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谢泳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
    回想这一百年的路，对每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真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遗憾。遥想当年，古老的中国和西方发生碰撞的时候，那么多的路曾经出现在我们前辈面前，可现在一个世纪的路已经走完，我们还没有走上前辈知识分子所期望的路，用一部外国小说的名字比喻，我们还“在路上”。说“在路上”，也还多少有一些自作多情的意味，一百年了，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没有上轨道。储安平在四十年代末，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现状说了这样一句话：国家弄成这个样子，我们连批评它的兴趣都没有了。现在想到储安平的话，依然不无感慨。
    这一百年间，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最能替老百姓说话？谁比较最能不计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的命运着想？我想了想，还是知识分子。抗战结束后，张申府曾向国民政府进言，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张申府对那时知识分子的评价，今天想来，也还让人感慨万千。
    如今，一说到知识分子，就有很多人不高兴，以为这些人多数都是些自命不凡的假精英，好象总是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其实真让他们干起事来，也很扯淡。知识分子不是没有缺点，不是没有毛病，傅斯年曾说过他们这些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徒有报国志，空洒泪千滴的事什么时候都有，知识分子想为国家出力，想让国家好，就是说一点话而已，这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不能一听到知识分子为国家着想，就以为他们有什么其它图谋。
    平心而论，这一百年间，最有远见，最能看出世界大势的，我们还得说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其它阶层的人。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当时中国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对国家的前途有过考虑。那时胡适还没有从美国回来，但他们那一班人就已纷纷给胡适写信，向他报告国内的情形，主要是知识界的情况。他们最希望的是胡适能回北大做校长，这样就可以重振自由主义的力量，为国家政治走上宪政道路出一点力。那时的胡适，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代表，还是中国道德的代表。给胡适写信的人当中，彼此之间并非没有看法，比如傅斯年和蒋梦麟之间，周炳琳和燕树棠之间都有意见，但他们在胡适面前，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敬意，说胡适是那一时代自由主义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话，他确是一个能够担当起那个时代重任的人。他在四十年代对时局做出的许多判断，五十年以后，应该说他是一个富有远见的人。他们那一代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要做自己的事，还要为国家做事。知识分子能做什么事呢？我以为最好做这样三件事：一是办大学，二是办出版社、三是办报纸。当时西南联大将要从昆明回到北方，重建北大和清华。为了让北大在抗战之后重新成为中国学术的中心，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可以说费尽了心思，他们有一个理想就是国家的前途不能没有人才，为国家爱惜人才，是他们那些人身上的一种基本素质。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在四十年代中期，就个人社会声望而言，可以说都达到了他们一生中的最高峰，但他们却没有为自己的名声所累，而是为了国家政治能够上轨道，不惜牺牲个人的学术，也要先为国家的前程多想一想。那时政府也很想借重胡适，请他出任国府委员，也还传言要他来做行政院长，但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对此都有看法，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周鲠生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教育以外的事，也是一言难尽，大约你在国外听到的也许比我多。可是我以为不必失望，不必悲观。我们在美国时也曾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很幸运的度过了抗战的难关，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自己有机会去解决，总是值得大家积极的努力一番。现在当局求治甚切，只可惜缺少你所谓‘诤臣’，而敢言者又无机会进言。此种状态，希望今后能改善。雪兄为政治及外交两项工作忙杀，连他也没时候听人说话！我去年曾经写信劝端升再办刊物、大家公开说说话，他回信敬谢不敏。”胡适对自己的判断也很清醒，他说：“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 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做为。结果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胡适那时对政府的理解是，我们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说自己想说的话，就是为国家，也是为政府树了力量。
    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像胡适那样的知识分子了，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还是可以的。知识分子大体说都是做文化工作的，尽管现在所处时代环境和从事的工作早已今非昔比，但我们总还可以做一个社会上的有心人，总还可以合拢来尽可能做那么一点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这些可能都是点点滴滴的，但多数知识分子如都能向我们的前辈那样，时间长了，总还可以为国家积蓄一点力量。看着这一百年来，凡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办得那些事，虽然不是完美无缺，但总是成功者居多。中国近代以来，凡我们中国过去没有的事，而一从西方引来，很快就能在我们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并结出硕果的，我以为就是大学、出版和报纸这三件事。可见那种“唯国情论”的说法，也未见得就有多少道理。我们从来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有这样的大学也不过是二十年代的事，但北大和清华办学十几年以后，到了抗战爆发前的三十年代中期，这些大学早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且当时中国的大学体制就具有开阔的视野，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种格局并存的。哪一种形式的大学当中都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国立大学有清华北大；私立大学有复旦南开；教会大学有燕京、协和等等。出版方面我们有商务和中华；报纸方面我们有《大公报》《观察》周刊等。
    傅斯年曾说过，中国的许多事都是傻子办成的。我以为此话说得很好。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年纪不过三十六岁，一年以后他到上海办了《观察》周刊。他当时个人的生活条件非常之好，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他还是想办一本周刊。他的钱是集股而成，他的朋友雷柏龄入股的钱，是把父亲给他在四川的地卖了，拿来办杂志的。储安平当时的想法是：“赔光了就关门”。他的理想就是给胡适信中说的：“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南京方面也请过他，他都没有考虑。那时和他同出于上海光华的同学李唯果、沈昌焕都是当时前途看好的少壮政界力量，但是储安平没有选择他们的路。他的想法是：“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希望在新的世纪里能多一些像储安平这样的傻子，也许我们就还有些希望，长线放远筝。
    还有在台湾办《自由中国》的雷震。他离开大陆时在政界也是前途十分看好的官员，那时他已是旧政协的秘书长，蒋介石十分器重他。但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办《自由中国》的时候，许多朋友劝过他，蒋介石也通过人劝他，但他还是不回头。台湾后来走上宪政道路，与胡适、雷震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知识分子的努力都是慢工夫，但从长远看，他们的努力不会开了花不结果的。
    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知识分子最能做也最应该做的事，也不过还是我上面说的那三件事。我以为我们应当向这方面努力。当年储安平就说过：“在争取言论的自由上，本人一向认为言论界自身所负的责任，比其它任何人都大。同样，在争取司法的独立上，司法界的朋友所负的责任也比其它人士为重。”
    五十年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数量上说，留下来的为多，但我们也还要注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核心人物却都走了。这个变化，也很让我们生出感慨。“没有安排好的道路”，这是五十多年前费孝通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他是不经意间用的，但我们重温这句话，却感到它有一种象征意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我们走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