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闻一多是有代表性的。他的代表性体现在他的复杂性上。他曾经和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他和他的时代共同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个对政治生活没有兴趣的人，但最终却为政治所缠绕，在很多人眼中，他已经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斗士；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而是一个战士了。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闻一多，真正的闻一多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难以和他所处的时代完全达成平衡的人。今年是闻一多诞生一百周年，虽然他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就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但从出身到他最终的结局中，我们却可以看出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
    闻一多去世的时候还不足四十八岁。用梁实秋的话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戾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谈闻一多》2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梁实秋是闻一多清华时代的朋友，也是抗战前一直和他保持着友谊的人。他对闻一多的评价我们可以不同意，但在许多同时代朋友的回忆中，梁实秋的回忆是最有人情，最合常理，也最让人难忘的。
    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今湖北蕲水县巴河镇望天湖畔闻家铺）。他生于1899年11月24日。闻一多最初的名过字是“亦多”。他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时候，名字只是一个“多”字，“一多”是他五四运动以后才用的名字。（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闻一多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乡绅人家，大家庭人口众多，子弟们受的都是旧式的教育。闻一多出身乡绅之家，这是我们要给予特别注意的。因为闻一多是和二十世纪同时开始的。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代表中国社会主要文化气质的就是那些乡绅之家。中国早期留学生的家庭背景中，出身于乡绅之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乡绅之家的子弟一般在经济上还说得过去，更重要的是乡绅作为地方上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的代表，常常是最能够体现一个时期先进文化的。闻一多读书的时候，已经不是传统的私塾，而是改良以后的私塾，那时闻一多就是即读“子曰诗云”，同时也学博物、算术、美术，而且也用上了当时的新式教材。从这个经历上可以看出，闻一多虽然受的是旧式教育，但那种旧，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教育了。季镇淮在《闻朱年谱》中就说：“这是先生接触新思潮的开始”。闻一多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可以读到代表新时代潮流的书刊了。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回忆说；我们家庭“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
    闻一多出身乡绅之家，他少年时就喜欢读书和美术，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后来的诗人和学者生涯，其实都与他早年的出身有关。闻一多身上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他们虽然出身乡绅之家，要是用阶级的观点分析，他们和底层人民是对立的。但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那些出身富有的知识分子，对于底层贫民却总是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同情，他们在面对贫民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负罪感，好像自己已有的一切都是不应该的，从鲁迅的《一件小事》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闻一多四十年代的变化，也与他的这种心理有关。我们过去总是说闻一多的转变是因为读了《新华日报》和其它从延安来的书才发生变化，具体说，可能有这些因素，但这些因素之所以发生作用，根源却还是在知识分子对自己出身的那种负罪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个优点，但也是一个缺点，当他们对于底层贫民过分有负罪感时，他们的感情就容易冲动，就很难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理性。
    四十年代，闻一多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是非常低的，他的认识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非常接近，有些词语都好象是一致的。他说：“还有一点，以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办法，别人一概不成。这种想法是错的。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成的，但是知识不配合人民的力量，决无用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以为很了不起，却没想到人民一觉醒，一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一班人活不好，吃不好，联大再好，也没有用的。我们是知识分子，应有我们的天职。我们享受好，义务也多，我们要努力。但以为自己努力就成了，就根本错！------- 因为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所以越压迫，越吃苦，报复起来就越厉害！因此我希望诸位无论干那种工作，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学生。这不该看成普通的谦虚，一种做人的手段，因为我们确实不如他们。不但口里说，而且心理也硬是要想：我们是不如他们的。我们的知识是一种脏物，是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得来的。”（《闻一多年谱长编》877页）对于人民的盲目崇拜使闻一多在四十年代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非常偏颇。1945年他曾写过一份《战后的文化——官僚笼断与知识分子笼断》，这篇文章虽然只是一个提纲性的东西，但从中我们依然能看出闻一多的知识分子观他说：

发表了人民 农民战争 民主革命战争
人民不但赢得了胜利，扭转了历史，并且历史一向是人民创造的
------ “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才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过去的错误——‘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治人’ 文化属于劳心者，为了劳心者，出自劳心者
新认识——文化归荣于人民 文化非知识分子的专制品 打破笼断局面
物质基础的创造者
上层文化的直接创造者——知识分子只负润色之责，注入毒素，腐化作用
解除人民痛苦增加生产加强物质基础使知识分子便于发展

    这些认识对于我们了解闻一多后来的变化都是有帮助的，因为从这些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当中我们能看出闻一多内心世界的矛盾。他自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但他对于自己的这种身份却总是有一种不认同感，正是因为这个底色，他才在四十年代发生了那样大的变化，让他许多早年的朋友都感到了困惑。
    出身乡绅之家的闻一多，在他少年的时候，他的生活是相对优越的，这样的生活对闻一多个性和思想的形成都有影响。他在抗战前的生活是很优越和平静的，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相当不错。他后来发生的变化，有他生活上的反差所带来的直接表现。出身富有家庭的人，多数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才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的，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中，我们总能能感到有崇高感，就是我们看到他们并不是因为贫穷得生活不下去才选择某种革命理想的，闻一多就是这样。我们可以不赞成闻一多的政治选择，但他选择中的那种献身精神和他对一切专制的反感，却永远让我们产生敬意，这就是闻一多的现代意义，我们不会因为他在政治上的选择失误，就对他的人格产生怀疑。闻一多的困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惑，闻一多的理想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

    闻一多生活的时代，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他的家乡湖北浠水是一个很闭塞的地方。梁实秋就说过：“闻一多的家乡相当闭塞，而其家庭居然指导他考入清华读书，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样的事在那样的时代，一般只会发生在对外面世界有所了解的家庭当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闻一多出身乡绅之家的一个原因。闻一多报考清华的那年，清华只在湖北招四名学生，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多闻阙疑》，正好应了闻一多名字的来历。少年闻一多读过不少梁任公的文章，学得了一些梁任公的文笔，所以他的作文受到了主考官的赞许。但闻一多的其它功课平平，他只被录取为备取第一名。
    闻一多是1912年进入清华学校读书的，他在清华一呆就是十年，在闻一多的一生中，清华可以说是他的精神家园，他在这里读书，后来又在这里当教授，他早年的民主思想是在清华萌生，中年的时候，他的民主精神又在清华成熟，在闻一多的生命中，没有比清华更重要的地方了。清华是他的起点，但又是他的终点。
    清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这一百年来，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多数出身清华，就是那些不是清华出身的知识分子，一生当中也很少不和它发生关系的。清华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中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地方。它最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是胡适。胡适出身清华，但他后来又长北大，北大虽然比清华的历史要长，但中国早期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是由清华出来的，所以我们对于早年的清华不应当再有成见，而是要公正地评价它的历史作用。过去说到闻一多进入清华，比较有影响的一个认识是说他：“随着许多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一道，走进了美帝国主义者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庚子赔款堆砌起来的清华留美学校。”（史靖《闻一多》）这个说法现在人们已经不相信了。因为这是不符合历史的。梁实秋在他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就批评过这个评价，他的意思是说，八国联军中只有美国一家在中国办了清华学校，而其它的帝国主义，包括俄国却什么也没有做。对于早年清华的历史，我们也还是要少一些偏见，只要它的好处多于坏处，就不能再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去推断庚子赔款的动机，它毕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准备了最初的人才，这些人才分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方面。
    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庚办起来的学校，创办于1911年3月。1912年称为清华学校。这是一个奇特的学校，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前后一共八年。学生在十四岁以前进入。招生名额按各省分担赔款数额分配。入校学习八年后，全部资送美国留学。
    正常情况下闻一多在清华应该是八年，但他在进入清华第二年时，因为英文跟不上而留了一级，最后因为闹学潮又留了一年，前后就是十年。闻一多在清华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梁实秋曾说过：“他的同班朋友罗隆基曾开玩笑的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清华是八年制，因闹风潮最后留了一年。一多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谈闻一多》）从这些玩笑式的言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清华对闻一多那一代人的吸引力。留级是一般学生不愿多提的事，但在清华学子中，他们却以能在清华多呆几年为荣。
    闻一多的清华岁月，与他后来的变化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他在清华不是一个对政治真正有兴趣的人。梁实秋说他：“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一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在去美国留学前，闻一多在清华就给他的老师留学了非常好的印象。他的清华同学浦薛凤在一篇回忆他们清华国文老师赵醉侯的文章中说：“他告诉我说：‘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赵醉侯老师反复所指之得意门生四人，乃是我辛酉级（本级毕业留美，应在1922年夏，在毕业前后概称辛酉级）罗隆基（字努生）闻多（后来改名一多）何浩若（字孟吾）及浦薛凤（字逖生）。”赵醉侯还写过这样一首诗，其中四句是这样的：“清华甲第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 颂声和。”（《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73页）和闻一多并称的这四个同学，后来在美国都学了政治学，而只有闻一多一个人学了美术，有趣的是，那三个学了政治学的人，在四十年代都没有闻一多激进，那时闻一多和他的清华同学已经不是同一类知识分子了。

    十年清华，对闻一多最大的影响是他在这里萌生了民主观念。在清华的那些岁月里，正是他初步认识社会的时候，他是十四岁进清华，二十四岁才离开的。
    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校的美国化程度非常高，主要课程都是用英语讲授，使用的也是美国教材，如公民课本就是用的美国公民课本。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可以说是从小就学会了类似美国人做人做事的方式，早年清华的教育，多少年以后才体现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中。庚子赔款资送的清华留美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班底，特别是中国早期的政治学者，差不多都是庚款留美的学生，像胡适、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王造时、萧公权等等。在三四十年代，对中国民主化倾注心血最多的，也可以说就是早年出身清华的那些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暗杀的三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都是出身清华的庚款留美学生。梁实秋在回忆他的清华生活时曾说过，他在清华和美国老师相处，特殊受益的不是英文的训练，而是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地处理案件的讨论。”（《梁实秋散文》第1集21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闻一多在清华的经历也和梁实秋相去不远。在清华除了以美术和诗歌知名外，闻一多还是一个对校园文化活动非常热心的积极分子。他是著名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也经常在各种重要的校园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
    清华的校园文化是我们分析闻一多那一知识分子时必须关注的一个方面。清华虽然是按美国人方式办的学校，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可以说是当时世界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但在当时的学生中，他们也不是完全认同它的一切，梁实秋也说过，因为清华是庚款学校，总觉得有一些国耻的意味。闻一多他离开前清华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美国化的清华》，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非常苛刻。他说：

    我这意见讲出来，恐怕有点骇人，也有点得罪人。但是这种思想在我脑筋里酝酿了好久。到现在我将离开清华，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点临别的赠言，我只有这几句话可经对他讲。
    我说：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美国文化倒底是什么？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文化所得来的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 。或者清华不能代表美国，清华里的美国人是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我不知道。不过清华里的事事物物（我又拿我那十年的经验的招牌来讲话），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敢干说我讲的关于清华的话，是没有错的。我现在没功夫仔细将清华的精神分析出来，以同所谓美国化者对照，我只举其荦荦大者数端。（《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67页）

