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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
——以1952年6月《文汇报》“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
谢泳
一、 问题
我在这篇论文中主要分析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的发生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的思路是这样的：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这次历史转型主要发生在政治层面，但它带给社会生活的变化却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指十七年的文学）之所以变化成为后来那样的情形，也不是偶然的，它有一个鲜明的时代背景。它的发生当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分析的历史现象。
中国当代文学从1949年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作家队伍的变化。
1949年以后，从作家的结构上看，在这个时期最活跃的作家主要以延安作家为主。我们知道，延安作家的构成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由延安自己培养的作家，一是到过延安的原左翼作家。那些曾在国统区写作的政治态度中性的自由作家和原来以新月文人集团为主的作家，从1949年以后已开始受到冷落，他们由中心退到了边缘。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实际正在一个兴盛时期，它的主要标志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正在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像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师陀、无名氏、徐吁、钱钟书等等。他们当时正是四十岁左右的年龄。但由于时代的突然转换，他们的创作活动已经不能按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达到和形成的传统继续下去了。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到了1949年以后，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总格局上观察，在新时代，一个作家是不是有过延安经历，是他们能否与这个时代在各方面都达成平衡的一个标志，1949年以后，没有过延安经历的作家，已经由过去的主流位置退居边缘了。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1949年以后，主要活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由于这个时代对于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不放心，但一时又没有更多新的知识分子来满足时代的需要，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速成的时期，作家也不例外。新时代在文学的格局上选择与过去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果说过去作家主要是作为一种自由职业的话，那么现在这种职业已经不再是自由职业了，它也被纳入了体制，成为一种单位职业。因为新时代一时不可能起用大批旧知识分子，而又没有那么多新知识分子，就必然要加强对于新知识分子的文化培养。在作家方面，就出现了日后对于中国作家协会体制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中央文学讲习所。这个讲习所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丁玲。
马烽在他的回忆录《京华七载》中说：“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①中宣部最后没有同意他们办文学院，但同意他们办个文学进修班，主要是给解放区涌现出来的那些青年作者有个读书提高的机会。这就是后来的中央文学讲习所。现在看来，当时的中央文学讲习所主要承担了两个功能，一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确实提高了一部分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的艺术素质，比如陈登科，他在进入文讲所之前差不多是一个文盲，后来他们都在文化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二是文讲所为后来各地的作家协会做了干部上的准备，在五十年代和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出身于文讲所的作家中有相当一批人成了各地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中国的作家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由作家协会来负责管理的，所以在文革前，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活跃的作家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方法上，主要是受出身于文学讲习所的那些作家的影响。那时的文学讲习所，除了一些专题讲座外，还要学习政治。马烽回忆说：“政治学习，我们除了文化部党委布置的学习班文件外，还增加了马、恩、列、斯论文艺。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经常要读的文件了。”②一方面制约成熟的现代作家的文学活动，别一方面却又在培养一些文化水平很低的人成为作家，五十年代初期，新时代就做了这样的选择。
