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这几年经常有人引用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句话是梅校长首创，还是另有所本，我们过去没有多想，因为这是一句很让人心服的话。这句话最初是梅校长在1931年清华的就职演说中说的。原话是：“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1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
    最近我看到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真先生的一本书《教育问题平议》。其中有一篇是专门谈大学教育的。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欧洲和美国早期的大学，多着重于如何遴聘优良教授主持学术研究工作。美国教育史上一位最著名的大学校长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在其开始筹设霍布根斯大学（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之初（一八七二年），特别先往欧洲考察各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同时也想利用考察的机会，在欧洲选聘一些著名的学者到美国讲学。他认为要办‘好的大学’，必须有‘好的教授。大学的基础在‘人’，不在‘建筑’。他有一句三个字的名言是：‘Man , not buildings’。亦即‘大学所需要的是大师而非大厦’之意。”（见该书105页，1987年）
    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不是自创的，而是从欧美学来的。我们前辈的好处是知道什么好就学什么，而不是明明知道什么好却偏不学什么。蔡元培办大学的思想也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他考察欧洲大学制度的结果。他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就源自教育独立的理念。梅贻琦是清华早期的留美学生，他的教育思想也是来自美国的。至少我们从他那句名言中可以知道他是受过美国教育思想影响的。吉尔曼那句话在美国也是名言，梅校长不可能不知道。梅校长的高明之处是把美国的话用中国的方式说了出来，而且打动了许多人。清华能在他的手中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偶然的，因为梅校长也是一个能放眼看世界的人，是一个知道什么好我们就要什么的人，他们不是找借口，以自己国家的特殊国情而自外于世界文明的现有成果，他们是最单纯的人，看到人家的东西好拿来用就是了，但他们也是最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也就是最高的。中国现代大学为什么办得好？就是因为那时办大学的人知道别人已经有了几百年的经验，而我们才刚刚起步，好东西在哪里都好，教育如此，其它也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