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思想

谢泳   

    我在今年第一期《天涯》杂志的“民间语文”专栏里看到了邵燕祥先生提供的两份材料，一份是《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另一份是《交待问题注意事项》。这是一九五一年邵先生所在的广播事业局开展的“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中的材料。邵先生说：“如果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特别是有关政治运动、思想改造这些专题，对这些则不可不知。”邵先生的话，我以为说得非常好，因为如果晚一代的人不了解这些东西，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而了解历史最好是从细节入手，这样才能以小见大。我对一九五一年开始的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已留心多年，我想就这个问题写成一本专书，看到邵先生提供的这些材料，我感到极有收获，因为这样生动的历史材料，不是我辈从一般的历史书籍中所能得到的。
    看完这两份材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想分析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东西是谁设计出来的？设计这东西的人当时是在什么样的理念支配下想出这样的方案的？这是基层的一般干部所为？还是从上到下有一个统一行动的思想背景？设计这方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等等。我看到过思想改造运动当中大批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有时我实在不明白，那些人怎么会那样不近人情？比如那个年代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尤其是从当时名牌大学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不糟蹋自己所在的大学的，特别是那些出身教会学校的人，好象自己上了教会学校就和参加过美国特务组织一样。看了邵先生提供的材料，我们就会明白，那些检讨的格式都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有人给你设计好了的，你只要按照那个“提纲”来写就可以了。而那个“提纲”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类似“逼供”的指南。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他经历。”看了这一条，我就想，设计这个方案的人，不是文盲，就一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为什么呢？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个人从七岁到他们成年，还有至少七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以法律规定的成年人标准十八岁来算，从七岁到十八岁则时间更长，这个时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是对于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并不具有什么决定作用，你让一个人，从七岁以后就写明他干过什么，这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时期的政治运动无聊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难以令人置信。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精神和个人生活控制到他们所设想的程度，这不仅是计划经济，而是计划思想了。设计这些方案的人，不是特务就是流氓出身，要不怎么会想出这样的绝招呢？
    我们从邵先生提供的材料中可以解析出许多历史内容。这两份材料都特别在意每个人的出身，凡事都要查到三代以上，邵先生提供的是五十年代初的材料，这样的东西在五十年代可能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它还有更长的历史。我看到过赵俪生先生的回忆录《篱槿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赵先生说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九四四年，他在山西晋城参加土改，因为当时赵先生的一些旧日朋友都是当地的负责人，对他们在政治上还信得过，就让他们在资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当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上下行文件。这些文件让赵先生大吃一惊，他结合他在长治市所看到的情况，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就是‘左”！”他说：“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或师范里，人们怎样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主要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一个阵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给胸口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纺花、做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减五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八十分，中农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该书一二零页）看了这样的情况，再想到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所谓思想改造和文革当中对“黑五类”的态度，我们也许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这样的东西原来就是有传统的，可以说其来有自，他们早就这样干了，不过越到后来越到了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已。
    因为目的是计划思想，所以他们的着眼点特别在于每一代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比如材料中对祖父一代有这样的要求：“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对父亲一代要求：“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到了自己一代，就问得更详细了。除了嫡系兄弟姐妹以外，旁系的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情况都要交待清楚。其中有一条：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和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我们过去总以为大陆是一个计划经济，其实它更要计划思想。与计划经济相比，计划思想带给人们的精神重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