2、 出版制度的变化。
1949年以后，对于文学创作最大的影响就是出版制度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依赖中国现代出版制度的形成和成熟而发展的。有现代的出版制度才能形成以自由写作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作家，中国现代作家中的多数人之所以在1949年以前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他们一生中的最高水平，就是因为他们虽然也受到了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制约，但由于还没有完全丧失了他们创作活动最重要的现代出版制度，所以他们的文学活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失去活力。1949年以后，对于学术和文学创作最大的限制就是以自由和公开为基本特点的现代出版制度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以强烈管制为基本特点的出版制度。这个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使学术和文学活动所依赖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完全丧失，并且受到严格限制。
3、 现代大学制度的变化。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它和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都和中国现代大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和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大体上可以说都是由中国现代大学而来的。但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大学所形成的最好的那些传统都为新时代所不容，比如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术自由、党派退出大学和校园结社自由等等。由于失去了这些传统，中国大学制度经由1952年的院系调整以后，把当时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大影响的一些教会大学取消了，另外像清华大学这样有非常优良人文传统的大学改变成了纯粹的工科大学，当年的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大学当中已形成学术和文学创作学派雏形的大学，1952年的院系调整从根本上切断了它的传统。
4、 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变化。
1949年以后，随着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趣味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抛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所形成的传统。新时代对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基本要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工农的欣赏趣味为理想目标。
中国当代文学在1949的转型过程中，本来可以继承中国现代文学已有的传统，包括继续让那些正在创作旺盛期的作家自由选择他们的创作道路，但新时代却对它所面临的传统采取了一种敌视态度，这样它所开创的就是一个于中国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文学格局，这个格局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倒退。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没有出现堪与中国现代文学相比的作家和作品，主要是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制约了中国作家的创造力。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除了由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所制约以外，也与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性相关。从下面将要分析的这个个案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时代变革中，确实表现出了他们的局限性。他们同时选择了和这个时代达成妥协，而很少选择抗争，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他们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但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
二、个案
我选择的这个个案在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是不大被人注意的，但我以为，我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能仅仅以作家和作品的变化为主要依据，还应当注意那些曾经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读者的欣赏趣味产生了影响的历史事件，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各类文学杂志和报纸上曾经发生过许多对文学作品的各种形式的讨论，以往我们的研究者较多注意的是那些较为纯粹的文学讨论，这些讨论的参预者以作家和评论家以及少量的读者为主，而对于那些纯粹是读者参与的讨论却注意不够，其实在这样的纯粹读者参预的讨论当中，我们更能看出一个时代文学创作、文学教育、文学欣赏和文学评论的转型是如何发生的。
