而一时无法可设。”（台湾《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储安平在创办《观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图就是要延续胡适和傅斯年他们的自由主义传统。储安平在年轻的时候，曾给鲁迅写过信，也寄过稿，那时他在思想上也许还是认同鲁迅的，但到他从光华毕业以后，他的思想就转到《新月》这批人一边来了。而且以后也没有再发生变化。
在复旦
抗战期间，复旦曾迁至重庆，那时储安平就到复旦做过讲演，1946年复旦迁回上海，储安平也应聘为复旦大学的教授，在《观察》时期，储安平的正式身份就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时他在政治系和新闻系讲授《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评论练习》，作家王火曾是他在复旦新闻系教过的学生，王火在《回忆储安平教授》一文稿中说：“储教授给我们上‘报刊评论写作课’时，除了讲授报刊评论之重要性和应当如何写评论之外，主要是通过让我们实践来取得认识和进步，也就是经常要我们练习写评论，由他命题作文。他不时将一些报刊上的社论、评论，包括《观察》上的论文，作为范例讲一讲他的体会，或综合评述一下习作中存在的优缺点；有时也将我们同学中他认为优秀的评论文章让大家当堂传阅。他对大家写的评论，并不在纸上进行批改，却有时采取同每个人进行个别谈话的方式对评论的优缺点进行讲评。------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话原是杜甫这位大诗人写诗的体会。储教授借用来指导我们；写评论时如要出色动人，必须要有惊人的佳句，不能平淡无奇，不能用人家用滥了的意思和文句来写评论。记得他同我个别交谈我的评论文的优缺点也仅有一次，但因为是个别交谈，印象就较深。我记得谈话时，他仍强调了‘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个观点。此外他谈过论文应有长期存在的生命力，这要依靠学识、但评论既是评，还应有较强的时间性和针对性。他说他办《观察》和《客观》都是周刊，就是为了能及时评点国是，及时反映时局。”（《黄河》1995年第3期）储安平在复旦期间有过很多学生，他们后来多数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主要力量，张啸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储安平受到的两次批评
储安平在40年代末期因为创办了《观察》周刊，一时成为新闻人物，由于《观察》周刊的立场是自由主义，所以也受到了代表其它思想观点力量的批评。在那时的批评中有两次很引人注目。一次是署名土司的一篇《观察‘观察’储安平》，发表在《人物杂志三年选刊》上，一次是署名萧源的《一个〈观察〉的读者观察观察储安平》，发表在当时南京出版的一家名为《正论》的周刊上。这两篇文章虽然代表的立场不同，但在对储安平的批评上大体是一至的，就是认为自由主义的立场很虚伪，土司在文章中说：“‘自由分子’正同非自由分子一样，也有各式各种，但安平教授这种含混暧昧的‘自由’，作个不好听的比喻，好象是摩登太太小姐们所不离身的法宝，用来涂口红的镜子，两面皆可用，对‘高级政界’反映出一副嘴脸，对‘我们自由分子’反映出一副势态，面对于‘数以万计的读者’则仍然是好的市招”。（《人物杂志三年选刊》第17页）萧源则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说话，他认为储安平和他的《观察》纯粹是给政府添乱，他质问道：“今日储安平所得意者，以为在课堂内能够骗得几个学生对他喝彩，便认定‘民心已归’，可以纵横宇宙一下了，其实古来从事祸国殃民工作者，有几个达到了他的目的？自己以为不凡，骂张责李，究竟自己做出了几件有利民众的事？常常骂政府不能容纳异己，但在现政府之下，还可以见几个与政府主义不同的党派公开活动，通行无阻，并没有驱之于所管辖地区之外，而储安平弄了一个《观察》周刊，口虽在叫‘容纳不同意见’，‘尊重个人独立发言’，但《大公报》在自己的地盘内讲话，就遭到储安平的无情臭骂，如果《大公报》那主笔先生不幸而参加《观察》周刊作事，储安平还不立刻撤他的职么？假如储安平为今日中国执政者，还会允许旁人有自由发言的余地？还会允许有不同自己主义的党派存在？尽管话说得的如何漂亮，文章写得如何的流利，嘴如何的会讲，事实还是事实，真理还是真理，丝毫不可以蒙混”。文章甚至认为“储安平作蘖的事实太多，举不胜举”。（《正论》周刊第1期第13页），《正论》在发表了萧源文章之后，还在第2期上发表了署名王萌和缪玉明的两封读者来信，以支持萧源的观点。当时的《中华时报》上也有过一篇《储安平的进步》，可惜笔者没有见到。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1929年初，当胡适在《新月》杂志上进行人权与约法论争时，储安平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虽然那次他没有卷入这场论战，但《新月》及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文学青年，但由于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15年后，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活动阶段：《观察》时期。1946春天，储安平匆匆搁下在重庆办了约半年的《客观》周刊，奔赴上海筹划《观察》的出版。这时的储安平从年龄上看，正是38岁，精力充沛，已经成为一个满怀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这时的储安平，已经从英国留学归来，思想深受着费边主义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响。整个抗战期间，他在湖南，在重庆分别做过报纸主笔，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到来，使正在壮年时期的储安平开始一展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以言论政，靠言论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观察》第5卷第13期第1、2页）与储安平抗战期间一起办报的冯英子曾回忆说，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有极高的热情，他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五四以后，凡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可以理解为不仅是抽象地理解西方的社会制度，而且有直接生活的体验)，二是年轻时期对文学有高度热情(可以理解为对人生、对社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三是在文学之外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可以理解为他们不是空发议论的政客)，四是在政治上追求欧美的政治制度，在精神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可以理解为他们设身处地地比较过两种制度的差异后作出的选择)。由于这样的特征，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特别容易联合的条件。40年代执着于自由主义理想的青年一代，早期都或多或少地与胡适有过各种各样的来往。他们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对于政治又抱有热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热情不表现在具体直接的政治活动中，而是在道义和言论上。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无论是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人，对于政治的态度都有相似的一面，在批评国民党腐败、支持学生运动，呼吁停止内战等重大问题上，都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差异只在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应采取的方法。《观察》在创刊的时候，能将各类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一起，大体反映了储安平本人的一种人生态度，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很明显是中间偏左的。储安平不同于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等人在政治上的一个特征是他没有直接介入任何具体的政治活动，也许当时的储安平尚未获得什么社会声望，还没有资格进入政治家的视野。但从储安平当时的许多言论看，他在不介入具体政治活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有资格有条件介入也不介入，这是他比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张君劢、梁漱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令人深思的一面。储安平的关心政治，是希望以超然的姿态，以理性公平的立场对国事发表意见，他的理想是作一个有资格批评一切政治势力的言论代表。