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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在最初是被称为新文学的。作为一门学科，它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可以说作为学科的新文学是和中国政治的转型相同一的。严格意义上的新文学教学应该从1949年算起。新文学的教学模式不是一个依靠学科内在发展要求独立演变过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是那些最初从事新文学教学的人在失去了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来建立的。关于此点，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序中曾说：“一九四八年北京解放时，著者正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同学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次年校中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遂由著者担任。两年以来，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一九五0年五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一页，一九五四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从王瑶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新文学的选择是有一定的被动性的。五十年代初，王瑶曾想过要离开清华，而去江西的南昌大学，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南昌大学：“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王瑶文集》第七卷四九九页，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九五二年王瑶在一份自我检讨中说过“后来系里在课改中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同上）中国新文学的主要力量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以大学校园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主要是教授和大学生两部分人。中国新文学教学的最初萌芽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一九五0年教育部对中国新文学史教学的主要求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从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转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自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依据这个方向完成的。王瑶当时的处境就是他不能够按照学术自身的要求来完成他的学术著作。一九五一年他在给一位向他请教新文学教学问题的教师的一封信中说：“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同上第六0二页）李辉英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当时去了香港。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模式大体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在新文学还没有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前，一九四九年九月，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这是一本“大学丛书”，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这本教科书的序言是叶圣陶写的。他在一开始就说：“这个选本的目录，原先由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国文系同人商定，后来加入了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同人，三方面会谈了几次，稍稍有些更动，成为现在的模样。一共三十二题。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入目录，可没有把全文印在里面，因为这篇文字流传的很普遍，哪儿都可以找到。”说是三方商量，但实际是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为主的，稍后，我们可以从这本教科书的目录中看出它的倾向。这本教科书的编选标准是这样的：“那些怀旧伤感的，玩物丧志的，叙述身边琐事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以及传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违时代精神的作品，我们一概不取。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着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我们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内容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希望对于读者思想认识的提高有若干帮助。就文章的体裁门类说，文、杂文、演说、报告、传叙、速写、小说，我们都选了几篇。这些门类是平常接触最的，所以我们提供了若干范例。”
从这本教科书的目录上可以看出，它实际上就是未来中国新文学教学的雏形。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日，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原定有陈涌，他因为忙没有参加，张毕来也曾参加过草拟大纲）四人负责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新建设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七月），就与这本教科书的基本指导思想完全相同。它在作家的选择和评价上，差不多就是以这本教科书为范围的。虽然《大学国文》还不是新文学史的教科书，但由于它是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主编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未来新文学史教学的主要方向。这本教科书中选择的作家和作品，也就是以后新文学教学中给予高度评价的作家和作品；这本教科书中排斥的作家和作品，也就是后来新文学教学中消失和被批判的作家与作品。以下是这本教科书的目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毛泽东论学习
《农村调查》序言二（毛泽东）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人的阶级性（刘少奇）
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陈伯达）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
论严肃（朱自清）
鲁迅的精神（瞿秋白）
奴隶就是这样得到解放（郭沫若）
墨子与墨家（张荫麟）
马克思墓前演说（恩格斯）
论列宁（斯大林）
作家与战士（罗斯金）
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加里宁）
在巴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上的演说（爱伦堡）
短论三篇（鲁迅）
人生识字糊涂始
不应该那么写
什么是讽刺
写于深夜里（鲁迅）
龙凤（闻一多）
狂人日记（鲁迅）
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
传家宝（赵树理）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
无敌三勇士（刘白羽）
郑子产（张荫麟）
文人宅（朱自清）
白杨礼赞（茅盾）
春联儿（叶圣陶）
包身工（夏衍）
海上的遭遇（周而复）
三日杂记（丁玲）
墨水和鲜血（爱伦堡）
从这本国文教科书的目录中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它对作家和作品的选择带有明显的排斥性。那些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都没有作品入选。它的选择标准是很狭隘的，完全以政治上的标准来进行取舍，凡是在政治态度上不被认可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都不入选。二、以政治人物的作品为先导，此点对于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本教科书中，毛泽东、刘少奇、陈伯达、恩格斯、斯大林、加里宁、罗斯金等政治人物都有文章入选，而且占了很大比例。三、对于新文学作家的认可，基本是以毛泽东的的喜好为尺度的，在非延安的作家中，只有鲁迅、朱自清、闻一多三位入选。因为这三位作家是毛泽东在他的一些文章中明确表示认可的。四、以延安文化为唯一的取向。在上面的目录中，除了政治人物的文章外，基本就是延安作家和左联作家的作品。如周扬、郭沫若、赵树理、孔厥、刘白羽、周而复、丁玲、沙汀、茅盾、叶圣陶、夏衍、。唯一的例外是选了学者张荫麟的两篇文章，而这两篇文章的选择也是因为关于墨子的那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认识：“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而墨子则是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那篇《郑子产》的入选，也有很强的实用性。
这本国文教科书虽然不是专门为新文学的教学而编的，但它的指导思想却对后来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李何林和王瑶他们负责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基本就延续了这种思路。特别是他们两位给教员指定的参考书，就是以同样的标准来制定的。可以从他们指定的“论文”和“历史”两部分书目中见出这种思路的绝对同一，以下是王瑶起草经李何林修改的参考书目：
论文部分：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整风文献
鲁迅三十年集
乱谈及其它（瞿秋白著）
表现新的群众时代（周扬）
《剑、文艺、人民》（胡风著）及胡风其它论文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民族形式讨论集（胡风编）
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
历史部分：
论民族革命的文艺运动（雪苇著）
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雪苇著）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何林编著）
中国抗战文艺史（蓝海编著）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编）
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现在已经有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由于这门学科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所以先天具有很大的局限。在这五十年中，第一代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那些学者如王瑶、李何林、唐
、丁易、刘绶松、张毕来诸位先生都尽了很大的努力，他们本人都是受过很好学术训练的现代学者。但因为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在一个没有学术自由和不能独立思考的环境下建立和发展的，他们的学术贡献都有相应的历史局限。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八十年代末，由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早已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几乎清一色出自王瑶、李何林、唐
门下，所以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上，自然也就或多或少都有他们前辈的影响，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他们重新聚在那些前辈的门下时，年龄一般已过了三十岁，思想观念相对固定。现在这些出自他们门下的学者也已经快要六十岁了。中国现代文学近二十年的发展基本是由他们和稍后的一些学者来支撑的。这二十年的学术环境比他们的前辈已有了很大不同，但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有学术自由的时代，所以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并没有完全从旧的思维框架中摆脱出来。比如在对鲁迅、胡适、周扬、郭沫若、茅盾等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都还没有从固有的评价中完全走出来，对于所谓解放区文学的评价，也还没有接近事实。特别是解放区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彻底清理。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依赖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存在而存在的，由于现在还没有重写中国现代史的历史条件，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就很难做到真正的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