1952年6月4日，《文汇报》在第七版“文化广场”开了一个专栏，名为：“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它的编者按说：“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为散布享乐腐化思想的来源之一，因此在进行分析和批判时，必须比较全面的和深刻的接触到思想根源。”在这个栏目下首先发表了两个读者的短文：
一篇是胡冰《我的享乐腐化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另一篇是蒋达章《剥开名著的“皮！》。
《文汇报》编者给蒋达章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
蒋达章同志看《飘》这本坏小说，是去年在X学校图书馆借到的；在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很多学校图书馆都已经把反动书刊进行了一次清除，如果有个别学校图书馆还没有进行清查的，应当以严肃的向人民负责的态度进行一次清理工作。关于清理学校图书馆的情况，希望读者写信告诉我们，作为我们工作的参考。
这两个读者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都是受到了文艺作品的影响。胡冰和蒋达章的文章同时提到给他们的思想带来巨大毒害的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
6月6日，同一专栏下发表了贾慧的文章《我的腐朽的人生观是怎样形成的？》，她在文章中说：“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九四六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在典型的半殖民地都市的资产阶级式大学里读书。随着美帝的文化侵略，其反动文艺作品也涌入了我们的图书馆。和《虎魄》同时，我也看了《飘》这本书。”
6月7日，专栏一发表了市西中学学生蔡宜其的文章《幼小的心灵是谁摧残的？》编者按说：“蔡宜其同学是市西中学的学生，今年还只有十八岁。从她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传播资产阶级文艺毒素的文艺作品对青年人的毒害何等严重！它摧残了幼小的心灵，使青年人整日沉迷在苦闷的圈子里，恐惧、彷徨，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因此我们更有责任来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教育每一个青年学生都作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具有伟大理想的未来的祖国的建设者和捍卫者”。这个中学生说：“我在小学毕业后，就到一个贵族化的教会学校念书”。她在人也的文章里所批判的文艺作品是：《狄克探案》和《亚森罗苹》一类的侦探小说。
6月8日，发表了华东师大学生罗无友的一篇文章《〈风萧萧〉毒害了我》。她说：“当时，我被子徐吁虚无的笔调所吸引，我被徐吁‘共同的幻觉便是实在’这种荒谬的言论所迷惑，我做了徐吁的虚无主义的俘虏。从这时候起，我放弃了书本，整天沉醉在灯红酒绿的场所，过着腐化的生活。爱虚荣、爱金钱、追求享乐，我学会了虚伪与欺骗，也学会了怎能样去玩弄男人。还有一部分没有实现的‘理想’，就是我没有做过特务，这不是说我不要做，而是没有这个机会；否则，我也会堕落到背叛人民的反革命泥坑里去。”
6月9日， 发表了复旦大学学生李尚的文章《我把“流氓”当做“好人”》他在批判了《飘》对他的毒害后说：“我读过《钢铁是怎能样炼成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我看到党、团同志的忘我的工作，耐心的在帮助每一个人的进步。”
6月10日，发表革大外专学生《从几个问题上看反动文艺作品对青年的危害性》。文章重点批判的也是小说《飘》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6月11日，发表扬州中学学生徐式谷《资产阶级反动文艺作品使我脱离现实脱离生活！》他在这篇小说中批判的也是侦探小说。他：“侦探小说多半来自国外，不用说，那时我对英美的‘文明’羡慕崇拜的了，我的理想是到美英留学，学会侦探技术，回国做‘大侦探’；如果真的成为事实，这岂不就是做了捕杀革命志士的的统治者的爪牙。这些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凶淫暴戾、阴险诡诈、恐怖离奇的侦探小说，在青年中散布着不良影响，实是我们所不容许的，我除了把自己受害的经历提出控诉外，还希望学校行政、教师、家长们重视这一问题，对学校中存在的这种现象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制止”
6月12日，发表同济大学学生杨寿慈《资产阶级反动文艺作品腐蚀了我的人生观》这个同学在文章中除了批判《飘》，之外，还批判了《风萧萧》和徐吁的另一部小说《鬼恋》。
6月14日，发表蓉蓉《〈飘〉使我变成妖形怪状的阿飞》。云剑《〈风萧萧〉引导我们走反人民的道路》文章说：“我思想上受毒素最深的，是反动文艺小说《风萧萧》。在我看了之后，对国民党的情报员、白苹、梅瀛子的腐化生活，认为是幸福快乐的。其次把他们在抗战中卖国投降的勾当，认为是‘爱祖国’。把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帮助反动政府屠杀人民的特务匪棍，认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当时我对书中一切的所谓英雄们，我都崇拜、钦佩、羡慕；我的思想完全和他们融合了起来；虽然在行动上未曾做过像他们特务勾当，但思想上早已计划将来怎样追求像他们的生活，怎样来干一下像他们的工作，我在不知不觉中已麻痹了自己，接受了反动思想。解放后，新的事物不断教育我，从理论上我认识了旧小说是有毒素的，但是我不曾发现《风萧萧》这本书的丑恶。经过三反、五反的学习，和《文汇报》上青年朋友们的检讨，惊醒了我的迷梦，我比较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终于认识到《风萧萧》的阴森面目，它不但掩饰了美蒋特务和罪恶，使人染上空虚、堕落、麻痹、享乐的倾向，并且使人把屠杀中国人民的美国特务认作‘朋友’而引人走到反人民的路上去，毁灭了自己。”
