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谢泳
在余秋雨受到的批评中，他最在意的是他的文革经历。对于其它的批评，余秋雨似乎很能平心静气，唯独对自己的文革经历，他总是有一种想要说明的渴望，因为这种渴望过于强烈，所以他在叙述自己的文革经历时，总给人一种想要开脱的意味。余杰对他的批评和余秋雨对他的回答，说到底都是因此而引发的。我曾在一篇《正视自己的历史》文章中对余秋雨的这种态度提出过批评。最近，他在文革中的同事孙光萱在《文学报》上写了一篇长文，也是对他文革中的经历进行分析的，他也说，余秋雨对待自己文革时的经历，有避重就轻的味道。
为什么余秋雨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我们可以把眼光放远一些，离开余秋雨，向比他更年长的那些知识分子身上看去，从他们的经历中，找一点对我们了解余秋雨有帮助的东西。
余秋雨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人，他是1946年生人，从他的这个年龄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经历，他是一个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的大学生活严格说是不完善的，他们真正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并不是很多，因为后来发生了文革。余秋雨的整个学校教育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完成的，他是这个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好学生，因为这个教育背景是有问题的，而最能和这个教育背景相吻合的学生，也就是这种教育制度最理想的产物。余秋雨是一个有文史才华的青年，这样的青年在任何时候都有对学术的渴望，如果生活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走上学术道路。然而不幸的是，在余秋雨开始对学术生活具有强烈愿望的时候，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没有学术了，对那些早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痛苦是以后不能再从事学术工作，而对余秋雨这样的青年学术才俊来说，却是他们已没有可能再过上真正的学术生活，和老一代的学者比较起来，更痛苦的就是余秋雨这一代人。他的文革经历和他的学术经历是重叠的，在那样一个时代，对一个想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余秋雨后来的道路是最正常的，也是那一个时代里还对学术存有美好愿望的人的唯一选择。余秋雨不是圣人，他的学术道路开始于那样的时代，这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的失误。人们对他的不满只是他没有正视那一段历史的勇气。
还在余秋雨的小学时代，学术已不再是正常意义上的学术了。但学术这东西和人的其它愿望一样，不是谁让它消失它就可以消失的，而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而已。我们看余秋雨的青年时代，他那么有写作的才能，但那个时代对他的写作才能只有一种畸形的要求，除非一个人对写作丧失了最后的一点愿望，否则他们就很难摆脱那个时代对他们的所有制约，余秋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痛苦保留了他的写作才能的。因为那个时代里，不是所有具有写作才能的人都能有余秋雨那样的经历的，这我们又要说是余秋雨不幸中的幸运了，在他同时代许多朋友都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他总是在进行文字工作，从写作训练的角度说，余秋雨比他的同时代人还是早走一步，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否定。
余秋雨生活的时代，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想要出人头地，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现成的道路，这个道路我们姑且称为是“两个小人物的道路”。这两个小人物就是五十年代因批评红学家俞平伯而成为学者的李希凡和蓝翎。
从五十年代以后，对一个在文史和写作上有才能的青年来说，他们都希望能走一条“两个小人物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简单说，就是有强烈的企图在一夜之间成名的渴望，所以他们通常选择的心理动机都是以能让最高领袖突然认可为企图的。方法就是根据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有时是暗合）选择一个最有批判价值的学者进行爆破。五十年代“两个小人物”出现以后，在当时的大学里，在那些具有文史和写作才华的青年心中，最理想的偶像就是李希凡和蓝翎。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最有才华的女学生程海果将自己写文章的笔名定为“林希翎”，希翎就是“两个小人物”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虽然不久之后蓝翎和林希翎的命运都发生了逆转，但在那样的时代里，那种成名的方式，对一代青年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泽厚当年批评朱光潜的情况大体也相同。直到后来毛泽东说了“姚文元片面性较少”那样的话，而使姚文元一夜成名。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我们就不多说了。“两个小人物的道路”发展到最极端就是姚文元的道路。余秋雨的学术生涯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里开始的，现在想来真是可怕。因为那样的时代里，一个青年文史才俊的最后选择很可能就是姚文元那样的路，至于在这路途中个人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历史应当承担什么责任，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余秋雨来说，他不是在理智上不知道自己当年经历的可耻性，但他想的更多的是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受害者，自己也是有很多委屈的，这也是真实的感受，我们也要有了解之同情。余秋雨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不是他有没有勇气忤悔的问题，而是他对自己那样的经历的无奈性有一种委屈，他是别无选择，而这种被迫的选择也是建立在自己比同时代人更有学术才华基础上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同时代的人并不是当时有清醒的意识才没有选择他那样的道路，而是因为他们在学术上没有自己那样的才华，结果没有成为“写作组成员”。现在反过来要自己一个人承担很多那个时代耻辱，他在心理上总是有一些不情愿。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余秋雨，也许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看待他的写作，也就能对的他文革经历有不局限于他个人的评价标准。余秋雨看起来是一个什么好事都赶上了的人，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他早年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总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妥协，这是他的最大优点，也是他的最大局限。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当代的作家和学者，他不大考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