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伤了和气

谢泳

   九十年代，学界比前十年在很多地方是有了进步，但在九十年代末，学界也出现了一些让人感到忧虑的事。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九十年代的学术争论，很少有学者之间不伤和气的。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其它社会科学界所发生的学术争论，最后的收场，不能说都是两败俱伤，但现在回想起来，总是不愉快的为多。从九十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到后来的“马桥事件”；从“百年文学精典”，到近期“自由派”和“新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都让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从论战双方的态度和气度上看，都不够从容和平和，所以我才有此担忧。
   去年岁末，朱学勤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今年2月9日的《书评周刊》上发表了韩毓海先生一篇新年答客问《“相约98”，“告别98”》，算是对于九十年代学术界代表“自由派”学者的一次总答复。今年第一期《天涯》杂志上有汪辉先生一篇访谈，也有任剑涛先生一篇关于“新左派”的文章，这些可以说是九十年代末浮出水面的学术争论，我对于他们之间发生的争论，始终抱有一种设法理解的心愿，因为大家知道，今天的学术界能够有一定的争论空间，是来之不易的，论战双方，虽然在学术上可能互不相让，但在对于我们所处生存环境的基本判断上，不因当有太大的区别，因为离开了这个判断，所有的学术争论，就没有起码的事实标准了，这是一件只可意会，不能明说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忘记前几年在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中，双方在基本事实判断方面所发生的误解。虽然很多事情不能说明白，但我们心里不能不清楚。对于双方的论战，我们不好做学术上的评判，更不好做道德上的评判，但学界的许多朋友，在不要伤了和气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说到不要伤了和气，我以为今天的学术界，还是要多向前辈学者那里找一些精神上的资源。做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年那些前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自己所看重的自由主义的价值，不是只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还要身体力行，他们在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上，都要让人们感觉到他们对于自己所宣扬的那些东西是有诚意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当年发生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的各种学术的、政治的论争，就会发现，虽然论争很激烈，但最终不伤和气者为多。这不伤和气，是建立在政见可以不同，但不轻易怀疑别人人格基础之上的。
    胡适和罗隆基当年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但这并没有伤了他们之间的和气。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和胡适之间，由于政见不同，他们以后的友谊虽然淡下来了，但没有伤了和气。罗隆基那时对政府的批评异常激烈，而胡适却较为低调，罗隆基在《沈阳事变》和随后的一系列社评中对国民党蒋介石都做了很激烈的抨击。为此《益世报》曾受到了停止发行的处分。胡适在他的日记中曾写到他对于这一时期罗隆基的看法，他说：“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胡适和罗隆基的个人关系依然很好，他到天津办事，还住在罗隆基家中。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四点到罗努生处写了几幅字，都不好。打牌到深夜，次日早车回北平”。那时胡适和他的清华朋友们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谈论政治，《独立评论》的活动罗隆基参加的不是很多，他只在这本周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训政应该结束了》（171号）另一篇是《国联还可以抬头？》（204号），这是罗隆基为天津《益世报》写的一篇社评，由《独立评论》转载的，罗隆基这篇文章是和胡适唱反调的，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罗隆基先生驳我的“国联可以抬头”的文章，虽然不能改变我乐观的观察，却是我们的读者应该读读的。”此举一例，可概其余。时代虽然不同了，但我们在学术论争时，应当时时想到前辈曾经达到过的那种境界。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