6月15日，发表震旦附中王纪堂的文章《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作品使我意志消沉》。他在文章中第一次提到了无名氏的作品《塔里的女人》。他说：“由于受了这些文艺作品的影响，我就热烈地追求、羡慕、留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穿阔肩的西装，戴阔边的太阳眼镜，我认为这是我的英俊和潇洒，同学们都叫我做‘美男子，我平时就跑跑咖啡馆，听听爵士音乐。由于受了《塔里的女人》的影响，我又幻想着将来能过悠闲的生活，过田园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根本就没有；我只是想：世界上只要我一个人愉快就可以了。由于这些小说的影响，在恋爱观上我曾得了这样一条定律：爱情的创造是需要金钱的。认为有了钱就能获得爱。”
6月16日，发表陆行中学学生倪墨炎的文章《我怎能轻视劳动人民和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也对徐吁的《风萧萧》进行了批判。他说；“起初我对这本书中宣扬资产阶级荒淫的生活，是感到讨厌的，觉得农夫们一天到晚的辛苦耕种，流血流汗，还吃不饱，穿不暧；而他们毫不劳动，却终天狂饮大吃，奢侈到了极点！但看到后面，作者告诉我：他们也是‘抗日’的。等到把书读完，觉得他们既然也是‘抗日’的，那么狂饮大喝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不但不再讨厌那种生活方式，反而由羡慕甚至追求那种生活方式了。由这种思想指导下，所以当我担任学生会工作时，学生会派我到市区办事去，我不愿坐电车而愿坐三轮车，有时还把公家的钱积下来，自己花用，认为我为同学服务，享受一下也无啥关系。我读书也用功起来了，为得是以后可多享受。------- 我读了《风萧萧》和其它一些资产阶级的作品，开始改变，从靠近农民的我，变得在思想上靠近资产阶级的人了。”
6月17日，讨论进行了近半个月，编者作了一次小结，集中发表了四个青年的文章，分别是：
上海财经学院学生徐锦龄《大流氓有啥值得钦佩？》，批判小说《飘》对自己的毒害。
宁波效实中学学生曹智澄《〈飘〉几乎毒死我年青的心灵》，批判了《飘》和《风萧萧》。
长春东北银行专门学校闻立经《我认清楚了美国式的“文明”》，批判《飘》。
上海市第四妇女消费合作社张荣君《挖出腐朽思想的根源》，批判了《飘》。
6月18日，发表上海师范学生程秀文《和丑恶的思想告别 做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
周相林《这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散布的毒素》。他说；“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十七岁时在一所教会中学读书，这个学校是在美国神父控制之下的，他们假装慈悲，要我们埋头读死书，说是毕了业，有学问就可以到美国去‘镀金’；用资产阶级的小恩小惠来引诱我们同学，用资产阶级腐化思想来毒害我们同学，介绍了我们去看反动书籍，《飘》就是其中的一本。这些书告诉了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沪南实习学校小卒《〈风萧萧〉使我敌我不分》。她说：“徐吁的《风萧萧》，在我纯洁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黑影，使我敌我不分，把屠杀人民的国民党特务白苹当做值得崇拜的人物。我房间里的家具和装饰，从壁上的花纸、窗帘，一直到床上的被褥、枕头，甚至于一支铅笔，都是银色的；我要穿银色的大衣、外套、衬衫、皮鞋，就连插在头上的花和飘带也是银色，因为不这样就不像白苹。我把自己打扮的一身‘银装’，去赴男朋友的约会，对方如果不说一声‘你真像白苹！’我就不开心；那怕是一个笑容，我也要学得像‘百合初放’，好象不这样便显不出我的美丽；在和别人说话之前，总要先来一副矜持的样子，因为，不如此就称不上温文柔雅大家风度。”
6月19日，又集中发表交通中学学生夏天笑《反动文艺作品阻碍我进步》。
苏南太仓师范学生明月《我的青春的岁月是这样被腐蚀的》。
革大外专学生罗夷《坏书使我多少的日子在迷迷惚惚中过去》，对无名氏和徐吁进行了批判，说他们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6月28日，发表育才中学学生《我曾经迷失了青年人生活的方向》，除了批判徐吁的小说外，特别说：“当我第一次读到《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与《谁是最可爱的人》时，我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晏摩氏女中学生张仟琴《清除肮脏的思想 向幸福的生活前进》。
清心女中学生孙凝云《把坏书送到造纸厂去，再造成纸来印对我们有益的书》。
苏南吴江乡师学生周子基《检查我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根源》。
6月20日，《文汇报》邀请了一部分青年学生举行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学生是：
沪江大学： 孙伯雍 乔尚义
大同大学： 金玉琴 钱家栋
圣玛利亚
女 中： 余英华 容舜华 邹霞 杨谖 郦曼茵
清心女中： 张秋云 孙凝云 洪美霞 蒋有吟
时代中学： 蔡文伟 陈伯海 胡逵吉
中西女中： 王丽玲 陶妙珠 陈绮玲 赵无宣 余曼珍
震旦女中： 钟筱春 邹小燕 张爱云 顾馨 樊秀英 俞汝智
晏 摩 氏
女 中： 刘英伦 左月芬 张蓓玲 谈筱佩
6月29日《文汇报》以《坚决肃清反动文艺作品的坏影响》为题，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报道共分为两部分：反动文艺作品怎样毒害了青年同学？认识了反动文艺作品的危害性，决心以实际行动肃清其影响。同时还发表了圣玛丽亚女中学生郦曼茵的一篇文章《我要改正错误 立志做一个好青年》也算是对这次讨论的总结。
三、分析
