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自由主义的传统

谢泳

        今年以来，学界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有一些批评。其中一个主要理由是说有研究者对他们这批人过于偏爱，而且有美化他们的倾向。因为美化他们，连带涉及到了美化他们最终跟上走了的那个政府。这些批评者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主义传统。为这个问题，我曾给湖南的《书屋》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今年第四期）。我认为中国三四十年代那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还是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我在那篇文章中没有讲什么道理，而只是说了一些他们为人处事的态度和他们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主要举了胡适、储安平等人的几件事。我在近年的一些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过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特别是胡适和傅斯年在其中的一些作法。我常举的两个例子是那时对国民党批评最厉害的郭沫若和马寅初最后都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而许多和胡适、傅斯年关系很好、在学术上也极有成就的人却没有当选。我以为这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胡适日记中曾留下了一份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部分拟提名单（《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哲 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 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 言 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在胡适提名的这些人选中，沈兼士、傅增湘（去世）最终就没有当选， 而郭沫若却当选了，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态度是人所共知的，但中央研究院没有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就把他排斥在院士以外，所以大体可以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没有政治干预。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竺可桢日记》第2册第1257页，科学出版社）
    中央研究院是国家的最高科学（包括人文）研究机构，一个时代的学术自由和政治宽容，可以说最能在这样体制化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对于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评价，要看它对于学者政治选择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说，一个时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对宽容，要看它的体制化行为，不能只看见它在执行体制化行为时具体的不宽容行为，更要看到它的体制化本身是不是一个能有宽容生长的机制，就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情况而言，我们应该对这个体制给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除了郭沫若之，还有马寅初，他的当选也是令人感慨的。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中，马寅初也是28位人文组院士中的一位，而我们知道马寅初在四十年代的政治选择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国民党软禁过马寅初，三十年代末期，他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许涤新和中共发生了联系，以后的马寅初就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了。在四十年代，他是在经济上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对国民党政权、对蒋介石、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马寅初都写过很多文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才对他恨之入骨。他也是1948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后到了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前几年，我看过一本《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出版周永林、张廷钰编），其中所收的文章都在1948年以前，是在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前写的，也就是说，他的那些抨击官僚资本的文章并没有影响他当选。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组候选人的评语中对他的介绍是：“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等问题”。（李扬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史》第143页）当时人文组的院士候选人共有55人，最后当选的只有28人，是两个人当中才能选一个，那次选举原计划选出100人，但最后当选的只有81人。
    对于郭沫若的当选，也有朋友看了我的文章后认为这不足以说明问题，他的看法是这样的事哪朝哪代都有过。而我却不这样认为。最近南京朋友徐雁平先生抄给我一则材料，正好可以说明我的那些看法不是妄加猜测，而他们那些人确实是那么想的。这是考古学家董作宾写给胡适的一封信。在胡适推荐的院士名单里，考古组人选中董作宾是排在第一位的。董作宾在1948年2月2日从芝加哥写信给胡适说：“春间中研院邀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梁）思永或（郭）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兄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您。”（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第37册，页699页）余英时在《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出版）一书中有一篇《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也引述了这一资料（第123页）。这样的事，我以为还不能仅仅认为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一个理智上的价值判断，这个判断的前提就是凡事都要出以公心，而不能先存了私利。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以为这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
    还有当年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和西南联大常委，也是这样。蒋梦麟在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以后，没有立即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说过：“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定的大学组织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页）最后蒋梦麟还是辞去了北大长一职。类似的事，在他们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不是个别的。我就是从这些小事中来判断中国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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