所以他在《观察》的发刊词中明确宣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议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在整个《观察》时期，它的言论确实体现了储安平的追求，是保持了独立发言精神的。储安平在《观察》时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字，储安平在创办《观察》之前已写出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专著，从这两本介绍比较性的专著中，我们可看出储安平对英法的政治制度是做过深入研究的，他认为那种政治制度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作为个人，储安平不仅在政治上信奉英国那一套，而且在为人处事，工作作风上都明显地带有英国人办事的作风和效率。体现在他的政论文章中，更是严格以理性为判断事物的出发点，以公平为尺度，凡事都要分清是非而不计利害的。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二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维护。四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失败的统治》是储安平为《观察》写的第一篇时评，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首先指出国民党二十年的统治是一场“失败的统治”，储安平是以欧美政府的正常运作来比较国民党的失败的。他力陈二十年来国民党统治下国家在一切方面的毫无所成，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政权。”（《观察》第1卷第3期第3、4页）他大声疾呼：“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二十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在储安平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这部分时评中，表现了储安平在政治上的态度和他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他是完全以一个超然独立的姿态，毫无顾忌地对现政权发表议论的。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已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作为时评，一般来讲，当历史发生变化，人们对具体事件不再抱有兴趣的时候，这些时评的价值也就只剩下历史价值了。只有对历史发生兴趣的人才会重新翻检。但储安平的《观察》时评却好象是为今天而写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时评，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是很有感染力的，文字也好，1949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说储安平的心态，就是后来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人只有在没有顾忌，完全敞开独立思维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与文思的泉涌，丧失了这样自由的心境，思维的空间必然狭小，写出的文字也很难体现出独特的个性。当时对于民社党参加国大—事朝野多有物议，对此储安平发表了《论张君劢》一文，他在文章中畅论自己的看法，并同时阐明了作为政治活动的一些基本规则，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风度和气质。他认为，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论政的人与从政的人都须度量宽大，心平气和，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类似的言论，还体现在储安平几乎所有的时评中。他的时评从语言上看不可谓不激烈，甚至有这样的话“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美国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但从文章的逻辑和气度上看，是平静的，说理的，反映了储安平一贯论政的风格：理性、公平、平心静气，据理力争。储安平论政是以公理和法治为基本出发点的，在《政治失常》一文中，他批评政府市政改革的失败，同时对当时政府赋予傅作义：“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的权力也据理力争。认为这“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在储安平看来，政治失常是可以理解的，但失常也要有一个失常的限度。他认为要讲法治，就要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制度不要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因人授权。对于当时国内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镇压手段，但在每一次学潮之后，储安平都要发表时评，对学生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一、学生总是对的。二、教授总是劝学生读书，游行最终是没什么用的。三、当学生遭到逮捕以后，教授总是要抗议的并愿意利用一切关系保释学生。四、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总是同情和理解的。储安平认为：“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这是储安平对历次学潮的基本评价。在储安平的《观察》政论中，有三篇很值得注意，即《评浦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我们对美国的感觉》《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这三篇政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我们了解储安平及同时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第一篇文章是针对美军驻华及参加调解所发的。储安平对美国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在文章一开始对于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的两种成份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现了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有深刻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儿’，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场美人所表现的冲刺力，组织力，以及英勇坚毅的牺牲精神，具有超度成就，赢得全世界的敬服。”就是在这样对美国的理性认识下，储安平依然对美国在华驻军和参预调停提出了批评，他对美国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对国民党二十年来腐败统治强烈不满，由此延伸到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也有美国军人在华的恶劣表现，但这些都是具体的表面现象，在读这几篇对美国的评论中，我明显地感到在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甚至影响了他在判断美国和苏联问题上的清醒程度。他说：“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问中国的内政。”他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立场来看待美国的。储安平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中认为：“老实说，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从当时历史情形看，储安平在文章中对蒲立特访华报告所持的批评是有他的道理的。但其中明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倾向却值得人们深思，也许这正是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难以摆脱的某种局限。有时候，这种局限限制了他们长远的历史眼光。在《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一文中，这种意味也很浓。