    作为一个在清华呆过十年的人，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对于一个刚刚二十四岁的青年来说，闻一多过多地看到了清华的缺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他的评价中确实也有偏激的地方。闻一多从小受的是美国化的教育，二十四岁的时候又到美国留学。但终其一生，闻一多对美国的印象不是很好。闻一多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民族情感的人，同时对于生活在底层的贫民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情感，他们面对权贵可以傲然而视，但在贫民面前，他们总是无限的同情，而且常常有负罪感。这种情感的扩大和漫延，就容易偏激，如果再加上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多少理解一点闻一多四十年代的突然变化。
    一多对清华的批评，代表了青年闻一多的大体思想倾向，有他深刻的一面，有他理想化的一面，但也有他不切实际的一面。闻一多同时代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不可以说不深，终其一生，他们都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受益者，但他们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于美国文化很少有像胡适那样的倾心，那样的热爱。可以这样说，胡适总是看美国文化的好处，而闻一多他们总是看美国文化的坏处。这个特点到了四十年代，分野就相当清楚了。
    闻一多先批评美国太重经济，不重理想。他说：“美国文化还有什么？------ 他们除了衣食住的‘用’外，还知道什么？他们的思想在哪里？他们的主义在哪里？他们对于新思潮的贡献在哪里？他们的人格理想在哪里？他们的精神生活又在哪里？”他认为清华的学生在“实验”方面很好，清华学生真有干练敏捷之才。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证明了清华学生确实是可以的。闻一多是一个特别厌恶平庸的人，这是他个性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他认为“清华学生不比别人好，何尝比别人坏呢？很整齐，很灵敏、很干净、很有礼貌，——很过得去。多数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不逛胡同，——很规矩。表面上看来清华学生真令人喜欢，但是也只是真令人喜欢，不能引起人的敬爱，因为他们没有惊人之处。”闻一多是一个有名士气的人，这不是什么缺点，但也很难说就是什么优点，只是一个人的个性吧！除了批评清华学生平庸之外，闻一多还举出了清华学生其它的缺点，如：肤浅、虚荣、浮躁、奢华。他在文章的最后说：“以上所述的这些，哪样不是美国人的底色？没有出洋时已经这样了，出洋回来以后，也不过戴上几个硕士、博士、经理、工程师底的头衔而已，那时这些底色只有变本加厉的。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吧！东方文明啊！支那的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庚款留美的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学习理工科的，只有百分之二十是学人文学科的，所以重物质，重实际是那时的普遍风尚。梁实秋那时见到许多清华学生去美国学习经济，都发出了：“不免使我的愿望的热诚低落”的感概。外人看清华总是多看它的好处，别身处其中，则难免所见多是不满，这也是人之常情。不管怎么说，清华的缺点和它带给中国人的好处相比起来，总是次要的。
    清华校园文化有这样几个代表性的特点：
    1、言论自由。主要表现在：学生可以自由组织各种类型的演讲。这样的校园文化不可能不对闻一多产生影响。他们从小知道人生来就是有自由说话的权利，他们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从《闻一多年谱长篇》中可以随处见到他在清华时参加各利自由演讲的记载。十七岁到二十岁之间，参加辩论和演讲是闻一多清华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请看如下的一些记载：
    11月13日 中三级与中四级举行联合辩论会，先生参加。为本组助辩，获胜。《辛酉镜·演说辩论》：“本级与庚申级开联合辩论会，题曰：‘国家之富强在政欤抑在人欤’。四年级主‘在政’，主辩邱椿，助辩萨本铁、陈夏光。吾级主‘在人’，主辩钱宗堡，助辩闻多、周兹绪。裁判员为陈筱田、戴梦松、王庆孙三先生。结果吾级获胜。”
    12月18日 中三级会举行英文演说会，有讲“排除恶魔试探法”，有讲“如何为完全学生”，“言语清雅，意想高尚，可为修道养德之助。末由闻君多讲故事，欢聚一室，历一时始散。”
    5月26日 清华学校中等科三月成立联合演说辩论团，先生为成员。是日，该团举行英文演说决赛，六人参加，先生为其一，演说题为“公众动力”。
    6月3日 辛酉级级会选举下学期职员，选出“会长沈君有乾，演说部长闻君多，国文书记罗隆基，英文书记钱君宗堡，会计刘君沛璋，图画员杨君廷宝，图书管理员吴君宗儒及吴君泽霖”。
    9月6日 辛酉级召开级会，时无级长，举定“闻多君为书记”，总负责任。同时，决定出版一种杂志，以钱宗堡为总编辑，先生为中文编辑。此外，先生还担任了级会演说部长、演剧部编辑部主任。”
    5月21日 参加辛酉级级会举行之英语辩论会。辩论题为‘今日中国科学家较文学家为要’。正面主辩王德郅，助辩周天骥、陶世杰、杨廷宝；反面主辩方来、助辩区沛玖、沈乃正、闻多。评判员刘寰伟先生。结果反面胜。”
    10月30日 清华将组织全校性国语演说辩论会，辛酉级“选出罗隆基、康德馨、聂鸿逵、沈乃正、闻多、周兹绪、姚永励七君为清华国语演说辩论会会员。”
    12月1日 清华国语辩论会开会，“演说者有乔万选、杜庭修、罗发组、闻多、康德馨五君。裁判员为马绍良、梅月涵（贻琦）孟伯洪三先生。结果尚未宣布。”
    从以上这些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闻一多在清华时的基本训练，他在四十年代以巨大热情投入演讲活动也不是偶然的，他本来就有这方面的训练，这都是十年清华生活在闻一多身上的印迹。
    2、结社自由。清华学生在校园结社早已是家常便饭。那时清华学生的结社，不是只有一般性的文艺社团，而是各种类型的都有。
    闻一多在清华组织就参加过许多社团，如美术社、 社、美司斯、清华学生会、清华文学社等等。特别是他和潘光旦、吴泽霖等人组成的 社，已经不是一个文学社团，而是一个带有政治倾向的社团。潘光旦在《谈留美生活》中说：“这个社什么都管，电影不好，我们提出批评；有人上厕所不守秩序，屎尿撒在外边，我们也管。”（《闻一多年谱长编》95页）
    清华学校那时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社会中的特殊社会，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一个传统社会中为那些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人进行了一次全新的训练。那时清华学校还不同于一般的大学，因为他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入学时年龄不能超过十四岁。也就是说，他是人小开始训练一个人对于民主和自由的观念的。可以设想，一个十四岁的中国少年，在清华那样的环境里，经过八年的训练，他们大致会对民主和自由有一些深切的了解。更何况闻一多是在清华呆了八年的人呢！早年由清华出去留学，后来又回到中国的那些知识分子所以总难以和他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达成平衡，就因为他们实际上从小受的是民主的训练，到了青年时代又完全生活在一个自由的民主社会中，他们的行为和观念与他们所在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这个社会虽然传统，但还保持着它的平静，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也还能够在心理上求得平衡，如果这样的社会处在动荡之中，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就很能平静了。闻一多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他在抗战之前基本过的是学者型的书斋生活，从容而平静。但抗战以后他的心情就不大好了，特别是到了四十年代，他已经不得不拍案而起了。
    3、出版自由。有社团就一定有出版杂志，《清华周刊》恐怕是中国现代大学中存在时间最久的一份学生杂志了。多少年以后，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在学术和政治上表现出了杰出才华的学者，当年差不多都是清华校园文化中的活跃分子，尤其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清华周刊》的编者或者作者。从闻一多、罗隆基、直到李健吾、王瑶等等，很少不是当年《清华周刊》的编者。近年许多人开始注意清华学派，其实说清华学派，就不能不说清华早年的校园文化，就不能不说当年的《清华周刊》。闻一多在清华最重要的训练，就是他一直参加了《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由一般编辑到最后的集稿人。闻一多在去美国之前，已经在《清华周刊》经过了多年的训练，他办杂志也好，参加学生会的工作也好，都可以看成是闻一多早年的民主训练。闻一多是清华学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在闻一多之前，清华学生会还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学生团体。到了闻一多参加的时候，清华学生会才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学生自治机关。学生自治这也是早年清华对于学生民主训练的一个最好的实践。1919年12月23日，清华学生会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的校长张煜只许可成立级会一类的组织，不准成立全校性的学生会，还派校警干涉，引起学生公愤，最后学生开始罢课。闻一多当时还画了一张漫画讽刺校长不理校务。在一个传统社会的学校里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的，在学校时养成学生自治习惯，就是将来民主运动的基本训练。说到《清华周刊》，梁实秋有特别深切的怀念。他说：“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与了一段短评鼓励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象是做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我不大清楚），在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俩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梁实秋散文》232页）梁实秋是比闻一多晚两年的清华同学，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从梁实秋的回忆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早年清华学生的民主气质。《清华周刊》的经费是学校给的，多年之后梁实秋对它的评价是：“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有其特殊性，在闻一多一生中，对于早年闻一多的思想，我们过去评价不是很高，而对于四十年代闻一多思想的转变却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我以为这种历史的评价对于闻一多来说，也许是不准确的。
    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认识，并不是和他的年龄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年龄越大，思想越成熟，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律。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现在发现，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起来，反而由于时代特殊的变化，他们早年的思想比之后来更能经得住时代的考验。闻一多就是这样。
    闻一多在离开清华前两年写过三篇很重要的文章：
    《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
    《〈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
    《〈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
    青年闻一多比之于中年闻一多最大的特点，就是青年闻一多观察问题的视角是知识分子的，青年闻一多是客观、理性多于激情的，并且那些思考都是闻一多自己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流露，我们看闻一多青年时代所写的文章和他发表的演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他是一个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并不偏激。和四十年代已近中年的闻一多比起来，我更喜欢青年闻一多。
    现在看来，闻一多在清华的时候，他的思想是成熟的，而到了四十年代，他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却模糊了。在清华的时候，闻一多的文章也非常有激情，但偏激的地方并不多。对于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青年来说，这是很难得的。我在前而说过，当年的《清华周刊》对于清华学生思想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因为《清华周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和学术刊物，而是类似于民主社会的一个舆论机关。闻一多在他青年时代是非常看重舆论的作用的。他那时对于《清华周刊》有意见，就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承担了舆论的责任。闻一多说：“但根据分工论，一校内人人应各依他的本能底特长，在各种课外作业里，择负一种责任；言论就是许多责任中的底一种。（这里负责是对于学校的，不是个人的；‘挖’是个人的责任。有人当他对于学校的责任，自然变成了分数的奴隶。）不是说言论家以外，就没有别人可以发表言论，他们在执行他们职务底余暇，也应该时时告些奋勇，大大方方地讲几句话。”（《闻一多全集》2卷31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在青年闻一多的思想里，一个学生，在课业之外还有其它对社会的责任，这个思想才是闻一多思想的底色，他在清华也好，后来在美国也好，直到四十年代的昆明西南联大，闻一多的思想就是他认为的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而不是其它什么。闻一多在清华的时候，他读的书和接触的人都不同于他四十年代在昆明时的经历，所以他在看问题的时候，就比较纯粹，很少参杂其它的目的。
    说青年闻一多的思想比中年闻一多更为成熟不是没有根据的。闻一多在1946年写过一篇文章《人民的世纪》，他认为“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闻一多的情感始终是在人民大众一边的，他的文章也保持了他青年时代的激情，但比之当年清华时代的文章，总让人觉得简单了一些。清华时代，闻一多在《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一文中对于言论同社会的关系分析的相当好。他认为：“人人底脑筋都要受到对象底戟刺而起冲动底本能，环境里有这个缺点，我们的脑海里才起这种‘不快感’；有这种感觉，影响到理性的活动，才有这种理想；有这种理想，才发为这种言论，口头的或笔著的。所以每篇言论，在环境里，必有个确定的根据；环境不需要这种言论，这篇言论就无从产出；人人不肯发表这种篇论，这个需求就永远不能补足。言论里所包含的解决问题底方法，不一定都同环境底需要，针锋相对，但社会自己有裁判力，决不致盲从，所以取舍言论，是社会底事，联续地接济社会取舍底材料，是言论家的事。”这可以说是把一个言论的权利和社会对言论的评价关系讲得再明白不过了。
    青年闻一多和他同时代的的许多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在清华的时候，正是思想开始形成的年龄，说他们有早熟的自由民主思想，是因为他们在青年时代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更接近于这些东西的实质，而到了后来，他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反而出现了偏差，特别是到了四十年代，许多出身清华的知识分子开始左转，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难以理解。闻一多的变化就是出身清华的那些知识分子转变的一个典型。
    闻一多一生的主要贡献应该说是他的诗歌和学术研究，他的散文和时论并不是很多。而这两部分东西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早年在清华读书和中年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这两个时期，正是闻一多思想变化的主要时期。闻一多在四十年代的那些演说明显是激情多于理性，而他在清华时期的那些文章和演讲现在看来倒是非常冷静的。他在《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周刊》是清华自治底一大成绩，因为他能代表我们自治底真精神——是一种醉心，预祝自治底达于焦点的热诚，即预报自治实现底先声。我们看从前的《周刊》里，冷讥热嘲，怨气冲天，细细推测其来源，无非是不满足于环境，满腔热血，力图改革，又不见实效，于是抑郁而发为愤词疾论而已。这些文字都是从热烈的心窝里流出的，代表一种最可宝贵的，诚恳的进步底精神。清华的自治精神，清华底生气可说尽结晶于《周刊》底几张纸上。目前校中美的恶的原素方在奋长争霸，《周刊》是舆论底正鹄。正需一种危词谠论，监视着这恶芽，不让他发育。”（《闻一多全集》2卷315页）闻一多在这篇文章中还阐明了批评精神所应遵守的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是：1、鼓励善良；2、注重建设；3、务避激愤；4、力矫浮夸；5、删除琐碎。
    我们看闻一多清华时期的许多言论，多数能够体现这五个原则，而他在四十年代的许多演说反而离他早年对于批评精神的理解更远了。闻一多说批评要鼓励善良，因为“批评不专是揭短。同学之间，过固然要规，善也要劝。”他还说：“批评是方法，建设是目的；我们因为要建设，便不得不先批评。”在闻一多看来，批评应当是建设性的。闻一多在这五个条件当中对于第三条“务避激愤”是这样说的：“批评是不得已的事；我们对于受评的人和事，应抱一种爱惜的同情，我们的态度要和平公正。偏重感情，反蔽理性；个人攻击，徒起争端。以后凡是这类的言论，我们一概拒绝。”这是青年闻一多对当时《清华周刊》言论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我们用这个要求看四十年代闻一多的那些演说和他在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中年闻一多早已忘记他青年时代说过的那些话了了。我们现在可以说，闻一多清华时期的言论很有个人色彩，他说话的方式是自由的，他的精神也是独立的。而四十年代闻一多的言论就很少个人色彩了，他的许多文章中总让人感到有一种《新华日报》的影响。他对于工农群众、人民大众的极端推重，对于革命热情的无条件赞扬，我们很难从他青年时代的那些文章中看出来，可以说青年闻一多和中年闻一多前后判若两人。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中早就说过：“群众精神是不负责的，破坏的，没有理性的根据的。平心而论，有时多数同学底意见是不应盲从的。教训很多，不必细数。总之，一味地随波逐流，以博同学的欢心，不是《周刊》应取底政策。”（《闻一多全集》2卷325页）
    闻一多在清华读了十年书，又在清华教了八年书。可以说他一生的主要活动都是在清华。他在清华的时候还只是一个青年，但他的思想，现在看来已经很成熟。我们过去常说闻一多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所谓艺术气质，也不过是想说闻一多是一个感情易于冲动的人。其实从闻一多早年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出他是一个感情冲动的的青年，相反，他到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较多理性的人。他在谈《清华周刊》的那一篇文章中还说过：“《周刊》常常有一种积极的主张，但是绝对地独立的。他所认识的是真理，是公道；并不知道什么同学，学生会和学校。这样才配成为舆论机关，公正的舆论机关。”闻一多认为，学校是一个雏形的社会，必须一个公量的正鹄，然后才有是非标准，然后才可以谈改良与进步。他说：“我们知道欲求一种改良底成功，必须有一种实力以为之后盾。法律是一切行政底后盾；社会的裁制即舆论是一切道德底后盾。舆论不但可以鞭驱，还可以鼓舞；所以同法律比，还是更良的催促社会进步的工具。”梁实秋始终认为闻一多后来的转变不是他自由的选择，就是因为他从早年和闻一多的友谊中看不到他非要那样转化的根据，他总是说他所知道的只是抗战前的闻一多，只是作为诗人和学者的闻一多。
    闻一多在清华的时候，比那些后来没有和他走同一条道路的人比起来，显得更让人觉得成熟，一个原因是他在清华十年，年龄较其它同学稍大一点，阅历也就多一点，看问题就深刻一点。1921年11月闻一多在《清华周刊》上写过一篇文章：《恢复和平》。他在这篇文章中专门谈了一个问题“新思潮的遗毒”。他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将全世界底绿色都变成赤色更可怕些的。在这样一个赤色的世界之中，人类不久定都变成疯子了。俄罗斯底赤色在中国的影响，大概同这差不多。青年们竟以为解放便抹杀一切法律主权同习惯，以为社会的平等便也包括知识的平等呢。这不是疯癫是什么？------ 若要挽回这种狂澜，没有别的方法，全在我们善于驱使理智节制感情。换言之，我们的头脑都太热了，若能少任血性，多用考虑，便不致有这种毛病。”（《闻一多全集》2卷332页）闻一多所说的“新思潮”也就是他后来所选择了的那些东西。都说闻一多是一个斗士，那只是后来的闻一多，在清华的时候，他可没有给人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具有懂得改良和尊重秩序的人。他说：“社会的幸福建于和平的基础上。所以他的秩序将破则维持，既破则恢复才是我们的天职。受和平重秩序，是我们中国民族底天性。我不愿我们青年一味地眩于西方文化的新奇，便将全身做了他的牺牲。”闻一多在清华时一直是学生会负责人，作为一个能负责任的领导，闻一多总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和平相处。清华学生会是一个有很高自治权力的机关，那时许多学生对于这个权力机关的作用认识不是很清，总以和学校作对才是他的基本职能。但闻一多从不这样认为。闻一多不是一个不勇敢的人，他在清华参加和组织过学生罢课，为了留能的事也和学校发生过争论，但他在理智和性格上都并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在清华的日子里已经有了非常强烈的法制观念。他这样理解清华学生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于我们自主的机关学生会，一向都没有信用，没有敬心。我们知道要使清华振起一点新气象来，非借学生会不可。假若我们认为他不满意，便急起用正大光明的方法图谋改良。假若看不出要改良的地方，便需信他，敬他，护他，受他。不要随随便便就大书特书地，说他庸懦，说他专横，忤辱他的人格。在法律中公共机关称为“法人”（Artifcial Person），平常我们若随便出条骂，被骂人必拉我们上斋务处去要我们赔偿名誉。须知学生舒畅个“法人”，他的名誉也是不好随意毁败的，他的人格也是不好随意忤辱的。”读了闻一多的这些文章，我们只能说清华时代的闻一多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他还说；“我们常常猜疑某某为政客，某某为流氓，某某为军阀，其实都是我们主观的判断。我们若大家平心静气存点恕道，这些名词根本地都消灭了。其实我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难道我们好别人就那样坏吗？中国人最讲究家族主义。我们若能将对待家人底一种和爱的心境来施及于学校，假定样中人个个都是我们的家人，那就好了。”这些青年闻一多的思想，我们后来很少在他中年时候的那些文章和演讲中再见到了。也许有人会说，青年闻一多所说的那话都是对他的同学说的，而他在四十年代的那些话是敌人说的，二者不可以类比。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中年闻一多在离开清华的时候，他是先去了美国，后来又过了许多年的诗人和学者生活，这期间他的整个生活状态还是以他清华时候的思想为底色的。只是抗战以后，他的思想才发生了大的变化，这变化就是我们将要在后面分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复杂性。

