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

谢泳

        前几年，我做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研究时，开始留意董时进这个人，但后来因为其它研究，没有深入下去，所获资料也非常有限。这几年，我的学术兴趣已有所转移，在当年所留意过的那些历史人物中，董时进是一个始终让我不能忘怀的知识分子。董时进，1900年生人，何时去世，我不知道。四川塾江人。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获农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农利股主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
       我只在《观察》上读到过他的一篇文章，但他那篇文章所传达的却是一个对历史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的看法。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取缔民盟后，作为民盟的一员，董时进写了一篇《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观察》三卷十一期）。董时进对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很有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文章中奉劝国民党：“政府假使是聪明的，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共党的短处，那便是利用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觉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党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动。世人相信美国比苏联民主，最好的证明是美国允许华莱士一类的人在国内国外大事咆哮，而苏联则无论如何拿不出这样一个证据来。这样的事实胜过一切雄辩。”这样的认识，今天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四十年代末，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这样看问题，都能在两党之争中看出孰轻孰重的。在这一点上，董时进和储安平是有远见的。他们认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总是要好一些。这个简单的常识，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要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悲惨命运中才想清楚。
       董时进还有一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一九五零年复刊的《观察》周刊曾发表过一篇谈话纪要式的文章，名为《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观察》发表谈话摘要时，先有一个说明；“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这个谈话摘要，没有列出发言者的名字，只用了甲乙丙丁来代替。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董时进上书的原件，但我想这个原件也许还在世间，因为给毛泽东上书，总会在他的那些来件中保留下来。将来有一天，要是能解密挡案，总会有人来重新评价那时的历史的。
       我们从那个批判性的座谈会发言中，多少能看出一些董时进的意见。有一个发言的人说；“董时进先生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
  “土地改革，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负担而国家税收将受到损失。”
  “董时进先生说华北有封建性剥削，而江南则没有”。
  “董时进先生说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许多是董时进的同事。他们认为，董时进在美国学得农业，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很深，他对中国土地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一个他当年的同事说，董时进在国民党时期就反对土地改革，他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他后来的命运我不大知道，只是希望能有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专家，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变化时，能考虑到当时一个知识分子的意见。董时进当时提出的那些问题，有相当的专业性，也可以说是学术问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政府犯错误是难免的，而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政府从来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举，这是很可怕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朝历代，这都是最大的问题。四十年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已不同于过去，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有些农村，特别是江南的一些农村，已经有了一些工业化的苗头。而华北农村的土地制度和江南农村的土地制度，确实不可同时语。董时进本人是一个留学美国的农业专家，在农业问题上，他是有发言权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听听他的一家之言呢？我们不能说董时进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说他的那些看法绝对是有根据的，也是负责的。五十年代，在这些问题上，最让人感到悲哀的还不是执政者没有听不同意见的雅量，而是许多身为知识分子的专家，不但不能为同行辩护，而且多数是站在另一面，随声附和。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它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