《观察》1948年12月25日停刊，所以《观察》第5卷只出了18期。这一年《观察》遭到了国民党的查封。据《观察》杂志社的林元回忆，1947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3卷第9期刊载了储安平写的专论《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这篇文章由于批评了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的对华政策，并激烈地批评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为此中统特务还光顾了储平安的寓所。1948年7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迅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晚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了。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观察》第4卷第20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
文化界、新闻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
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项传说。听说当局
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
报纸、杂志、和通信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令发
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
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
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
话。
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
吹大擂，说得一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中国，就要换
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舞台对面“天晓得”!
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
“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
言论之遭受摧残，只有变本加厉。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
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
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威胁，阅读
“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
也已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
者申诉，日必数起，谅解我们的，把政府痛骂一阵，不明
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款到而书不寄；每读来函，如坐针
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业，亦有同样经
验。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
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
全赖所 有份子，献策献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
之，各尽一已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
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
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
最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
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
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
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是一。所
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
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
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
“英皇陛下的反对党”，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
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义所在。今兹政府既称行宪，
不可昧於此义，若以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
免昧於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议政，务使一切民间报章杂志归
於消减，万可谓糊涂太甚。抑有进者，批评政府于不忠国家绝
为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条，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
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
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新的政府上台
之谓也。以言英国，邱吉尔执政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
积虑以求邱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
意攻抵，以求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礼无罪也，今
日之邱吉尔亦无罪也。再观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
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人入杜威华莱士於
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 民政府”，
现在则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
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
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
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
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
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
拆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
才怕人家把他拉下来，於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
家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
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
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
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
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
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
地想想，你们过去所做所为，对於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
日所作所为，对於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
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
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不出悲愤之
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
府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做建设性的建议，其
动机固不能为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
的时代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
?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为设建性的言
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施行吗?我们一直的态度是希望结
