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近人情

谢泳

    贾植芳先生曾说过大约是这样意思的一段话，从创造社、太阳社到左联直到四九年以后，可以说从来都是窝里斗，斗到最后就是五五年的胡风集团，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成为右派，就是文革时期周扬那样的结局。新月社成员也不是没有矛盾，他们也为一些问题争吵过，但新月作家就没有个人恩怨，他们一生都是朋友。
    贾先生是我们山西前辈学者中很有个性的一位，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但他是个能在曲折以后反思历史的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认识和评价，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他自己并不是新月社的成员，但他对新月成员的那个评价，却让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上的许多论争能有重新思考的角度。贾先生自己早年就就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但他在晚年对自己一生奋斗的经历却有了另外的评价。
    我过去读书也很有一些困惑，比如陈独秀在狱中和他死了以后，最关心他、最让人感到还有人情的，不是他早年为之奋斗的那个集团中的人，而是和他走了另一条路的那些当年北大的同事，四四年他客死江津时，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党派各种团体都以不同的的方式对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虽然政见不同，但大家都承认陈先生是一位对中国社会有大影响的人物，比较起来，最没有人情味的，还是他早年为之献身的那个集团。有些事，看起来是偶然的，但这样的事一多了，就让人感到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人一“左”大概就很难再有人情味了。最近我看赵俪生先生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这样的感觉更强烈。
    赵俪生是出身清华的学生，和王瑶、韦君宜都是同学，当年蒋南翔曾想让他加入共产党，他就说过：“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47页）赵先生一生的经历和贾植芳先生有点象，他早年也是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但他身上的自由主义理想却不曾消失，所以他在理想上很认同他所在那个团体标榜的东西，但一到具体生活中，他的自由主义理想总是和他所在的那个团体发生冲突。他在回忆录中说了这样一件事。那时他在华北大学（这是由范文澜为校长的北方大学和成仿吾为校长的华北革命大学合并而成的，四九年以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造，基本上是以出身这个大学的领导人再加上当年北大清华的地下党成员为主力的），四八年，周扬到了他们那里，传达中央的命令，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任务，将交给华北大学，让他们早日做好准备。赵俪生先生回忆说：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 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篱槿堂自叙》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赵俪生先生对成仿吾这番话的评价是：“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个受降仪式吧？我又想，同是共产党领袖，为什么在河南三位高级将领前来拜访我们，陈毅将军还讲了‘两条战线的合流’那样的话，而成仿吾则一口咬定即便像陈寅恪那样的国际闻名、又那么病残的人也要亲自来报到呢？”
    也许我们可以说这只是成仿吾个人的看法，不能完全说明那个时期整个的知识分子政策，但这许多年来，我们见到的各种事实，却让人感觉到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大体上是体现了成仿吾那样的思路的。而成仿吾先生，我们知道，他早年就是著名的创造社成员。贾植芳先生的那番话，给我们的启发是很多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