    闻一多是有五四情结的。所谓情结，简单说是五四给他的影响太大、太深。
    五四，在闻一多的心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运动，他是容不得有人对五四说三道四的。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说过：“‘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闻一多全集》2卷431页）在闻一多所有的文章和演讲中，五四是被提到最多的一个历史事件。五四对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是一次学潮，更是一次思想革命。梁实秋说：“五四运动发源在北京城内，但清华立即响应，且立刻成为积极参加的分子。清华学生环境特殊，在团体精神和组织能力方面比较有良好的表现。爱国运动是一回事，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的兴起）又为一回事，学生在学校里面闹风潮则又为一回事。这三件事差不多同时发生，形成一股庞大的潮流，没有 一个有头脑有热情的青年学生能置身事外。”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闻一多正好二十岁。五四的中心是在北京大学，清华没有直接卷入。清华学校在郊区，那天又正好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有进城的同学返回学校，讲了白天城里学生的爱国热情。闻一多听了很受感动，那时闻一多在清华学生会里当文书，连夜抄了岳飞《满江红》。二十五年后，闻一多在《五四历史座谈》的发言中才说出了这件事。他说：“我想起那时候的一件呆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积习竟有这样深；五四的消息传到了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贴去的。”《闻一多全集》2卷366页）闻一多二十五年后说出这件事时，正是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对现实最看不惯的时候。他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已有了新认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闻一多思想前后的变化。像这样的事，对于抗战前的闻一多来说，是很平常的。梁实秋也是这样的看法。他说：“至于在墙上写岳飞的《满江红》，则不是什么有特殊意义的事。”闻一多讲五四最多的时候正是他思想变化后的四十年代。之前，他对于五四的现实意义很少谈起，他在美国的那些年里，从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和朋友们的通信中，闻一多几乎没有提到过五四运动，所以我们说闻一多的五四情结也只是他在四十年代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种表现。五四运动以后的那些年里，闻一多很少再提到这个历史事件，也许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相对平静。闻一多在《五四运动的历史 法则》中说过：“五四时代，因帝主义退出，中国民族工业得以暂时繁荣，一般说来，人民的生活是走上坡路的。今天的情形，不用说，和那时正相反。”（《闻一多全集》2卷405页）可以这么说，闻一多的五四情结是和他对现实生活的评价相关的，当他对社会生活强烈不满的时候，他就要借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来发泄他对整个社会的不满。五四的主干是青年，而当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最敏感的也是青年。在四十年代，最怀念五四的除了青年，就是像闻一多这样的对社会强烈不满的人。闻一多在四十年代说过：“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闻一多全集》2卷227页）闻一多本人具有诗人气质，但他并不是一个缺乏理性的人，他四十年代的变化，可以说是把诗人的气质体现在了对社会政治的评价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闻一多后来对自己的青年时代有一种否定性的评价，他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闻一多全集》2卷392页）青年时代，闻一多对鲁迅并没有什么好感，他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过一些“非我辈接近之人物”，其中第一个就是鲁迅（《闻一多全集》12卷215页）。
    四十年代，闻一多有一种类似于“人民崇拜”的心理，他多次说过：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呀！人民永远是进步的。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他青年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闻一多对诗和诗人的评价一向是非常苛刻的，但到了四十年代，他对田间的“枪杆诗”却给予了过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时代的鼓手”。闻一多对田间的评价，代表的是他的政治趣味而不是艺术趣味。因为像田间那样的诗，与闻一多青年时代对诗歌的认识相去太远。梁实秋曾说过：“他不佩服胡适之先生的诗及其见解，对于俞平伯及其它一批人所鼓吹的‘平民风格’尤其不以为然。他注重的是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而不是诗与平民大众的关系。”（《谈闻一多》12页）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闻一多四十年代由政治上的变化所引起的艺术上的转变缺少一个变化过程，显得非常突然。
    闻一多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还担任了清华学生代表团的书记。闻一多后来在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曾说到过当年清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的情形，他对于学生的爱国热情评价很高，尤其对于清华学生的表现，更是非常肯定。他这样说；“清华做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闻一多年谱长编》72页）五四在青年闻一多心中和后来是不同的。梁实秋的评价是闻一多对于爱国运动热情是有的，却不是公开的领袖。五四对闻一多的影响更多的是它所具有的浪漫气质。是那种热血沸腾情感奔放的对传统的背叛激情。五四时代的浪漫主义带有强烈的自我扩张和个性解放意味，这种时代精神对闻一多无疑是的影响的，但现在的问题时，在五四之后的那些年里，五四的浪漫主义气质对闻一多的影响只是在诗歌上，而不是政治上。那时他在新诗人中最看重的就是郭沫若，闻一多青年时代能看得上的诗人只有郭沫若、田汉和徐志摩，都是一些带有浪漫气质的人。可以这样说，五四在青年闻一多的身上还只是一种气质，但到了四十年代，五四就成了闻一多的思想武器了。我在前面所说的那些最能体现青年闻一多理性、秩序和宽容的文章，其实都写在五四运动之后，在那些文章里我们所能看到的还是五四时代少有的理性，这可能与五四之后闻一多的生活较为平静有关，那是他在清华的最后时光。梁实秋说；“尤其是民国十年到十一年，也就是他最后留级的那一年，他不用上课，所有的时间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一多独占高等科楼上单人房一间，满屋堆的是中西文学的书，喜欢文学的同学们每天络绎而来，每人有新的诗作都拿来给他看，他也毫不客气的批评。很人都受到他的鼓励，我想受到鼓励最多的我应该算是一个。”（《谈闻一多》8——9页）梁实秋还说过：在清华最后这一年是他最愉快的一年。这一年他写的诗很多。五四发生的时候，闻一多还没有到美国，按说那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不如他在四十年代全面和深刻，但我们在闻一多身上却没有看到过于偏激的地方，而是平静和理性的闻一多。