束内战，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
府能采纳我们这个建议吗?今日普天之下，皆无饭吃之民，
无衣穿之民，无屋住之民，我们现在建议，请政府给无饭
吃的人以饭吃，无衣穿的人以衣穿，无屋住的人以屋住，
这不是又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
能采纳之而一一见之於行吗?再退一万步说，就说本刊
三卷十三期所刊陈之迈先生所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一文，此文曾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重视，并誉为极有建设
性的文字，然而该文发表以来，已八阅月矣，政府果会采
纳实行吗?政府果能励精图治，做几件富国利民的事，则
又何惧乎间舆论之抨击；假如政府百事不为，只管自私，
则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诟!今日大局日非，政权
浮动，政府欲加紧其政治控制，取谛一些不利于政府的言
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
国家之困难而言，固南辕北辙，无补实益。假如政府害怕
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影响其政权，则政府应以有益方法，
以苏民困，民困得苏，社会之动乱自平，此与封不封报纸
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重庆抢米，是出於报纸杂志煽动
的结果吗?宁波抢米，又是出於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老
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
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
可谓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
“观察”，社会即能趋於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
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
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
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
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
错！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
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
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的文字，
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
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
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
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
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
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
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
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
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
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
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
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
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
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
但我们对於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储安平的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发表以后，不知什么缘故，居然平安无事，直到5个月以后，1948年12月24日，《观察》才遭不幸。从12月21日起，关于查封《观察》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大公报》一天三次询问《观察》是否已经收到查封命令。23日，一家夜报终于以“《观察》封门”的标题发表了第二天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派人送来的国民党内政部的查封命令：“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勘乱政策，应按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 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 当时储安平已离沪赴北平，找一些知识分子商量《观察》今后的命运了，在沪照料《观察》事宜的是林元、雷柏龄和笪移今。此次查封《观察》的由头是1948年10月出版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南京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化》。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阐述战争进行中的变化因素和所谓国军“大捷”、“共军”溃退的喜讯，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这一战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军的“大量伤亡”以及“听说美国方面曾向当局作‘调用日本兵来应争的建议’，飞虎将陈纳德的请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等等。蒋介石认为这篇通迅泄漏了军事秘密，以致国军在淮海战役大败，于是下令查封《观察》杂志社，追捕那个“《观察》南京特约记者。”至此，《观察》杂志被迫停刊，1992年当事人唐宝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观察》被查封的情况，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披露了当时那位南京特约军事记者的真实情况。这个人名叫张今钤，山东东平人。年轻时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后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黄浦军样任教官，与周恩来相识。曾在冯玉祥部下做官，一生反将。曾随周恩来到延安，在抗大任教，后到新四军叶挺教导队，皖南事变前离开。抗战胜利前他在昆明担任东南亚盟军心理作战部顾问，对于军事问题颇有研究。储安平因当时读者非常希望了解国共战争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听说张今钤对军事很有研究，观察深刻，所以就请他来给《观察》写军事通迅。张今钤对储安平说：“你约我写稿，如内容份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安平回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可见储安平那时的气魄。张今钤给《观察》写军事通迅的时间并不长，但因为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分析在理，很受读者欢迎。（《上海滩》1992年第7期第44页）关于这次查封《观察》周刊的详细情况，当时在南京出版的《大学评论》第2卷第第10期上曾发表过一篇“本刊记者”撰写的《〈观察〉七同仁被捕记──访问观察社》，所述情况和唐宝璋先生事后的回忆相同，这期的《大学评论》还在首篇发表《抗议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呼吁，“要求释放《观察》社被捕七同仁！”“恢复该社未被捕同仁的自由！”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后，当时林元和雷柏龄从南京出狱回到上海，并和储安平联系商量《观察》的复刊工作。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北平，所以储安平决定留在北平筹备《观察》的复刊工作。据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以复刊。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6卷。