《文汇报》的这次讨论没有什么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只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家报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选择的一种编辑方式。1952年6月，正是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了高潮的时候。一家报纸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选择读者参预的讨论方式来对文学作品进行批判，这在五十年代是很常见的。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个案来做为我的分析文本，是因为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文本当中，恰好包含了许多历史内容。
五十年代初期，文学界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当时丁玲在《文艺报》上以给作者写信的方式，对这篇小说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萧也牧本来也是从解放区来的，大体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延安作家。他的这篇小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是因为写了一些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一些小人物身上的缺点，就被看做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如果放在二三十年代，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丁玲早年的任何一篇小说，可以说在丁玲对萧也牧那些意见中，都要比它强烈许多。但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对于丁玲来说，经历了延安时代的生活，她已经不再是早年的丁玲了。在当年到过延安的自由作家当中，在五十年代表现得和早年自由作家区别最大的一个是何其芳，一个就是丁玲。他们早年的自由主义作家经历经过延安时代以后，几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丁玲五十年代初，对萧也牧的粗暴批评，可以说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对作家作品曲解的先例。这是发生在1951年10月间的事。萧也牧后来被迫在《文艺报》上做了检讨③。
我们现在也许可以明白，为什么对于像萧也牧这样的作家和作品都不能允许，就因为他那样的作品太温情了一点，有小资产阶级的趣味。特别有意味的是在五十年代初期，萧也牧还用了《我们夫妇之间》这样一个题目。虽然当时批评这部作品的人没有从题目上做文章，但萧也牧的这个小说题目实际上有一种象征性的意味，因为他写了夫妇之间，而夫妇之间肯定是要有爱情的，有爱情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这就是那时代的逻辑。
在我们提到的《文汇报》这场讨论发生时，全国正在经历着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以及抗美援朝。这三件事情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重叠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反掉知识分子身上崇美、恐美、迷美思想，而改让他们相信苏联的东西。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其核心也是要让在当时中国高等院校已经有相当传统的美国教育思想改换成苏联的教育思想。至于抗美援朝则更是要让人们看清楚美帝国主义的本质。
在《文汇报》组织的这场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1、从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角度看，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目的是要让那些受过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毒害的青年不再相信他们早年受到过的文学教育。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判断是，那些青年已经为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传统所毒害。从那些学生的自我批判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所批评的那些作品和作家其实正是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新水平的作家和作品，比如徐吁和无名氏。
2、讨论中受到批评最多的两部作品，一是徐吁的《风萧萧》，一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可以这样认为，一部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一部代表了美国文化在当时中国大学生当中的影响。在当时的批判者看来，这两部作品都是黄色作品，因为他们写了爱情。
为什么会选中徐吁的《风萧萧》呢？也许是偶然的，但我们现在分析，却能看出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新时代所敌视的主要几种文化传统或者说这部作品所叙述和评价的那些历史事件都是新时代所要排斥的。