    二十年代初，闻一多开始走上诗坛。人的命运有时候是很难说的。如果从多少年以后的结局中再去观察当初的人生之路，我们常常会别有一番感慨。闻一多初上诗坛的时候，在他的心中只有三个诗人，这就是郭沫若、田汉和徐志摩。这三个人当中，除了徐志摩去世较早外，其余两个被闻一多看上的诗人，最后都和他走了同一条道路。艺术和政治没有必然联系，但在闻一多早年的朋友当中，和他有二十多年交情的梁实秋，最后还是没有能走到一起。这当中有多少是偶然又有多少是必然，还需要我们再做深入的研究。早年闻一多对鲁迅也没有他后来那样的认识，他是先有了政治上的认识，才又对鲁迅做了重新评价的，细想起来，也不免稍嫌简单，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对于每个人的评价，都应当有一个逻辑过程，得让大家认识到这个转变的合理性，不能随意否定自己的过去。闻一多在四十年代，对于自己早年的许多选择放弃得过于轻率。
    胡适是中国新诗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但闻一多一生当中对胡适好象没有什么特别好感。这和他后来的变化倒是有一定的联系。胡适是他的清华学长，又是最早写新诗的人，按说闻一多应该和胡适走到一起，就像他与梁实秋那样，但我们现在看到却是他们完全走了不同的道路。也许初期对新诗的不同认识中就隐含了一些他们在气质和精神上的区别，这区别可能还不光是艺术上的，不然我们也就很难想象同出清华又同有留美背景的闻一多最终没有和胡适走到一起，而倒是和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田汉成了同道。
    对于胡适，闻一多当时并没有从政治上去评价他，他只是在有关新诗的研究中常常提起胡适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为什么要做新？》，另一篇是《谈新诗》（《闻一多全集》2卷38页）闻一多对胡适在新诗上的认识是很不以为然的。青年时代，闻一多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凡提到胡适，多数都很轻蔑。在《〈冬夜〉评论》中他就说过：“胡适之先生自序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由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鸣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在《我默伽亚谟之绝句》中说；“胡适教授苏曼殊大师都译过一点拜伦，但那都是些旧体的文字。”他在给吴景超和梁实秋的一封信中还说过：‘感谢实秋报告我中国诗坛底情况。我看了那，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的胡适先生啊！你在创作界作俑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闻一多全集》12卷97页）在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有过这样的话；“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闻一多全集》12卷131页）闻一多和胡适的关系，只是我们在多年之后的一点观察，并不是要用此点来推断闻一多后来变化的必然性，人在青年时代的交友不是很稳定的，但因为闻一多后来的变化，我们也就可以提醒人们注意他早年和胡适的关系了。1944年，闻一多在昆明的一次会上对于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倒是说了一句公道话，他向大家建议：“利用杨振声先生渡美这便，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于硕果仅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之先生转致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闻一多年谱长编》715页）
    闻一多对胡适的态度是他二十年代初的，那时他还没有直接和胡适打过交道。到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闻一多参加“新月”活动的时候，他才和胡适常常见面。那时他们之间关系是很正常的。1930年7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六次年会在南京召开，秘书长是胡适，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将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改为编译委员会，胡适是委员长。胡适提了13个人为编译委员会委员，其中就有闻一多。这13个人是：丁文江、赵元任、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丁西林、姜立夫、胡先 、王 、胡经甫、竺可桢。均一时之选。（《闻一多年谱长编》387页）
    1931年，胡适过青岛，也和闻一多见过面，喝过洒。后来为了实现翻译莎士比亚著作的计划，胡适也给闻一多、梁实秋写过信，决定成立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委员会，在胡适选定的五个译者当中，闻一多也在其中，并计划请闻一多为主任。其余四个人是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和梁实秋。（《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3册963页）后来胡适为此事给梁实秋写信时，还多次问到闻一多，感觉十分友好。可惜，闻一多志不在此，最后没有进行这项工作，只有梁实秋历时多年，以一人之功完成了这个计划。可见当年胡适对闻一多也是非常看重的。从胡适三十年代初对闻一多的态度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当年闻一多的思想状态，他和“新月”的朋友们还是很有一些共同之处的。那个时候他和鲁迅却没有任何联系。闻一多说过：“我跟鲁迅先生从未见过面，不过记得有一次，是许世英组阁的时候，我们教育界到财政部去索薪，当时我也去了，谈话中间记得林语先生说话最多，我是一向不喜欢说话的，所以一句也没有说，可是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长胡须的人也不说话，，不但不说话，并且睡觉。事后问起来，才知道那位就是鲁迅。”（《闻一多全集》2卷350页）三十年代时，闻一多和胡适他们那一班人来往很多，但到了四十年代，他却开始怀念鲁迅，这是让人深思的。
    像多数青年一样，闻一多年轻的时候也很想出人头地。21岁时，他曾在日记中写下过这样的话：“自兹铲拔野心，降志雌伏，优游世圃，宽厚岁时，未必不能出人头地。”（《闻一多全集》12卷415页）。五四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它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文学方面。学生时代的闻一多也被时代的激情所感染，那时，他最想成为的大概就是一个诗人了。1920年9月，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以后又发表了一些，大约有六首。他那时还自己编了一本自己的诗集《真我集》。闻一多积极参加文学活动就是在五四前后这一段时间里。他与梁实秋合作的《〈冬夜〉〈草儿〉评论》就是以清华文学社的名义出版的。说是出版，其实就是自己印出来而已。闻一多生活的时代，还是一个在文化上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如果一个青年想在文学上有所做为，他可以有许多方法，而不要受制于社会的各种束缚。五四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一批人就出现在那时，除了个人的原因外，那个时代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相对自由是五四的一个基本特点。文化上的相对自由就是一个人可以有多种选择，此路不通，就另选他途。闻一多四十年代的变化也与他是五四的产儿有关。因为一个人青年时代的生活，在人的一生当中影响很大。出身清华，经历过五四时代的闻一多，可以说是享受过一些自由和民主的好处的。一旦社会环境出现逆转，对于闻一多来说，他是不能忍受的。就说《〈冬夜〉〈草儿〉评论》的出版，也可以说是青年闻一多经历的一次言论自由的体验。梁实秋回忆说：“这一篇文章的底稿交由吴景超抄了一遍径寄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不料投稿如石沉大海，不但未见披露，而且原稿也屡经函索而不退回。幸亏留有底稿。我索性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清的诗集当时与《冬夜》同样的有名，二稿合刊为《〈冬夜〉〈草儿〉评论》，由我私人出资，交琉璃厂公记印书局排印，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于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谈闻一多》）可以想象闻一多他们那时做事的方式，如果没有那样的历史条件，闻一多和梁实秋他们想在文坛出头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闻一多常说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这也是不难理解的，那个“深”不是别的，就是五四时代自由和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它在道义上的不可怀疑。这就成了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情结，因为是在青年时代了解了自由和民主的深义，这不仅成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而且成了他们的道德信念，也就是说，在闻一多他们看来，不自由不民主的生活就是不道德的。
    闻一多1922年去美国留学后，最先向《创造》等杂志投稿，闻一多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因为喜欢郭沫若的《女神》，也就很想和创造社的人建立联系。那时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赶紧出版自己的诗集。闻一多急于出版自已的诗集有两个意思，一是他想通过出版诗集能在经济上有所收益，二是尽快在文坛立足。那时他已经在美国，他给父母写信说：“我现在极想从著作中找点经济的发展，一桩这是我对于家中应尽的义务，二桩我的程度如今可算很够了。舒天弟底的成绩我很羡慕，但我并不怀疑我自己的造诣很属特殊。《红烛我期于明年出版。我希望定有点收入，虽是我的希望并不很大。”（《闻一多全集》12卷109页）青年闻一多对于经济的考虑也是我们分析他四十年代变化的一个视角。从闻一多青年时代写给他父母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很敏感的人，由于对家庭有非常强的责任感，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他渴望早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闻一多到美国之前，已经是成了家的人。而且也是遵父母之命完成自己的婚姻，在这一点上，他也有过痛苦，但最终还是从了父母。这就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他们在思想上现代，而在行为上又很保守。鲁迅、胡适都是这样的人。
    闻一多对于经济的注意，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他在美国时，经济上已经不是很宽裕，那时他就常常像梁实秋借钱。虽然闻一多也是出身乡绅之家，但他的经济情况并不是怎样的富有。第二他是一个在经济上较早有了负担的人。对于一个在外的留学生来说，这些难免在闻一多的心理上产生一些影响。他曾对他的父母说：“大概在《红烛》未能出版以前，我省下的钱不能寄回。《红烛》卖的钱同他种著作底收入，统归家中子弟教育费用之用。请家中不要着急，书呆子快要收利钱了！孝贞计应分娩矣。千万须为伊雇乳母，以名分伊读书之工。”（《闻一多全集》12卷109页）闻一多在美国急于出版诗集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他说过：“我决定归国后在文学界做生涯，就必须早早做个名声出去以为预备。多半三年（美术学院毕业）我即归国，‘未雨绸缪’未为过也。”他那时想的就是“立刻将《红烛》送出去，不然我以后的著作恐怕不容易叫响。”为了出版《红烛》闻一多可以说是费尽了苦心，他先托他的十哥到亚东和泰东书局打听在那里印新诗集有些什么办法，问题问他们能否同作者分任印费，或替作者完全承担印费，将来的收入少分一些给作者。他还告诉他们到亚东就问《草儿》《冬夜》《蕙的风》是用什么办法出版的，到泰东就问郭沫若的《女神》是如何出版的。为了能“早早做个名声出去”，闻一多对诗集《红烛》做了非常精心的安排。他先要在作品的数量上显得比别人多一些，他说；“屡经删削，尚余百零三首。以首数言，除汪静之《蕙底风》，无有多于些者。”为了让诗集更好，闻一多还请他的朋友梁实秋帮他选择。他还想让梁实秋为他的诗集写序，因为他那时还请不到更有声望的人来给他写。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我想想我们很可怜，竟找不到一位有身价的人物替我们讲几句话，只好自己互相介绍了”。
    《红烛》的最后出版还是因了郭沫若的推荐，1923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封面也像《女神》一样，没有什么装饰，但印的并不好。闻一多也为此发过一些牢骚，不过诗集总算出版了，这在闻一多一生当中，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件事。他在一封家信中说：“我埋伏了许久，从来在校外的杂志上姓名没有见过一回，忽然就要独立的印出单行本来，这实在是有点离奇，也太大胆一点。但是幸而我的把握拿稳了，书印出来，虽不受普通刑事处分人的欢迎，然而鉴赏我们的人倒真是我们眼里的人。”那时闻一多的想法还只是：“我在文坛只求打出一条道来”，他的更大的希望是以后能在诗坛有大作为。因为他已“做了个名声出去”。

    1922年7月，闻一多去美国留学。他先到的是芝加哥美术学院。
    闻一多虽然出身清华，但在他的身上却很少美国气息。当年清华的学生是较为洋化的，因为他们在放洋留美之前已经受了八年的美式教育。闻一多在清华算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对于美国的态度有一点不同于他的清华同学。这里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闻一多的美国观。
    据《闻一多年谱长编》记载，闻一多在去美国之前，曾有放弃留学的打算。而他的不愿去美国，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原因，主要是他的民族自尊心过于偏执。梁实秋曾说：“对于到国外去，闻一多并不怎样热心。那时候他是以诗人和艺术家自居的，而且他崇拜的是唯美主义。他觉得美国的物质文明尽管发达，那里的生活未必能适合他的要求。对于本国的文学艺术他一向有极浓厚的兴趣。”闻一多还对梁实秋说，他根本不想到美国去，不过既有这么一个机会，走一趟也好。我们不能说闻一多当时不想去美国有什么不对，这只是一种个人选择，不去美国留学是以放弃个人许多利益为前提的，从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上来说，闻一多是很了不起的。但因为闻一多的思想在他中年的时候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就要向别处找一点原因。可以这样说，闻一多四十年代的转变，于他对美国的态度也是有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许多人是留学美国的，但对于美国所代表的先进文明真正倾心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很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四十年代有一种整体上向左转的倾向，就和他们对美国的认识相关。可以注意这样一个现象，在四十年代，凡是愿意保持中立或者不愿意向左转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内心真正对美国文明认同的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胡适。胡适最后的选择，与他早年对于美国的认识有很大关系。他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对于美国文明，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有很深入了解的人，正是这一点，使胡适在许多问题上的态度在多少年以后依然让人感觉到他的深刻。1923年，胡适在给张慰慈的《政治概论》做序的时候就说过：“今日中国的选举坏到极处了；将来我们若想改良选政，一定还得从制度上去寻下手的方法。我且举一个具体的例。美国关于选举的防弊法令中，有一条规定各候选人于选举完毕之后，须正式报告本届选举所收到之选举费及其用途。这一条法令，粗看去好象没有什么用途，因为我们总以为各候选人可以捏造报告，以多报少。然而我在1912年却亲自看见纽约的省长塞尔曹（Sulzer）因为漏报了一笔选举费，被人弹劾，竟至去位受刑罚。固然‘徒法不能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制实在是好人澄清恶政治的重要武器。”（《胡适作品集》第9册15页，198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胡适在美国的经历对他真正产生了影响。
    闻一多在美国只呆了三年，按清华公派留学生的规定，公费是五年，还可以留学两年，如果中断一年，亦可复学，同样享受公费。但闻一多是等不到那五年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一点闻一多对美国的态度。可以说，闻一多对美国没有什么好感。梁实秋说过：“一多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到美国去的，他不是不喜欢美国，他是更喜欢中国。”闻一多在出国前夕，曾和梁实秋商量过好几次，他想放弃游美的机会。梁实秋劝他“乘风破浪一扩眼界，他终于成行了。”
    也许是闻一多过于倾心于他的诗人生活和在中国所能感受到的东方艺术的妙处，他在美国是很不安心的。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说过：“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实秋！你不是打算在美国只住二、三年吗？我希望你也早早回国帮我做点实的事业。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们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
    闻一多对美国的态度对与他的性格有关。闻一多是一个极敏感的人，看到中国人在外国受人歧视便愤不可遏。他在珂泉时，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办的周报上刊载了一首诗，是一个美国学生写的。内容是说中国人的面孔像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一些什么事。当时闻一多和梁实秋就很不满意。多年之后梁实秋回忆道：“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显着神秘，这是实情。可能大多数美国学生都有这样的看法。这首诗写的并不怎么好，可是没有侮辱的意味，顶多是挑衅。一多和我都觉得义不容辞应该接受这一挑衅”。于是他们一人写了一首诗同时在下一期刊物上发表了，算是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梁实秋认为闻一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与他在美国所受到的歧视有很大关系。梁实秋说：“当地人士都对我们很好，但是友好的气氛当中有时不是没羼着一种令人难堪的‘施恩的态度’。洗衣为来生的华侨所受的待遇给一多以极大的刺激。他对外国人的优越态度之反抗，是在这种情形下培植起来的。”（《谈闻一多》）
    闻一多最后是在美国罗拉多大学毕业的，但没有得到学位。闻一多在毕业时又受到了一次刺激。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曾详细记述了这一情景。珂泉大学行毕业礼时，照例是毕业生一男一女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那一年中国学生毕业的只有六个人，美国女生没有一个愿意和中国男生成双作对的排在一起，结果是学校当局安排让他们六个黑发黑眼黄脸的中国人自行排成三对站在行列的前端。梁实秋说：“我们心里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愤慨的是一多。虽然他不在毕业之列，但是他看到了这个难堪的场面，他的受了伤的心又加上一处创伤。诗人的感受是特别灵敏的，他受不得一点委屈。零星的刺激终有一天会让他爆发起来。”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几次。清华毕业的陈长桐，曾在科罗拉多大学银行系读书，他有一次到理发馆理发，老板歧视黄种人，竟不肯为他理发。陈长桐一气之下，延请律师，告了理发馆一状，结果法院判决理发馆败诉，从此再也不敢籍故刁难了。梁实秋也听闻一多讲过这件事，可见印象之深。梁实秋回忆说：“一多到了珂泉之后就和我谈起过有关陈长桐在珂泉遭遇过的故事，说的时候还脸红脖子粗的悲愤激动。陈长桐到珂泉的一家理发馆去理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人理，最后一个理发匠踱了过来告诉他：‘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长桐告了一状，结果是官司赢了，那理发匠道歉之余很诚恳的说：‘下回你要理发，请通知我一声，我带了工具到你府上来，千万请别再到我让里来！’因为黄人进入让店中理发，许多白人就裹足不前了。像这样的小事，随时到处都有。”梁实秋几十年以后的回忆虽然平静，但在那时，这样的事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接受的。二十年后，闻一多还是不能忘记这些耻辱，他对人说过：“现在美国变得怎样了，我不清楚，那时候就是这样！我总算知趣，闭门读书画画，轻易不出去，宁可吃点冷面包，宁可头发留得长一点，少受点冤枉气也好呵！”（《闻一多年谱长编》242页）从闻一多在美国的经历，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四十年代在昆明，闻一多对于自己早年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一个认识。他说：“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翻译Nationalism为民族主义，我以为这是反动的。------- 其实现在看来，那是相同的。------ 我在外国所学的本来不是文学，但因为这种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并且我父亲是一个秀才，我从小就受诗云子曰的影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闻一多中年以后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较重的，他对自己早年的思想做了一个清理，他又一次简单否定了自己早年的许多东西，这是很令人深思的。也就是在闻一多说这些话的那次会上，据顾一椎回忆，闻一多还对那时已经开始研究优生学的潘光旦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闻一多年谱长编》246页）虽是一句玩笑话，但也是闻一多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流露。闻一多不愿意在美国呆下去，可能与他对中国的留美学生的表现也有关系，他在给弟弟闻家驷的信中说过：“处处看到些留学生们总看不进眼，他们的思想实浅陋得可笑。”“我自来美后，见我国留学生不谙国学，盲从欧西，致有怨造物与父母不生之为欧美人者，至其求学，每止于学校教育，离校则不能进步咫尺，以此虽赚得留学生头衔而实为废人。”（《闻一多年谱长编》225页）闻一多在美国的经历，和大部分留美学生的经历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不同者，只是个人的感受而已。这就涉及到人的个性和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基本评价。人在国外，特别是一个落后国家的留学生，他的受人歧视，总是难免的，就是现在谁又能说留学生没有相似的体验呢？对于这种体验如何看待？是以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否定那里的一切，还是将在那里的具体遭遇和整个文明区别开来评价，对于所有的留学生都是一个难题。梁实秋说：“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失掉自由的时候才最能知道自由之可贵，在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到平等之重要。年轻的学生到了美国，除了极少数丧心病狂甘心媚外的数典忘祖的以外，大都怀有强烈的爱国心。美国是对中国有民最友善的，对于中国从来没有野心，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优越感，在民族的偏见上可能比欧洲人还要表现得强烈些。其表现的方式有时是直截了当的侮辱，有时是冷峻的保持距离，有时是高傲的施予怜悯。我们的华侨，尽管有少数赤手起家扬眉吐气的，大多数人过的是忍气吞声的生活。”（《谈闻一多》）这是梁实秋分析闻一多《洗衣曲》产生的背景时说的一段话，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闻一多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有启发的。
    闻一多在回国前曾对梁实秋说：“归期大概以上沅的归期为转移，至迟不过六月。栖身之所仍然没有把握，这倒是大可忧虑的事。不过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闻一多年谱长编》261页）梁实秋可以说是闻一多最好的朋友，他后来分析闻一多急于回国的原因时认为，闻一多是一个喜爱家庭的人，那是他已成家并且做了父亲。我们可以这样说，闻一多对美国的认识有他民族情感方面的因素，这是他选择早日离开美国的主要原因，但也与他的具体处境相关。他那时已经是有了家累的人。他对梁实秋说过：“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享受莫过于在午间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之轻轻的停匀的鼾息声。”许多朋友都认为，闻一多的性格不适于长期羁旅，梁实秋就认为“当年孤身投在纽约人海之中，他如何受得了。同时他的爱国精神特别强烈，感觉也特别敏锐，在他看来，美国的环境是难以忍受的。”
    1925年5月，闻一多告别了美国，从此再没有来过。1946年，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个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请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本来想让闻一多去，闻一多和妻子及自己一些知心的朋友商量后，还是决定不去了，因为他认为民主运动很需要人。据冯友兰在他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说，闻一多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这才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正路。（《三松堂自序》353页）