复刊后的《观察》编辑部设在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胡同。《新观察》的第一位主编是黎澍、第二位主编是杨赓，来自四野新华总社。原《观察》社留在《新观察》的编辑只有林元一人。《新观察》筹备时，储安平曾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3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的言论以批评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国共两面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我们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要知道1948年12月查封《观察》到1949年11月《观察》复刊，这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1948年月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储安平已经到了北平，储安平也许没想到，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没有准备的转折，这一选择，对于他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在一开始就种下了不详的后果。1949年9月21日，储安平作为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后补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他是当时两个后补代表中的一个，另一个是《文汇报》的徐铸成。徐铸成在他的日记中说：“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也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守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徐铸成回忆录》第203页，三联书店）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恢复《观察》周刊，是与胡乔木有关的，胡乔木好象对储安平一直比较有好感，1957年储安平能去《光明日报》也是胡乔木的建议。我的一个朋友在写作《常芝青传》时，曾为我留意过有关储安平的材料。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那次谈光明日报问题时说的），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1957年3月26日，于毅夫有一封给中央的信：“乔木、周扬、同志并维汉、徐冰同志：
最近了解储安平准备4月1日去光明日报就总编辑职，日前章伯钧曾约储安平、萨空了谈话，储对去光明日报工作颇有顾虑，曾表示编报方针要放，放到什么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要不要他们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言论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上，发表的文章有谁看？章储都主张要问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章伯钧还主张增加萨空了、常芝青（党员）为副社长，储顾虑到光明日报后人事方面可能有阻力，侧面了解储怕和原来党员总编辑常芝青搞不好。”据说80年代胡乔木还曾想请储安平出来，话说出口，才有人告诉他，储安平早就死了。（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
储安平本来是一个对现实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他的志向在于言论界，可是他没有估计到他的这个志向很快就由不得他自己了。储安平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对于办报纸办刊物具有很高的热情，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1949年后居然能够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感到不可思议。《周恩来年谱》在1949年7月12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年谱》第834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便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碎布集》第40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人，但没有范长江。《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一落千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从1949年11月1日起，至50年5月止。《观察》在1949年以前曾发行到10万零五千份，并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直接订户即有一万二千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10人阅读计算，它的读者约有一百万人左右。而复刊后的《观察》连三千直接订户都不到。
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共产党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直接和共产党打过交道。1949年之际，多数象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储安平不容于国民党，1948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他逃离上海，才免于囚禁。个人的直接遭遇，让他再去选择国民党，恐怕不太可能，他在1949年后，曾两度试图在新的环境下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但又毫无所成。1949年，新政权刚一建立，他要恢复《观察》，天遂人愿，《观察》复刊了，但此《观察》已不是彼《观察》，他也无可奈何。离开《新观察》，去新疆考察，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他已失去了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环境，如果不是1957年夏天的言论，我们会说40年代的储安平，居然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这太难令人相信，然而历史总是由人的具体经历构成的。如果储安平，或者说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1957年会有那么多经过思想改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精神状态。储安平1949年后的第一次选择以平和的方式失败了，他离开《新观察》。1957年夏天，他的第二次选择，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却给他终身带来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储安平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储安平个人的，内在性格的悲剧因素使他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命运。按说，《观察》复刊的失败，可以使储安平觉醒，他不应该再有第二次选择，然而，储安平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的热情中就已经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复刊后的《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复声明的本刊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同时，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在复刊后的《观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变化最大的是往日《观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在复刊后的14期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费孝通、钱端升、王铁崖、彭子冈、季羡林、笪移今、楼邦彦、陈达、叶君健、吴景超、袁翰青、樊弘、潘光旦、徐盈等人，其中除了费孝通多次出现外，其余几乎都只写了一两篇文章。储安平为复刊后的《观察》写了三篇署名文章《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与旧日《观察》专论：《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大局浮动、学潮如火》、《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相比，已毫无锋芒。过去，从未在《观察》上出现过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绳也出现了。从整个刊物的文章内容上看，与往日《观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针除了歌颂新中国的内容外，剩下的就是对苏联、朝鲜、东欧国家的盲目赞颂，还有就是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复刊后的《观察》出过两个专辑，一个是第4期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共发了社论、编辑部文章和郭沫若的长诗《我向你高呼万岁》，社论的题目是《期大林教导了我们》。第11期发表了《美帝在亚州的新阴谋》的特稿，署名《观察》编辑部。复刊后的《观察》，除了刊名相同外，一切都变了。
