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恩的命运

谢泳

    今年夏天，我接到三联书店许医农老师的一个电话，她在电话中问，是不是我给她打过电话询问李宗恩先生的情况，她那里有点这方面的材料。这是一个错打的电话，我并没有向许老师要有关李宗恩先生的材料，可能是我平时对这方面的材料有一些兴趣，许老师把别人的事记在我头上了。虽然不是我的事，但对于李宗恩先生的遭遇我倒是有过一些想法，只是因为所见材料不是很多，没有敢往深处想。这次因为许老师偶然提起，就引发了我的一些感想。
    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很有一些既能治学，又能治事的人。像当年的杨杏佛、傅斯年、饶毓泰、叶企孙、竺可桢、梅贻琦、吴有训等，李宗恩先生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科学家，因为他在中国热带病学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他又是一个医学教育家，抗战期间，他在贵阳组建贵阳医学院，为保存和培养当时中国的医学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九四七年他出长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这所一向由美国人主管的医学院的首任中国院长，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一九四六年，香港朋友曾有意邀请他去主持香港医务卫生署的工作，但李宗恩没有去，而是回国做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一九四八年中共进入北平时，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
    前面提到的几个既能治学又能治事的知识分子，有好几位是留下来了，按说像他们这样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因为能治学又能治事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很多，但新时代对他们这样的人并没有看重。饶毓泰是自杀了，叶企孙死得时候，形同乞丐，谁能想到这些人当年都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奇怪的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竟被发配到了云南昆明，没过了几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里。想想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悲愤。像他们那样的人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少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一个新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现在有人说，新中国建立初期，对知识分子还是不错的，还是尊敬他们的，这话我以为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我们不能因具体的个人遭遇来判断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但现在的事实是他们对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好过，五一年就改造过他们。
    看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不能因为个别领导人出于自己的私意对个别知识分子有过一点礼遇，就以为那是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就像毛泽东，当年对符定一、周谷城、章士钊、郭沫若和一些带有遗老性质的老辈文人，也有过一些尊敬。评价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是看那个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让知识分子感到心情舒畅，那个体制是否为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问题就不言而喻了。就以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几个知识分子来说，一九四九年时，他们不过都五十岁左右，但没有 一个人再能在他们的专业上更有成就，也没有一个人能发挥出他们在大学教育方面所有的才能，像当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当年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虽然都做了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们所具有管理大学的才能，没有一个派上了用场。而他们同时代的朋友梅贻琦和傅斯年，离开以后都在台湾另外成就了一番事业，现在台湾清华大学和她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梅贻琦一手创办起来的，而台湾大学则是在傅斯年手中才开始有了新气象。李宗恩当年的协和同事林可胜，到了美国，也在生理病理学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中国近一百年都和诺贝尔奖无缘，不是因为中国人聪明才智不够，更不是因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有什么偏见，完全是因为大陆的政治制度使有才华的人无用武之地，因为在极权制度下就是科学也不能获得发展，更不要说人文科学了。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主要标志，在这方面，大陆这五十年实在是乏善可陈。李宗恩的弟弟李宗瀛在《回忆李宗恩》中说，在五零年时，有一次李宗恩约他妹夫吃饭，很晚都不见人来，他极为生气，他妹夫解释说是应为开会耽误了。李宗恩就说：“在学术会议上安排这么多与议题无关的发言，真是极大的浪费”，遇会动不动就“请某某首长指示”的风气，与他的“洋脾气”真是格格不入。这样的政治制度怎能谈得上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呢！像李宗恩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可能达成平衡。那时对于派来协和进修的人员，李宗恩总要强调标准。他认为一些初级的培训班之类，根本用不着交给协和，以免分散科研人员的精力。李宗恩认为，来协和进修的人，要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医疗卫生实践经验，因为协和是一个高级研究机构。对把因军功而获得较高军衔的解放军卫生员送来协和进修的做法，他就不同意。他认为协和只应该培养那些可能成材的人，军衔在这一点上不该起作用。他想把有希望的医学院都恢复为八年制，前三年的基础课与人文科学列为医学预科，但这些受美国人影响的想法哪里可能呢！他还要在学术上坚持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他被打成右派，就与这些有很大关系。因为坚持了一个医学家应有的良知，李宗恩最终被迫退出了医学教育，并被赶出了他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这些既能治学又能治事的知识分子，虽然多数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对学生的人文教育。李宗恩在贵阳办医学院的时候，就开设了“人文科”，请了名教授给学生讲语言、文学、哲学、逻辑等课程。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是有思想的大学校长，最后才有那样悲惨的命运。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