    闻一多在美国的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和“大江学会”的关系。因为“大江学会”虽然是一个留学生自己组织的带有政治性质的团体，存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这个为时不长的组织，对于我们了解闻一多他们那一代留学生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底色还是很帮助的。因为那是一个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团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结之所以那样的强烈，我们不仅可以从闻一多一个人身上看出来，而是从他那一代人身上看出来，不过是有人强烈和执着，而有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开始慢慢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1923年，闻一多和罗隆基等留美学生在美国成立了一个接近于政治的组织“大江学会”，关于这个学会的组织和主张，1924年2月24日，罗隆基在给他的清华同学施滉的一封信中曾做过较为详细的介绍，他说：“大江”的宗旨为本“自强不息的精神，持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协作的方法，以谋国家的改造”。罗隆基还在信中解释了“大江社”的性质，他说：
    “大江”非正式社交的盟社“Fraternity”。社交式的盟社是不讲主张的，我们是崇奉一定的主张的。社交式的盟社是要升平日互相提携的，我们是要改造中一同奋斗的。简言之，前者主共安乐，后者主共患难。社交式的盟社得失姑不论，若大江学会有以“互相提携”“彼此引援”为目的者，天厌之！天厌之！
    “大江”非政党。我们不反对政党，并且承认政党为政治生活上应有的活动。但政党有政党的范围，政党有政党的手段。政党的范围，是限于政治，“大江”决不限于政治的活动。政党改造的手段是要争立法院的多数，掌行政部的全权，我们的手段，决不限于此。今日的“大江”必非政党的性质。
    “上面说过，我们的组织，是以主张为结合。大江会会员的极大多数是崇奉国家主义的“Nationalism”。说我们是一种国家主义者的联合，亦未始不可。我们的国家主义，有我们学会里自己的解释，历史上引用的意义，只可供我们的参考，不能包括大江学会的国家主义。这些事不能详细奉答，待《大江杂志》出版后再奉教。
    我们承认我们受了环境污的刺激，我们思想改变了一些。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清华生活是“目光如鼠”的。我们从前是学生里的小政客，是不能持“诚恳忠实”的态度的，我们现在誓守“诚恳忠实”的态度；我们从前是学生里取极端个性主义者，是不能用“积极合作”的方法，我们现在誓用“积极合作”的方法。我们更觉得“己国无和平的国民，不配谈世界和平主义”，我们现在誓奉国家主义，“国治而后天下平”的路径，以达到国际主义的目的。
    我们这学会是组织伊始，我们的会员，都是平庸的分子，现在没有什么成绩可以告人，成功失败不敢预料。我们这种奋发，是激于尽忠团体的一点真诚。我们是国家主义底下的奋斗者，我们同时是清华的忠心分子，我们亦是清华同学会的忠心分子。凡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们，我们即愿持“诚恳忠实”的态度，与之谋“积极的合作”。我们所祷求于清华同学者：鼓励我们，不要讥笑我们；指导我们，不要猜疑我们。（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第225、226、227页）
    “大江社”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大江杂志》也只出了一期，但我们从罗隆基所阐述的大江社的宗旨可以看出，当年那些由清华放洋的留学生，在美国并没有停止思考，并没有因为远离故土就不再关心自己祖国的事情，他们对于自己当年在清华的活动是有很深刻的反省的，大江社的成员多数是当年清华学生运动的主力，他们的反省来得较早，那时罗隆基和闻一多他们都不过二十五六岁左右，在这样的年纪，能及早地反省刚刚过去的清华生活，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于罗隆基在“大江社”的这一段经历，四十年代末，梁实秋在他那篇《罗隆基论》中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罗隆基本是一个很单纯的爱国主义者。他在外国读书的时候，眼看着华侨受外人欺侮，他自身也感到外人的歧视，尤其是在以种族偏见最深的美国为尤然，所以他很自然的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和他的朋友们，便组织了一个“大江会”，宣言是他主稿的，里面有这样的字句：

    ‘任何国家，苟其国民之国家观念不发达者，必被帝国侵略主义所歼灭。任何国家，苟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

    ‘中国目前之变乱，其要因为何？曰：外人之阴谋耳。进言之，外人帝国侵略主义之阴谋耳。’

    ‘我中华民族爱和平，我中华民族更爱人道，我中华民族主亲善，我中华民族主正义。为人道而奋斗，我们不惜杀身以成仁，为正义而拒争，我们不惜舍身而取义。先国家而后一切，舍国家外愿牺牲一切，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与统一，是则我辈之所愿也。’”（〈世纪评论〉第2卷第15期第7页）

    闻一多在美国的时候，和罗隆基的思想很相近，可以说那时他们都是国家主义者，但他的国家主义，是建立在爱国这一点上的，纵观闻一多的一生，他的这个底色没有变，无论他后来的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转化，他本人却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不过有一点闻一多和他那时的朋友们不同，就是他在四十年代突然发生了变化。闻一多从美国回来以后，过得是学者和诗人的生活，基本是一个书斋型的知识分子，因为生活非常安定，那时他对老朋友罗隆基依然那样热心政治是很反感的，他又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闻一多那一代留学美国的清华学生，思想不是僵化的，他们也都曾有过激进的时候，但当他们从美国回来，多数人早已对自己青年时代的激进思想进行了清理，这大概也就是“大江社”成员后来多数弃政治而改就学术一途的原因。

    1925年6月，闻一多回到了北京。他先到的是上海。在上海他受到了洪深、欧阳予倩的热情款待，他们劝闻一多留在上海，但有过十年清华生活的闻一多还是向往北京，所以他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执意要回北京。在随后近十年的时间里，闻一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教授生活，那时他刚刚27岁。直到抗战爆发前，这十几年的生活，在闻一多一生当中是平静的，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诗歌和学术研究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一时期做出的。三十年代的北平是很适于文人生活的，钱穆在他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说：“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手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手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尊师之感。”（159页，台湾版）闻一多那时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钱穆后来回想当年北平学界的生活，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萃，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下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近不及待矣。良可慨也。其它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统一，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彩无存。言念及之，真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感。”
    闻一多初到北京，他的职务是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教务长，这个职务是徐志摩推荐的。闻一多到艺专也是不得已，梁实秋说他那时“初回国门，难为择木之鸟”。闻一多是最不适于做行政工作的人，但那时他没有太多的选择。
    闻一多回初回中国的那几年，还对政治保持着很大的热情，他的思想还保留着他早年对共产主义的那些评价。他在给梁实秋的一封长信中曾表露过他那时的愿望：“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为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社’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作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谈闻一多》）闻一多那时和主张国家主义的李璜关系很好。后来李璜去了台湾。李璜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我于民十四之秋到北京后，一多时在国立艺专任教职，他是看见《醒狮周报》登出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体会的发起广告，而同着余上沅找上我的门来的。他一见我，说明代表美国同学主张国家主义者所成立的大江会，特来参加联合会后，而慷慨激昂的说：‘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不错，但得要真正的干一番，你怎样干法？’我答：‘先行团结爱国分子，大家商量着干罢。’他说：‘好！’停一下，他又说：‘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我看老兄是个白面书生，恐不是唱花脸的罢！’我笑道：‘花脸就让你来唱罢！如何？”（《闻一多年谱长编》295页）
    闻一多二十多岁的时候，和他同时代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是不大相信共产主义的。梁实秋说他：“一多对于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冲突与斗争，虽非积极领导的分子，但是确曾躬与其役。他虽然说李璜是一书生，实则对他颇为敬重，曾对我说起李璜，誉为光风霁月国士无双”。闻一多那时佩服的还不是他后来相信的那些人，他早年佩服的那些人，后来都没有和他走到一起，而他早年看不上眼的人，有不少却成了他的朋友。
    闻一多只在北京艺专呆了不到一年时间就离开了。他先携眷回到了老家，秋后一个人到了上海，住在潘光旦家里。后来靠了他清华朋友的关系，到了吴淞国立政治大学。这是张君劢创办的一所大学。关于这所大学，张君劢曾有回忆说：“杜氏（杜里舒）离华，余以韩紫石之托，并政治大学于上海，乃立延东荪主哲学讲席，其兄孟劬与孙德谦并私淑章实斋，则分主子史讲席，自余海外留学归来潘光旦、吴经熊、闻一多、金井羊、陈伯庄、瞿菊农、吴国桢、陈石甫（孚）诸君子，亦各就所学讲授。一时称为得人，校誉鹊起。”（《谈闻一多》）据梁实秋说，闻一多在政治大学并没有讲课，而是做了训导长，虽说那是一个重要的职务，但对于闻一多并不合适。只是因为那北京学校欠薪严重，很多教授都离京出走跑到上海去了。闻一多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所以训导长他也就担任了。初回国的这几年，闻一多的生活还不算安定，他从北京来到上海，没有过了多久，就又回到了湖北。
    大约1927年2、3月间，闻一多到了武汉，在武汉政府的总政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担任的是艺术股的股长，因为闻一多过不惯军中的生活，干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他离开武汉以后就又回到了上海的吴淞的政治大学，不久北伐军到达上海，这个学校被关闭了，闻一多就住在潘光旦家中，闲居无事，他就开始刻图章，平常就和潘光旦出去游玩。暑假中经友人介绍，他又到南京土地局找了一个职务，过了不久，他就不干了。那年暑假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开学，闻一多被聘为外文系教授兼主任。所谓第四中山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东南大学，后来又改称为中央大学。至此闻一多才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职业，他住在学校附近，把家眷也接到了南京。
    闻一多那个时代的大学教授是自由流动的，闻一多回国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换了三所大学，可以想见那时当一个大学教授的自由程度。闻一多在南京中央大学也只呆了一年。那时王世杰在武汉大学做校长，他就请闻一多到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样闻一多就毅然离开了南京，搬到武昌附近的珞珈山去了。
    闻一多的中国文学研究就是从此开始的。这一转变在闻一多来说是一个大变化，因为他过去过的是诗人那样的自由生活，而现在要沉下心来做研究了。梁实秋说：“这一改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证校订的那种谨严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何况他本来就有在故事堆里钻研的癖好。”闻一多这一次在武汉的时间也不长，就在他写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开始发表的时候，武汉大学发生了风潮，闻一多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据闻一多年谱记载，闻一多就“贴了一张布告，说对于自己的职位如‘剜雏之视腐鼠’”，并声明解职离校。后来学校挽留，最终也没有留住。闻一多辞职以后就又到了上海。
    说来也巧，闻一多到了上海，遇到了杨振声。那时杨振声正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他是筹备委员。筹备主任是蔡元培，但实际负责的是杨振声，他也就是将来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在上海物色教授。他要闻一多去主持国文系，要梁实秋去主持外文系。他们二人当初还有些犹豫，后来到青岛实地看了看，才决定去就职。闻一多在青岛大学除了担任中文系主任外，还担任文学院院长，他在任上为国文系罗致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丁山、游国恩、姜叔明等。
    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也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他最得意的事可以说就是发现了两个新诗人，也就是二“家”。一克家个是臧克家、一个是陈梦家。臧克家做学生的时候诗写的相当老练，最受闻一多的赏识。陈梦家是闻一多从前的学生，闻一多把他请到了青岛大学做国文系的助教，二人颇为相得。据说闻一多在青岛的书房里，桌上放了两张照片，他时常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下不胜得意之至。”（《闻一多年谱长编》420页）
    闻一多在青岛大学的时间不长，但基本可以说是较为愉快的。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学潮也波及到了青岛，在这次学潮当中，闻一多还是主张学生不要罢课的。他对学生的过激行为多有批评。当学校决定开除几名学生时，闻一多慷慨陈词，认为这是“挥泪斩马谡”，不得不尔。后来青岛大学的学潮不断扩大，最后演变成了反对校长，终于使杨振声去职。在整个学潮中，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有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记得当时偶尔走经青岛大学旁的山石边时，便看见过一条刺目的标语：‘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梁实秋在他的回忆中也提到过此事，他说：“‘不学无术’四个字可以加在一多身上，真是不可思议。”在闻一多早期的教授生活中，他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都保持了很高的理性，在每一次学潮中总是劝学生，劝他们好好读书的。他的这个态度到了四十年代的昆明才发生了变化。1931年暑假后，闻一多就离开了青岛，回到了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去了。清华才是闻一多大学教授生涯的最后归宿。
    闻一多到清华任教于中国文学系，当时系主任是朱自清。五年清华是闻一多一生中最安定的生活。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也都是这一段做出来的。那时他的生活非常平静，他住在清华的新南院，和潘光旦相邻，环境甚为清静，宜于家居读书。清华教授时期的闻一多完全沉浸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梁实秋说起那时的闻一多是这样的：“一多此际则潜心典籍，绝不旁鹜，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厌恶。有一天我和努生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的对他的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为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当时情绪很不愉快。”（《谈闻一多》）梁实秋提起这件事，是想说明“在抗战前夕一多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闻一多在清华是名士，到了西南联大时就成了战士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呀！