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本社同人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自我批评，学习改造，二、工作任务，三、编辑计划，工作态度。第一部分是文章的中心。全盘否定了以往《观察》的意义和价值。细读这个过去的文本，我们会发现，文章作者在叙述事件经过时使用的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而在评价当时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过去时，则完全使用的是源自于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当时流行的报刊语言，其特色是抽象、空洞、雷同，毫无个人行文的风格特征。与储安平往日议政时所采取的客观超然态度已截然不同。文章只剩下一种声音，毫无分析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不加怀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整个文章中充满了悔过和忐忑不安，好象自己过去犯了什么罪一样。储安平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将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至我们在客观上不知觉地好象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观察》第6卷第1期第4页）多么谦卑的自我批评。文章对于自己的过去只敢承认一点，即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是作对了，其余则一概否定。这是一个被囚禁的人在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把一切理性、尊严都置之度外的选择、一种无可奈何的辩解，他的心理似乎是只要能生存下去，你让我承认什么都可以。《观察》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以宣传党的意志、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劳苦大众为读者的刊物了。对复刊后的《观察》，我们无法从刊物本身看到往日《观察》作者的直接评价。只能看到来自基层的普通读者的声音。对于复刊后的《观察》，来自基层的沈淑平、吴四维对它提出了愿望。他们作为普通读者，对往日的《观察》虽有不满之感，但都客观地评价了它在过去的功绩，主要不在她的启蒙特色和文化建设方面，而在对国民党的批评。他们希望“更明确地提出为工农服务的，为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的总目的。而且我们改造和提高的过程就是明确的和工农一步一步的结合，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明确的路线，光是互相勉励一番是会掉在时代后面的。”（《观察》第6卷第3期第28页）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们小心翼翼地在一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一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一切的陈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50年代初的储安平和过去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也还在写文章，但风格和过去迥然不同，他本来是一个写政论的好手，但现在只能写游记了。他还成了人大代表。这个储安平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储安平了。1956年6月28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题目竟然是《南疆旅途见闻》（《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5期第98页），而同时参加会议的罗隆基的发言却是《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那时罗隆基是森林工业部长，他却在发言中说：“今天我不谈森林工业有关的问题。今天我愿意就国家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了解和意见。”（《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5期第34页）反右之前的罗隆基还是比储安平敢说话。1956年，储安平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游记《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行记之一》，第二年，他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关于新疆的书：《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储安平了。
储安平在1957年
1957年4月1日，《光明日报》党组撤消，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这次重操旧业，对于储安平来说也是他这一生最后的一次机会。也许是他感觉到了胡乔木对他有好感，也许是他从别处得到了什么判断，他这次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本来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后来发生了变化，他只做了70多天的总编辑就离开了，6月8日，他因为在统战部的发言，而受到批判，他提出了辞职。11月12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也可以说他是压抑了好多年，这回应该出一出气了。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在1957年的夏天，储安平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留学英国的教育背景，许多年了，他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次既然让说，何不说个痛快。他在《光明日报》社就说过：“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一再强调：“搞头条新闻，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一点”。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那时储安平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储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30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储安平的这个发言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有一点要试试看的味道。巴波在一篇文章中说：“储安平其人是善于思考的，又是大知识分子，见多识广。比如，他要在北京买一所房子，他理解北京要改造，要大发展。他问我，这房子要在什么地方才最保险，才不致因改造旧城而拆掉，我答复不出来。他说他买了白塔寺鲁迅故居近邻的一个院子安家。他说，鲁迅故居这个出名的老虎尾巴，决不会拆掉，那么他这个院子也就保险了。殊不知事情偏偏由于这是鲁迅故居而要造鲁迅纪念馆，动迁了他买的院子。而给他的房子条件太差，他心中颇有情绪，但又说不出口。当他握笔写‘党天下’这篇发言稿时，我正好坐在他办公桌对面。他说，他一再犹豫，冒不冒这风险，但他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雅量。他是以这种心情发表了他的‘党天下’的言论的。”（《光明日报四十年》第6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1957年为了给储安平加重罪名，曾想把他在统战部上的发言说成是和罗隆基共谋的，但储安平从没有承认过，他只说自己可能受了罗隆基的影响。1957年7月7日，在九三学社一次批判储安平的会上，储安平对于他和罗隆基的关系是这样说的：“5月19日，我去看过罗隆基一次。”