徐吁 《风萧萧》写的是七七事变后孤岛上海的生活。研究哲学的青年徐，想在上海写作一本有关道德与美学的著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救了受伤的美国军医史蒂芬，两个人成了好朋友。史蒂芬常约他去舞场，在舞场认识了百乐舞厅的舞女白苹。不久，在史蒂芬太太的生日宴会上，徐又认识了两个年青貌美的女人，一个是交际花梅瀛子，一个是美国少女海伦·曼殊菲尔。徐和这三个性格不同的女子发生了很复杂的感情纠葛与政治牵连。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徐才知道，史蒂芬太太是美国远东间谍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她和史蒂芬是一对假扮的夫妻，梅瀛子是他们的助手。徐在他们的鼓励下，参加了美国对日本的间谍工作。他们以为白苹是日本间谍，就去偷取她的秘密文件。第一次成功了，但第二次被白苹发现，她持枪来到徐的住处，把他击倒在地。徐因抢救及时，很快恢复了健康。经过一番波折，他们才知道白苹是是国民党政府潜伏在上海的间谍。消除误会后，白苹和梅瀛子开始合作，共同对敌，获取了不少秘密文件。日本间谍宫间美子设下毒计，，让急于获取密件的白苹中了埋伏而丧生。后来梅瀛子怀着对好友的热爱，用毒酒毒死了宫间美子，为白苹报了仇。徐和梅瀛子暴露了身份，他们将要离开上海。徐在离开时，发现海伦对自己恋情已深，只好不辞而别，孤身前往大后方，去从事属于战争的、民族的工作。小说结尾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空间。小说名为《风萧萧》是作家对他笔下的人物的一种赞叹。
说《风萧萧》是一部黄色小说，实在是毫无道理，因为这部小说从头到尾没有一笔涉及到性的内容，在长达四十万字的小说中，唯一一次写到男主人和他所爱的女友接了一次吻，还是在他的女友病中，那样的情节是非常纯洁的。五十年代之所以选中了徐吁的小说，除了徐吁那时已到了香港和小说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有较大影响以外，更主要的是这部小说具备了这样几个因素：（一）写了国民党抗日。（二）美国人对中国人是友好的。（三）风尘女子身上也有许多善良和优秀的品质。（四）爱情是超阶级的。（五）有趣味和有质量的生活才是美好的。（六）追求个人的价值和合理的金钱都是正当的。
五十年代，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他们最为害怕的是人性论。因为人性论当中最敏感的要数爱情，而且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超阶级的，所以五十年代凡较多涉及爱情的小说，多数都受到了批判。像徐吁这样一个离开了大陆的作家，他的作品自然就更可以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看成是最为有害的作品了。
《飘》所宣扬的美国文化，特别是它的爱情观，更是为当时的文化精神所不容的。
在这次讨论中提到最多的作品，可以说都带有通俗文学的色彩，徐吁和无名氏的作品以及《飘》，都可以把它看成是通俗的以言情为主要特色的文学作品，还有许多人提到的属于侦探和武侠小说范围的那些作品。
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从这里注意到到一个现象，就是在1949年以后，通俗文学受到的打击要远胜于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当中本来也是有通俗文学传统的，比如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张恨水、刘云若的言情小说和程小青的侦探小说，还有各类形式的武侠小说，作为文学形式，在1949年以后消失得最彻底。因为通俗小说是更为民间化的东西，它的读者群也相对庞大。更为重要的是通俗文学无论是言情、侦探还是武侠小说，它们所具有的基本形式离不开爱情、人性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因为通俗小说更为个人化的色彩与新时代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冲突的，所以新时代对于这些东西更为恐惧，这就是为什么通俗文学在很长时间内会绝迹的根本原因。
参预这次讨论的都是青年，特别以女青年为多，主要是大学生，特别是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女生。6月20日参加《文汇报》组织的讨论的八所中学当中，就有六所是教会学校。可见当时确有清算美国文化影响的考虑在内。
五十年代初，通过改变女性的阅读和欣赏趣味，从而让新时代的女性更少女性化，在婚姻、爱情和生活方式方面，把最为人性化的东西从他们的思想中排斥掉，让女性只在阶级化的生活中，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革命化、低俗化和粗糙化。在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爱情的淡化甚至消失。有时候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在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中，爱情会淡化到了那样的程度，到了文革时期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差不多就完全消失了，最典型的就是样版戏。爱情在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的消失现象，单从文学本身是解释不了的，要将这个问题说明白，还是要从政治文化当中去寻找原因。
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这是一个常识。十七年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就是违背常识，因为常识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时期的政治文化如果要从常识上来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最难的，但在十七年的文学和许多方面，这个时代做到了。现在有些研究文学的人，想对十七年的文学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有它特定的历史价值。如果我们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来评价十七年的文学，我以为还说得过去，如果再往前走（比如在美学上）就要非常慎重，因为一个力图将爱情从文学作品中排斥掉的时代（而且最终它做到了把爱情从文学中赶了出来）是很难在文学上提供什么新东西的。