    二十年代未，闻一多参加了新月的一些活动。二三十年代的闻一多和四十年代完全不同。要说年纪，二三十年代时，闻一多不过28岁左右。如果闻一多是一个性格偏激的人，是一个对社会现实怀有强烈批评欲望的人，按常理，二三十年代的闻一多应该比四十年代的闻一多更激动才对。他那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还有着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对于现实政治是非常关心的。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也不是没有可以参预的政治活动，但奇怪的是那时的闻一多又显得很低调，他是新月的成员，但却没有新月同人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闻一多那时可能过于专注于他的诗歌和学术研究，对外面的事较为冷淡。这是闻一多一生中让人不太理解的地方。
    新月社是1923年成立的。严格说它也不是什么组织和团体，只是文人之间的一个松散聚会。初期只是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想在一起聊聊天，演演戏，是一个类似于票友那样的聚会。没有一点政治色彩，新月的谈政治，已经是三十年代以后的事。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参加者多是留学欧美的学生，再进一步说，是以清华学生为主要班底的。闻一多还是最早参加新月活动的人。他在给闻家驷的一封信中曾说：“徐志摩约今日午餐，并约有胡适之、陈通伯（即《现代评论》上署名西滢者）、张欣海、张仲述、丁西林、萧友梅、蒲伯英等在座，讨论剧院事。近得消息谓萧友梅（音乐家）与某法国人募得四十万元，将在北京建筑剧园。故志摩招此会议，商议合作办法也。------ 新月社已正式通过援助我辈剧院之活动。徐志摩顷自欧洲归来，相见如故，且于戏剧深有兴趣，将来之大帮手也。”（《闻一多年谱长编》284页）闻一多初期参加新月社的活动，还只是出于他对戏剧的爱好和他对徐志摩本人的好感，与政治没有关系。1927年5月，胡适回到上海。那时徐志摩正在筹备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杂志。胡适回来，徐志摩就请他参加，并让他做董事长。最初的11位董事为胡适、余上沅、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张嘉铸、潘光旦、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刘英士。随后加入进来的是罗隆基和邵洵美。当时书店是朋友们积股而成，书店股本约二千元，大股百元，小股五十元。闻一多认的是一大股。新月书店其实就是一个同人出版社，它最早出版的一批书就是朋友们的译著。书店开张之前，闻一多还为开幕纪念册绘制了封面，是“画着一个女人骑在新月上看书。”早期新月社的活动都在北京，就是徐志摩的住所松树胡同七号。1927年以后才移到了上海。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
    到了上海以后的新月社可以说是一个带有政治理想的文人团体，特别是胡适、罗隆基、王造时、吴景超他们参加进来后，新月社可以说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了。应该说三十年代初期的新月社和《新月》杂志都是很有生气的，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黄金时代，他们对政府的批评达到了最大的程度。那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政治走向了更专制、独裁、黑暗。基本的人权、法制、自由和民主都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才和他的新月同人不再沉默。他们以《新月》为阵地，开始批评国民党，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议政的一个高潮。他们发文章之多之尖锐，都是空前的。闻一多这时也是新月的成员，但他却是一个沉默的人。新月时期的几次主要论战，现在看来，闻一多都是旁观者。
    1929年平3月下旬，上海市教育局长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个议案《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案如下：

    理由：反革命分子包含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此等分子危害党国，已成为社会一致公认之事实，吾人应认定对反革命分子应不犹疑地予以严厉处置。查过去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辄以移解法院为惟一之归宿，而普通法院因碍于法例之拘束，当忽于反革命分子之实际行动，而以事后证据不足为辞，宽纵著名之反革命分子。因此等之结果，独使反革命分子得以逍遥法外，且使革命者有被反革命分子之攻击危害之危险，均应确定严厉处置反革命之办法，俾革命势力得以保障，党国前途利实利赖之。

    办法：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它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它上级法定之爱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

    此案在报上发表以后，胡适见到后十分气愤。他给当时的司法院长王宠惠写信说，他认为法院不需审问，只凭党部的一张证明便可定罪处刑，十分荒谬。他认为：“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胡适还说：“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他在信的最后写道：“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写这封信给先生。也许此信到时，此案早已通过三全大会了。司法院也可以早点预备关门了。我们还说什么呢？”（《胡适的日记》8册）胡适还把这封信抄给了国闻通讯社，但他们没有敢登。此后胡适就写了他著名的《人权与约法》，打响了一场保卫人权的战斗。
    这是一场为人权而战的斗争，后来没有能和闻一多走到一起的那些清华朋友如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等，都写了文章参预论战，他们站在胡适一边。在那样的情况下写文章，讲人权，都是有很大风险的，但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被国民党的恐怖吓住。公平地说，当时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也是非常严重的，他们先后逼着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职务，突然拘留罗隆基，查禁《新月》杂志等等，但这些都没有影响胡适他们的勇气，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还出版了《人权论集》。罗隆基还写了《论人权》一文，王造时写了《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但我们也看到在这场“人权与约法”的抗争中，闻一多没有卷入。在闻一多留下来的的文章当中，这一时期他没有写过什么关于政治问题的言论。如果说鲁迅在这场“人权与约法”的抗争中没有卷入，与他看不上新月这帮留学欧美的人有关，但闻一多那时和鲁迅不同，他们本来就是新月的成员，而且还是新月杂志的编辑，与胡适他们关系很好，但为什么闻一多在这样为人权而战的抗争中会保持沉默呢？就是从为朋友助阵这一点而论，闻一多也应该挥笔上阵。如果说，那时他对于罗隆基有些看法，不愿意和他走在一起还可以理解的话，可他的好朋友梁实秋也参预了抗争呀。闻一多不是怕事的人，可他在朋友们为人权而战的时候，他怎么能那样平静呢？那时闻一多是参加了新月和后来“平社”的许多活动的。二三十年代的闻一多正潜心于他的学术，他对于政治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朋友们为人权而战尽管战去，他那时还是很有一些名士气的。闻一多四十年代对于他的青年时代是有很多反省的，但他所反省的只是他那时没有站到左翼一边来，但没有对自己在朋友们为人权运动奋战时自己的沉默有所反思。他后悔自己没有能像鲁迅那样战斗，他认为鲁迅是对的，而自己错了。他怎么没有想到胡适和罗隆基他们也是在同国民党抗争，罗隆基也还差一点被国民党暗杀。从三十年代罗隆基和闻一多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十年代他们共同向左转，在罗隆基显得自然，而在闻一多就有些突然了。

    1932年8月，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了清华园，这年他34岁。
    这次重回清华园，对闻一多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他从美国回来以后经过近五年的颠簸，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和青岛选择，最后还是母校清华最能容纳他。从此他也再没有离开。抗战爆发，他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虽是三校联合，但北大、清华和南开还保留了三校原来的建制。所以可以说，虽然在西南联大，闻一多还没有离开清华。闻一多到清华被聘为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清华原来计划聘他为系主任，但因为有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的经历，闻一多没有答应。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闻一多当时在清华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在当时国文系做教授的那些人多数是北大出身的，国文系六个教授当中，除闻一多外，还有朱自清、俞平伯、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都是国学大师。六教授中，只有闻一多一人是清华出身，而且还不是中文本科毕业。闻一多的这个背景影响了他在清华时期的整个精神状态。那时闻一多虽然发表过不少文章，但他最大的名声还是诗人，以诗人名世，而来清华教授古典文学，心理上总是有一些压力。闻一多一生的学术成就大部分出自于清华时代，就与他的这种心理有关。
    回到清华以后，闻一多并不感到轻松。他在给饶孟侃的信中说：“我近来最痛苦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走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夫马，是祸而非祸。”（季镇淮《闻朱年谱》29页）闻一多所说的向内发展，就是他在清华的学术工作，在几年的时间里，闻一多先后做了很多的学术工作，计有：1、毛诗字典；2、楚辞校议；3、全唐诗校勘记；4、全唐诗补编；5、全唐诗人小传补订；6、全唐诗人生卒年考附考证；7、杜诗新传；8、杜甫（传记）。
    闻一多在清华时期，他的薪水是三百四十块大洋。但因为家累较重，也不显得特别宽余。闻一多在清华时是他一生中经济最好的时候，他的不太过问政治，除了学术上有较大的压力外，他那一时期的生活平静，稍有积蓄，很有不虑匮乏之悠游自在，那时他的名士气也最重，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记得是初夏的黄昏，------- 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理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用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的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功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他的新南院住宅。”（《闻朱年谱》30页）可以想见闻一多当时在清华的生活。1935年秋天，闻一多游云冈石窟寺，看石刻大佛。此游由顾一樵安排，平绥铁路局长沈昌拨专车一列，同游者还有顾一樵、庄前鼎、蔡方荫、杨宗翰、梁实秋、余上沅夫妇、吴景超夫妇。1936年夏天，闻一多到河南南阳看发掘甲骨文的情况。那真是闻一多最安稳的时光。
    闻一多有两个清华时代，都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期。最能代表闻一多人格和思想的不是晚年西南联大时期，而是他的少年清华和青年清华时代。闻一多的少年清华时代，使他了解了世界大势，他是在清华开始懂得自由和民主为何物的，他的理性和深刻也体现在这两个时期，尽管闻一多后来否定了他的这两个时期，但我们不能因为他自己的否定，就不正视这个事实。青年清华时代，闻一多在学术上获得了丰收。闻一多重回清华的时候，正是34岁的年纪，与少年闻一多比起来，他最深的人生经验不是别的，就是他对于经济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他在到清华以前，曾给好友饶孟侃写信诉说他的这一人生体验。他说：“我以数年来的经验劝告你，除努力学问外，第一件大事是努力撙钱。”四十年代闻一多思想的转变与他早年的这个认识有很大关系，因为在经济上非常窘迫，四十年代的闻一多就很难保持平静和理性了。
    在三十年代的清华，闻一多除了教书和研究外，有两件事最能说明他的人格和思想。一件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件是西安事变。
    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的时候，清华大学各院院长及教务长叶企孙、冯友兰、吴景超、陈岱孙、顾毓秀的态度是不赞成学生的行动。他们在告同学书中曾说：“我们处于师长的地位，不忍见诸位同学做无代价的牺牲”。“国事至此，国人无不痛心，但今日如想解除国难，须培养力量，并非发泄情感所能奏效。”“罢课是消极的，对于解除国难毫无补益，反与人以藉口干涉的机会”。“我们现在愿以诚恳的态度，请诸位同学在此时期内加倍努力于事业。至于被逋诸学生，各校当局自应负责保障，诸同学可勿挂念。”（《闻一多年谱长编》第477页）这是当时清华大学教授的基本看法，闻一多也是样的态度。
    那时大学教授对于学潮没有不同情的，但同情是一回事，劝说则又是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劝过学生不要参加学潮，就连他们对于学生的同情态度也不肯定。大学教授的这个态度，应该说是正常的，至于历史对学潮怎样评价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也不能因为学潮获得了历史的肯定性评价，就一定要把当时许多大学教授的态度也都看成是不合历史潮流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闻一多在四十年代思想发生了变化，就同时要把他在三十年代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也都要否定了。闻一多本人就是学生出身，他又参加过五四运动，没有人比他对于学生运动更了解的了。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从来都是肯定的，但他不赞成有过激的行为，大学教授都是由大学生过来的，特别是那些优秀的教授，哪一个当年不是学生运动的领袖？闻一多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态度，我以为至少是保持了理性的。黄秋耘在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说：“偶尔也谈论到当时正在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闻师对一二·一学生运动是深表同情的，不过我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闻师认为，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是十分可贵的，但是采取示威游行这种方式的运动却未必有什么效果。我当时少年气盛，不免跟他辩论几句，他也并不因此而责怪我。他是极力主张抗战的，但有时又不免带点忧心如忡忡的情绪。”（《闻一多年谱长编》477页）闻一多的“忧心忡忡的情绪”，也许正是他的深刻之处。
    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清华的教授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理性。闻一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清华多数教授是一致的，他们不赞成这样做。当时清华教授就召开了教授会议，并做出了四项决议：一、以教授会名义致电中央政府；二、以教授会名义发布宣言；三、组织七人委员会，起草电报及宣言，委员会由朱自清、冯芝生、闻一多、张奚若、吴正之、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朱自清为召集人）；四、教授委员会拟就电报宣言后即由该委员会用教授名义直接对外发表。
    三十年代的闻一多比之于四十年代的闻一多一个明显的特别就是凡事多用理性，而少用感情。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事件的内幕，但他们根据常理做出的判断，历史证明教授是有远见的。闻一多那时的态度是，大敌当前，内部不宜出现动乱，以免给昌军侵略者造成可乘之机，所以他对西安事变不能理解，而且反持谴责态度。闻一多还参预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斗争经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所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正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除了宣言之外，闻一多也在课堂上发了一些议论。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那正是西安事变的后几天，一向沉默的老诗人却开口了。他上我们的‘毛诗’课，他打破了历来讲堂上不胡扯瞎谈的板正态度，而暴怒如雷的走上一院二号教室的讲台。他放下了讲义，便横眉怒目的扫视全堂一遍，接着像大雷雨似的向我们问：‘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吗？’他扫视过全堂，怒目直射，一如一个受冤屈者当着损害他的人怒声控诉一样，接着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再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吗？’严厉责问台下的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吗？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吗？你们可以站起来说！’顿了好久，方才接下去：‘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允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闻一多年谱长编》492页）闻一多的这些话都是和他当时对时局的认识相联系的，那个时候他的思想当中还没有过于偏激的东西，遇事总是先用正常的思维考虑问题。从已经看到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奎松先生的研究为代表，他是从俄国解密的档案中发现的新材料，再证之以陈立夫晚年的的回忆录），我们可以说在西安事变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有许多历史事实和我们过去的说法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用了传统的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来看闻一多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评论，所以对他的态度，基本是否定的，现在看来这个评价也有值得考虑的地方。
    1946年刘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略论闻一多先生》中说：“甚至一二·九的风暴，也未能在诗人的心上激起应有的波纹，西安事变发生了，严重的局面，逼人而来，闻先生才逼得发声了。可是他不责备张杨，也不责备专心内战、媚敌祸国的集团，他责备北平的学生，说是由于他们的救亡活动，引起了西安事变，以致领袖陷于险境，国家也陷于险境。”（《闻一多年谱长编》493页）闻一多没有想到西安事变后来会和平解决，此事对他的影响极深。多年以后，提起这件事，闻一多还认为自己当时的认识错了。因为那时的历史真象闻一多并不知道，他也只是从宣传中来判断这件事的。这不能怪闻一多，他是一个单纯而又特别爱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较为轻信的知识分子。最早写《闻一多传》的史靖先生，在他的书中曾记载过闻一多后来说过的话：“这个事件的结局，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无论从古今中外，哪一个时代的政治斗争来说，蒋介石‘双十二’夜里不死于兵变，也一定要被判死刑。结果是安然无恙回返南京，依然当他的委员长！这种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事情，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像这样大敌当前，能捐前嫌，顾大体，这只有共产党才做得到呵！那时尽管我是不问政治的，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总不能不关心他的结局呵，这事情给我的影响是太深刻了！”（《闻一多年谱长编》493页）这是闻一多的肺腑之言，多少年以后，当我们看到这个单纯的知识分子依靠另外一种事实做出的判断时，我们只能说闻一多的判断既是真诚的，也是准确的，但因为他所依赖的判断历史真象的事实出了问题，我们也就只能说闻一多的眼光是锐利的，但他为他所感动的对象却与历史事实发生了错位。闻一多一生的悲剧就在这里。闻一多四十年代思想发生变化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常常说到的是他由经济窘迫而带来的心理偏激，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对这个事件的最终解决有一种由衷的感佩，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判断，他才对他所选择的道路有那样坚定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没有错，出了问题的是那些让闻一多产生信赖感的历史事实。