这次主要谈了《光明日报》的改版和调整新闻等问题。储安平还和罗隆基谈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如何在《光明日报》上体现出来。就是在这一次，罗隆基说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希望大家给毛主席提些意见。储安平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也坚持说：“我的发言稿没有送他看。错误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受了他的影响。”（《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5期17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个人品质，在1957年所有的右派检讨中，我注意到储安平的检讨是极少涉及别人的，尤其是他同时代的朋友，对于那时右派的个人检讨，有的人就讲的非常具体，甚至还有细节，而储安平的检讨是抽象的，没有涉及别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当然符合他的自由主义理想，但也不是没有和别人商量，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的这个发言，很可能事先和梁漱溟说过。
储安平和梁漱溟
梁漱溟是长储安平一辈的人，在储安平开始打天下的时候，梁漱溟已是知名的学者了。储安平比梁漱溟小17岁，但储安平这个人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很能团结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朋友的，他一生的事业与他的这个特点密切相关。储安平开始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在他的期待中是想把当时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出来，在前辈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特别信赖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人，尤其是张东荪和梁漱溟，整个《观察》时期，像他们那样年纪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他们那样笔勤的，经常给《观察》周刊写重要的文章。《观察》当时有78个人的名字是作为撰稿人一度每期印在封面下方的，梁漱溟虽然不在这个名单中，但他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当年像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许多人眼里是中间偏左的，他们是知识分子，但又直接介入了政治，尤其是在国共和谈期间，作为第三方面活跃的人物，他们一度曾不是学者的形象，而是政治活动家了，他们一生的荣辱都与此相关。
储安平是1957年夏天才被迫退出新闻界的，此前他的两位前辈张东荪和梁漱溟都因为毛泽东的原因，而成为被批判的人了。也许储安平没有想到，他当年比较敬重的几个前辈，除走了的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外，命运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见容于当时的环境，皆因身上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一直试图以言论来参预政治，最后又都因言论而获罪。过去知识分子当中，本来已培养起了一种用言论关心社会的风气，那时，在无论哪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大家对用言论来关心社会的方式都是认同的，虽然观点可以不同，但对健康的舆论应该靠什么维持，彼此之间也是有共识的，正是由于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那种环境里说话的自由，所以这种气质在那些知识分子身上就很难一下子消失。张东荪未出事以前，就对叶笃义说过，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毛泽东要有容人的雅量，还有陈寅恪、周炳琳等一大批从旧时代走来的知识分子，根本适应不了新的生活。适应了的知识分子不少，但历史正是由于那少数不适应的知识分子才使人觉得沉重。
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初起的时候，梁漱溟就是一个比较硬的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不能不经过思考就轻易放弃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当时他的这种态度就受到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敬佩。在储安平的一生中，他早年倾心的多数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虽然50年代初储安平一度丢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为了能让《观察》尽快复刊，他曾被迫放弃了过去《观察》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从梁漱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储安平的友谊是一直保持下来的，梁漱溟对储安平也很关心。他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中曾提起过和储安平的交往。他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功夫写他。”（《忆往谈旧录》第167页）50年代初，梁漱溟和储安平还常有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书信今天不容易见到了。1951年5月7日，梁漱溟日记中记有：“收储赠《察〉合订本全部，答谢一信。”1953年9月1日记有：“收学习会图书室送来〈观察〉两册。”（〈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453页、501页）从梁漱溟和〈观察〉的关系中，可以说明他是很看重储安平的，1957年4月7日日记中说：“张歌今来谈同去广州事------
张云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30页）当时梁漱溟对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很赞赏的。1957年月5月31日的日记中说：“储安平
时事，特及于言论出版界情况。”（637页）梁漱溟日记中脱漏二字，但这二字从上下文看并不难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5月31日这个日期，因为第二天（即6月1日），储安平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了给毛主席周总理提点意见的发言。6月1日梁漱溟的日记空缺，我们难以了解他的感想了，但从他5月31日和储安平议论时事，谈及出版界的情况看，很可能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征求过梁漱溟意见的，而以梁一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这样想来，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储安平之死
1957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管着，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他的小儿子，现居奥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 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第59、60页）据储望华先生回忆，到了1966年秋天，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后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于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先生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60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强牛”的个人性格，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储望华先生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储望华先生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奥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1998
年9月23日晚于太原南华门东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