十七年文学中最少的是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它在人类精神领域里是不可能有位置的。最能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就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伦理原则，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生活关系。十七年的文学观念中认为爱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不能让它再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对于人性论一向很反感，我们是只看见阶级，而看不见人的。文革之前的文学作品中不是一点爱情也没有，而是那时出现的爱情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合乎社会政治道德的爱情，而没有一点超越政治道德之外的爱情存在。爱情实际上已经成了政治的附庸。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已经为革命所取代，至于性，那就更谈不上了。
中国古典文学在爱情和性的问题上，是有传统的，如果没有了这两样东西，再说我们的古典文学有多好，就没有人信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这两个传统还是继续下来了，我们今天那么看重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因为它继承了中国文学的好传统，而十七年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什么好就不要什么，爱情的命运就是这样。
原来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有一段吴琼华和洪常青的爱情戏，最后删掉了，谢晋本来不同意，但迫于政治的压力，还是退让了。《白毛女》的最初版本中不仅有喜儿和大春的爱情，还有喜儿生子等情节，到后来，这些都没有了。那时文学作品中不能有爱情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尤其是正面人物，他们的爱情生活和革命逻辑必须是一致的，就像《青春之歌》和《苦菜花》中所写的爱情那样，在当时作家的笔下，革命者如果有爱情的话，也只能发生在同志之间。阶级意识要高于一切，而阶级意识通常又被狭隘地理解成是由血统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血统里要有农民的血（林道静是她父亲逼奸农民的女儿黑妮所生的）；《苦菜花》里农民的儿子德强要爱上地主的女儿杏梨，同样道理，作家还要让杏梨的血统里有长工的血（杏梨是她母亲和长工私通后生的）。可以这样说，那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使很多作家的写作走上了歧途，他们把本来鲜活的生活统统简单化了。浩然在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里写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也只是躲躲闪闪地写，到了《金光大道》就连躲躲闪闪也没有了。由于没有爱情，十七年的文学作品在开掘人性的深度上，可以说是一个零，只有阶级性的文学作品，很难说它能有多长久的生命力。
在讨论中所提倡青年阅读的文学作品已不再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欧美小说和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小说，而是苏联和东欧当代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另外还有《可爱的中国》以及魏巍那些写朝鲜战争的所谓报告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通过五十年代许多政治化的方式，最后完成了。到了文革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它所固有的创作方式和阅读方式。在这一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和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创作和阅读方式。1976年以后中国最早出现的那些文学作品，在爱情和人性的深度上都非常有限。直到八十年代以后，这些禁区才被真正突破。但在这样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作家和读者，他们在文学教育和欣赏上所受到的伤害，却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现在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不是一个时代文学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自觉出现的变化现象，而是一个时代以政治和组织的方式，以自己所固有的政治观念和文学观念，强迫作家和读者改变了自己的创作和阅读方式。最后达到了在政治和思想上高度的一体化，从一个时代统治者所试图要达到的按自己设计好的理想标准来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可以证明，它在很高程度上是成功的，不过它越是成功，对文学的伤害就越大。
注释：
①（《山西文学》1999年2期27页
②《山西文学》1999年第3期第25页
③参阅《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