    闻一多是七七事变以后离开北平的。抗战的爆发，打被了闻一多在清华平静而安详的生活。这一突然发生的历史巨变给任何人的心理都带来了冲击，闻一多尤甚。事变发生时，正是闻一多在清华教书满五年之时，按清华规矩，教授教书教满五年有一年的休假。这一年可以出国，经费由清华提供，也可以在国内做研究，薪水照发。闻一多那年不想到国外讲学，他想回老家读书。但局势的突变，完全打破了闻一多的生活安排，一时间，他的心情很坏。他在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说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现在计划是有了，要走，三天内一定动身，再过四五天就到家。------ 写到此处，又有人来电话报告，消息确乎缓和了，为‘家’设想，倒也罢，虽然为‘国’设想，恐非幸事。------ 反正时局在一个月内必见分晓，如果太平，一个月内我们必回来，否则发生大战，大家和天倒，一切都谈不到了。----- 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不弟闭口不言，只时来我身边亲亲，大妹就毫不客气，心直口快，小小妹到夜里就发脾气，你知道她心里有事，只口不会说罢了！家里既然如此，再加上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只好满处找人打听消息，结果你一嘴，我一嘴，好消息和坏消息抵消了，等于没有打听。够了，我的牢骚发完了，只盼望平汉一通车，你们就上车，叫我好早些卸下做母亲的责任。你不晓得男人做起母亲来，比女人的心还要软。”（《闻一多年谱长编》500页）闻一多当时并没有想到立刻离开北平，他对他的一个学生说过：“昨天我都没有走的意思，今天我才突然有个必须走的念头。”
    匆忙离开北平，对于闻一多来说是突然的，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从理智上说，国家遭此大难，一个读书人也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但从感情上来说，原有生活秩序的改变一时又很难适应。告别北平，加入逃难者的行列，真是让闻一多感慨万千。他在逃出北平的途中还遇到了臧克家。臧克家回忆说：“七月十九号我离开了北平，在车站上碰到了一多先生，他带着家眷和一点随身的东西。‘闻先生那些书籍呢？’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了什么？’他很感慨，我很难过。在天津换车，人向车上挤，像沈在水里争着一个把手。我从窗子里爬了进去。闻先生赁了一个红帽子的帮忙，全家安然登车，他一下给了那个人五元一张的钞票。”（《闻一多年谱长编》501页）在天津火车站，闻一多买了份报纸，上面刊登着蒋介石在庐山邀请著名教授和社会名人商讨国事的谈话情况。闻一多觉得这些谈话离现实较远，但仍感到一些安慰，他相信会出现全国抗战的局面。当时，闻一多的许多朋友如胡适、罗隆基、梁实秋、浦薛凤、庄前鼎等都出席了庐山谈话会。

    抗战开始后，教育部计划将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临时大学，在长沙立足。后来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才又西迁昆明。
    闻一多本来是要回老家休假的，他那时正在武汉，朱自清来武汉时曾前去看望过闻一多。因为战争突然爆发，清华中国文学系南来的教授不是很多，朱自清想让他放弃休假，回到长沙临时大学教书。朱自清把他的想法写信告诉了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贻琦立即给闻一多写信，请他放弃休假回到长沙临时大学。闻一多接到梅贻琦的信后，立即放弃休假动身回到长沙。由此也可以见出闻一多对国家的感情。因为回到长沙，就意味着要放弃城市生活，是要吃大苦的。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他们最优秀的品质，就是能与国家同甘共苦，闻一多只是一个代表。当时的长沙生活非常艰苦，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到这里来，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享福。早上起来，一毛钱一顿的早饭，是向碗冷稀饭，午饭晚饭都是两毛一顿，名曰两菜一汤，实只水煮盐拌的冰冰冷的白菜萝卜之类，其中加几片肉就算一个荤。加上这样一日三餐是在大食堂里吃的，所以开饭时间一过了，就没有吃的。先来的人们自己组织了一个小厨房，吃得当然好点，但现在人数已满，我来迟了，加入不了。至于茶水更不必提了。公共的地方预备了几瓶开水，一壶粗茶，渴了就兑一点灌一杯，但常常不是没有开水就是没有茶。自己未尝不想买一个茶壶和热水瓶，但买来了也没有用，因为并没有人给你送开水来。再过一星期（十一月三日）还到衡山去。到那里情形或者好一点，因为那边人数少些，一切当然容易弄得有秩序点。但是也能说。”（《闻一多年谱长编》506页）比起闻一多在清华的省事来，这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但闻一多并没有怨言，他还说：“这样度着国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只是平时没有习惯了这样艰苦的生活，他要感到很大的不适应。他说：“听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还自己洗手巾、袜子，我也在照办。讲到袜子，那双旧的，你为什么不给我补补再放进箱子里？我自己洗袜子是会的，补却不会。”闻一多他们就是在那的生活条件下，为了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不为战争所中断，而尽心尽力的。闻一多在长沙只住了十几天，就搬就到了南岳。闻一多原来以为到了南岳生活会好一点，但来了，才知道还不如长沙呢。闻一多给他的妻子写信说：“还是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茶。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记得在家时，你常说我到长沙吃好的，你不知道比起我来，你们在家里的人是天天过年！不过还有一线希望。现在是包饭，将来打算换个厨子，由我们自己管账，或者要好点。”（《闻一多年谱长编》509页）从闻一多述说他在长沙生活的艰苦，我们也可以从反面看出他在清华生活的优越，这种生活上的反差在初期也许还不明显，时间一长，就给人以很大的刺激。在长沙时，闻一多还没有把家眷接来，只是他一个人，所以再艰苦的生活也好说，后来到了昆明，闻一多的生活就连在长沙时还不如，他的心情就更坏了。
    闻一多在南岳呆了近三个月后，到了1938年初，他们又回到了长沙。那时闻一多已经知道了临时大学有可能迁往昆明，想到西迁后路途遥远，一时不能回家，闻一多决定回家看看。
    闻一多到武汉后见到了他的老朋友顾毓秀。顾毓秀当时已从长沙临时大学被征调到汉口国民政府的教育部担任教育部次长。顾毓秀见到闻一多后，就请他到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但闻一多拒绝了。臧毓秀回忆说：“抗战开始不久，我从长沙临时大学被征调到汉口教育部。那时为了抗战需要，正在筹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作为最高当局的谘询机构。它的主要工作是采纳时贤对战时教育的意见，摘取报章杂志对此问题的主张，加以研究，并将结果交由教育部设法实行。我曾邀一多出来帮忙，他不肯，说今生不愿做官，也不愿离开清华。他说各人志趣不同，却赞成我出来，还说大家都为了抗战，在哪里都一样。”（《闻一多年谱长编》519页）这是闻一多在抗战初面临的一次重大选择，如果他答应了顾毓秀的邀请，他就成了政府中人，生活肯定没有问题，但以后说话办事就不自由了。闻一多终于没有选择那样的路，他还是愿意做他的清华大学教授。顾毓秀请他出来做官，虽然是一个教育方面的官员，但闻一多也不愿意。顾毓秀还把他请到当时武汉最好的饭店，请了好多清华的老同学吃饭、洗澡，谈了一个晚上，闻一多最后还是没有答应。因为此事，闻一多还和妻子闹得很不愉快。妻子觉得就任此职即可留在武汉，收入也好，以便于照顾全家，但闻一多当时 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与妻子意见不一致，闻一多离家时心情很不好。他到了武汉以后，给他妻子写信说：“此次不就教育部事，恐与你的意见不合，我们男人的事业心重，往往如此，你得原谅。”应该说闻一多是一个有主意的人，他不为了一时的安定，而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他这个选择也有他自己早年在武汉、在青岛大学时的经历在其中，他确实是一个不适于做行政工作的人。
    没过多久，他在给顾毓秀的信中表述了自己的心迹。他说：“承嘱之事，盛意可感。惟是弟之所知，仅国学中某一部分，兹事体大，万难胜任。且累年所蓄著述之志，恨不得早日实现。近甫得机会，恐稍纵即逝，将使半生勤劳，一无所成，亦可惜也。老友中惟我辈数人，不甘自弃，时以事业相砥砺，弟个人得兄之鼓励尤多，每用自庆。但我辈做事，亦不必聚在一处，苟各自努力，认清方向，迈进不已，要当殊途同归也。平时渴望朋好中人登台，一旦实现，复嫌帮忙人太少，自不免令兄失望。然上述弟于此事力不胜任一层，亦是实话，然则直谓我辈中无人材可耳。思念至此，不胜浩叹。今晚仍决赴湘，以后若有其它适当机会，再图效力。惟学校亦是一地盘，仍望兄时时留意，使这充实，庶得与兄方相呼应乎。”（《闻一多年谱长编》519页） 闻一多没有征调，主要是他对做官没有兴趣，再说，他又是一个对清华极有感情的人，舍不得离她而去。后来教育部与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合并，出任教育部长的是陈立夫，陈立夫虽然也是留美出身，但他多年在政界，想来闻一多就是答应了顾毓秀，最后的结局也不好说，当时周炳琳是教育部常务次长，后来就是因为不愿和陈立夫合作辞职不干了。

    南京失守以后，武汉面临危险，长沙临时大学早有西迁昆明之议。
    到昆明去，当时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由河内转昆明，可以乘车；二是徒步经湘黔到昆明，闻一多就是走到昆明的。
    走之前 ，有同学担心闻一多身体是否经得住长途跋涉，但闻一多非常自信。他的学生回忆说：“有人问他，‘闻先生，你大可照学校的规定坐车、乘船经广州、香港、越南舒舒服服到昆明，何必受这个罪呢？再者，你这大年纪，吃得消吗？’闻先生面孔很清瘦，额上又刻着几条深长的皱纹，再配上乱蓬蓬的头发，显得很苍老。大家都有以为他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后来我才知道那年他刚满四十岁。闻先生很严肃的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闻一多年谱长编》523页）
    过去我们说到闻一多此次和同学们走到昆明去，都过多地强调他是如何想要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一个了解，好象他那时已经是一个革命战士了，其实并非如此。他后来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也说过：“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壤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作什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所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等。”闻一多的这些话都是实情。走到昆明去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但我们也没有必要神话它，因为对于大学生来说，这次走到昆明，却也有旅行的意味。闻一多参加旅行团，多少也还是他的名士气的自然流露。
    闻一多他们1938年2月20日从长沙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总共走了68天，除沿途休息及因天气阻滞外，实际步行了40多天。全团师生及伙夫共300余人，中途因病或职务关系退出团体，先行搭车到昆明的有40人。当时旅行团内共有五个教授，其中有两人中途退出。从始至终步行的只有李继侗、曾昭伦和闻一多三人。他们到了昆明以后，人人到表示惊讶和佩服。在长沙时，杨振声曾开玩笑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闻一多到昆明后见到杨振声就说：“假使我这次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二人大笑一场。
    闻一多后来在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说了许多这次旅行的情况。他说：“途中许多人因些小毛病常常找医生，吃药，我一次也没有。现在我可以很兴地告诉你，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是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更不必说了。途中苦虽苦，但并不像当初所想象的那样苦。第一，沿途东西便宜，每人每天四毛钱的伙食，能吃得很好。打地铺睡觉，走累了以后也一样睡着，臭虫、草蚤、虱实在不少，但我不很怕。一天走六十里路不算么事，若过了六十里，有时八九十里，有时甚至多到一百里，那就不免叫苦了，但是也居然走到了。”闻一多对于这次旅行的印象非常好，他在给他妻子写信时，充满了兴奋，他告诉她说：“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做一纪念。画集印出后，我一定先给你们寄回几本。还有一件东西，不久你就会见到，那就是我旅行时照片。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与冯芝生的最美。”（《闻一多年谱长编》542页）闻一多在旅途中对他的家人非常关心，他在给妻子的信中不断问起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极富人情味。梁实秋多次说过闻一多是一个极看重家庭生活的人，但走到哪能都惦记着家里。不仅对家人如此，就是对家里佣人也是如此。他在给妻子写的信时总要问候家里的佣人。他说：“这样下去，我们回北平的日子或许真不远了。告诉赵妈不要着急，一切都耐烦些。她若写信给大司夫，叫她提一笔说我问过他。”
    闻一多到昆明之前心情是比较好的，他写给家人的信中总是有乐观的情绪，虽然那时他的经济情况已经不是很好，但因为对于未来很乐观，他的心情也很平静。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说：“到昆明后，文法学院到蒙自呆了半年，蒙自又是一个世外桃园。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
    那时云南的生活不如北平舒服。有些人的家还在北平、上海或是香港，他们离家太久，每到暑假当然想回去看看，也有的教授一回去就再不来了，而闻一多却一直没有离开过昆明。教授的生活在那时因为物价还没有很显著的变化，并没有大变动。交通也比较方便，有的教授还常常回北平去看看家里的人。一般说来，教授和学生那时都注重学术的研究和学习，并不是天天都在谈政治，谈时事。

    闻一多进入四十岁以后，总体上来说，性格比较偏激。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闻一多特别看不起做官的人。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优点，但同时也是一个弱点。因为这种性格当中起支配作用的不是理性，而是传统知识分子对权贵的傲视。细想起来，闻一多在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于政治有一些兴趣，但对作官却很反感，他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浪漫主义是他性格中的主要特征。他早年在清华受到了西方自由和民主观念的影响，对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也是以理想主义态度对待的，他有热情，有激情，但也有受到挫折后容易灰心的特点，他的自由和民主民观念是早熟的，有时候与中国的现实有些脱节，加上他又是一个对于生活底层的人有着天然同情心的人（这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特点），所以在现实生活特别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这种性格的人很容易变得偏激。
    闻一多初回清华的时候，看出了他早年的朋友罗隆基在政治上的一点抱负，心里很不以为然。对于罗隆基的热衷政治，闻一多从来都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闻一多是真正的诗人，他只对于理想的政治生活感兴趣，对于现实政治，他是既没有兴趣，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参预的。他最后和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那么大的冲突，就是因为他有把现实理想化的理想。他多年在平静的大学和知识分子当中生活，很少接触实际政治，就是他在四十年代所热心的那些政治活动，闻一多也是以理想和单纯的态度对待的，他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他是为了他的理想而奋斗，他不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政治团体的利益才那么勇敢的，虽然因了时代特殊的变化，闻一多为理想奋斗的激情和勇气恰好和一个政治团体的目的相合，而那个政治团体对于现实政治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有自己预设的政治理想，为了实现这些理想，他们也就最欢迎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不知道闻一多是反对一切独裁和专制制度的，并不是只反对这个专制而不反对那个专制。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曾对闻一多有一个评价，他说：“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这是梅贻琦1945年月12月14日日记中说的话，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偏见的。
    闻一多的清华同学浦薛凤谈到他在昆明的经历时说：“在蒙自一学期，一多固埋首研思，但正值抗战，自必谈及时事，总觉其理想太高，不切实际，而且过分崇尚所谓民主自由。予尝告以民主自由，不可一蹴而就，而且民主自由，有其得失长短，亦易发生流弊，尤其是遭遇内忧外患，即英美先进国家亦必集体适应。伊大不以为然，往往批评时政激昂慷慨，一若深恶痛疾。------- 抗战胜利一年以后，亦即1946年7月15日，一多在其昆明往宅附近遭受枪击，予闻讯后，叹息不已。何以至此，迄今不明。无论如何，予深信一多之性格、信念与作风，殆亦为此中构成因素之一。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伊在抗战初期，即高谈自由民主，反对独断专政；有进指责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辞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传记文学》39卷1期65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闻一多老同学的评价不一定准确，但对于我们了解闻一多的性格却是有启发的。许纪霖对于闻一多性格的分析是深刻的，他认为：“随着走出象牙塔，闻一多又重新燃起了浪漫主义的激情。激情的持续需要有信仰的激励。一个斗士不能为斗而斗，他还需要奋斗的目标，需要某种乌托邦的理想。说到信仰，清华和后来的西南联大，本来都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都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但闻一多总是与他们有点格格不入。不是因为追求的目标不同，更多的是某种气质的差别。自由主义究其裨，只是一种工具理性，是一种关于社会秩序和人性秩序的建构理论；自由主义从来拒斥形而上层面的意义问题，拒斥乌托邦的超越性理想，因而也就无法成为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担当。”（《读书》1998年10期44页）闻一多在四十年代所追求的东西，他自己也只是有一些朦胧的认识，并不知道那些东西如何才能落在实处。闻一多四十年代的文章中，仔细看，有许多大而空的话语，除了激情之处，他的许多言论，都有失之于简单和抽象的倾向，只有结论，而少过程。
    以闻一多的性格而论，他对于没有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是很不适应的。他在四十年代以那么大的热情投入现实政治，并不是他自己真正对于现实政治发生了兴趣，而是那时的现实政治生活让他这样早年受过自由和民主训练的人实在难以忍受了。西安事变前后，闻一多对于蒋介石也是有好感的。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说过：“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在没有读到史诺的《西行漫记》一类的书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抗战是怎样起来的，只觉得那真是由于一个英勇坚毅的领导，对于这样一个人，你除了钦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有一次闻一多和一位先生谈到国共问题，大家都以为西安事变虽然业已过去，抗战却并没有把国共双方的根本矛盾彻底解决，只是暂时把它压下去了罢了。这个矛盾将来是可能又会出现的。如何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呢？那位先生认为英明神圣的领袖，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最高智慧，时机来了他一定会向左靠一点，整个国家民族也就会跟着他怎么做，那时左右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而闻一多那时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中国的真命天子’的观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当时没有反问这位先生一句：‘如果领袖不向平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渊里冲，整个国家民族是否也就跟着他那样做呢？’”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半个世纪以后再来回想闻一多当年和那个教授的争论，我们就会真正明白这个问题了。
    闻一多在武汉大学做文学院院长的时候，曾和他的清华同学吴国桢有过一点不愉快，虽是一件小事，但也能看出闻一多的性格。吴国桢是清华闻一多那届同学中当时官做的最大的一个。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先进入外交界。后来因为向当时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提出过一个改革计划，特别受到赏识，不到三十岁就出任湖北省税务局长。吴国桢人非常聪明，曾使全省年税收由20万元在九个月内增至90万元。（闻黎明《闻一多传》126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但那个时候，大学教授的地位似乎比官僚要高一些，吴国桢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提出想在武汉大学兼个教授，但闻一多因为在清华时就对他没有好感，就没有答应。此事使吴国桢很难堪，但他并没有为此抱怨闻一多，反而对他增加了敬意。闻一多去世后，上海举行追悼会，发起人就是吴国桢，他也参加了闻一多的追悼会，那时吴国桢是上海市长。这样的事，在闻一多一生当中是很平常的。1940年，闻一多在昆明晋宁县，与县卫生院院长王子翰时有来往，闻一多一家那时住在卫生院斜对门，家中常有病人麻烦王子翰，一来二去，两人渐渐熟起来。当时昆明市长陆亚夫，前河口督办郭玉峦等官员和晋宁县长赵书翰都喜欢和文人交往，曾请王子翰出面请闻一多吃饭、写字。闻一多说：“我是研究文学的，我研究的东西他们不懂，我也不愿意同这些官吏绅士来往。”闻一多在晋宁一年，始终没有和这些人打过交道。（《闻一多年谱长编》582页）闻一多的性格于此可见一二。
    闻一多是一个有浪漫气质的人，这样性格人的特点是容易冲动，同时也有些自负，处理事情常常易于激动，因而也多有简单的倾向。他们的行动前后常有脱节的时候，后来罗隆基说闻一多一生有几变那样的话，也是对他性格的一个评价。对大事是这样，对小事也是这样。赵俪生曾在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说：“我常请先生参加一个什么座谈会，他总问‘还有谁？’某次我答：‘还有陈铨先生。’他立即厉声说：‘我不去！’”还有一次，课堂上交论文之前，要先交一些材料，大都是卡片，几十张的，几百张的都有。郑季翘交上三张卡片，闻一多愣住了，问：‘Mr.郑，你哪里抄来的？’郑如实答：‘《中国古代神话ABC》。’闻一多立刻大怒，把卡片扔在地上说：‘我告诉你，我的课是X Y Z！’”（《闻一多年谱长编》463页）我们从这些小事当中也可以推想在大事面前，闻一多可能有的态度，性格即命运，闻一多一生的经历可以当得起这句话。

    直到1942年，闻一多对于当时国民党领导抗日还很有信心，有一次他和儿子闻立鹤讲到了当时国际国内的事，同时谈到了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他说此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闻一多年谱长编》655页）闻一多思想真正发生变化是在1943年以后，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那时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大学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些做法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引起了普遍反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联大教授会中讨论到这个问题，许多先生发言非常愤慨。但就是这样，闻一多也还认为，那时虽然大家对国民党的有些做法非常不满意，但并不意味着反对国民党。真正对国民党反感是从1944开始的。那一年政府改3月29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的一致愤慨。可以这么说，那时闻一多和许多人真正反感的是国民党的专制和独裁，是他们那些阻碍自由和民主的做法。
    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现政权的不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较为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陈立夫主管教育以后加强了对大学的思想控制，他要求各大学院长以上的负责人都要加入国民党，统一教材等等，都引起教授们的强烈不满，因为当时中国各大学的教授基本都是出身北大、清华然后留学欧美的，他们知道自由和民主的好处，在思想上多数教授是相信自由主义的。二是当时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下降。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述了当时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情况。他的回忆和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的感觉是一致的。费正清说：“1943年5月在昆明，我发现了由最高统治者所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许多教授们认为，这部书简直是对整个著书立说的学术界的侮辱。”（《费正清自传》中译本309页，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费正清讲了许多教授对这本书的反感。他说：“金岳霖拒绝看《中国之命运》一书。一些社会学家称它为一派胡言，既讽刺它，又为它感到可耻。学者们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放弃他们的特殊权力，而蒋介石竟公然侮辱他们。”费正清在5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对《中国之命运》我越是仔细地阅读，就越感到吃惊，我从未见过为了政治目的，历史竟会如此被颠倒。这本书的大部分披着纯历史的外衣，描述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的忧患。帝国主义是一切罪过的根源，例如，中国法律制度无法发展，那是因为根据条约开放的商埠在法庭审案时作出了如此恶劣的榜样。这本书只是一本小册子，政治家写出这种小册子实在给人印象极坏。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翻译此书的人都如同发了一阵高烧。
    我们可以推测，《中国之命运》一书不仅仅只在表达个人的偏见，更主要的还在于想给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歌功颂德，似乎正因为是他们，才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另一个意图则可能在于希望重新燃起排外主义的火焰，以激起爱国主义和促使内部团结。
    这里的教授们已十分沮丧，他们预见到了中国将实行警察统治，自由教育将被夭折，经济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都将受到控制。对这种形势的发展，他们显然无能为力。我则认为，这个政权即便想这样做也将自觉乏力。民心不可侮。因此，要求加强政治控制的政府与要求国家发展的民众最终将达成妥协。”
    闻一多的生活也是这一时期开始恶化的。抗战开始以后，大学教授的生活当然远非战前可比，但也大体还说得过去。我们从闻一多1938年写给妻子的信中注意到，他的经济状况虽不是很好，但他对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他说：“据梅校长报告，清华经费本能十足领到，只因北大、南开只能领到六成，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按六成开支（薪金按七成发给）。我们在路上两个多月，到这里本应领得二、三四三个月薪金，共八百余元。但目下全校都只领到二月一个月的薪金。听说三、四两月不成问题，迟早是要补足的。”闻一多本来家累就较重，因了抗战的关系，他的负担就更非一般教授可比了。梁实秋说；“因为我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对于一多的情形不大熟悉。不过每次杨金甫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一些有关闻一多的事，主要是说他生活穷苦。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象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为他家里人口多。”闻一多那时共有七个孩子，加上妻子和佣人赵妈，共是十口人，而这些人都要靠闻一多一个人的收入来养活。
    闻一多到昆明以后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中，经常要说到钱的事，可见他那时考虑较多的问题中确实有经济的忧虑。三七年冬天，他给妻子的信中就说；“薪水本可以领到七成，合得实数二百八十元。但九十两月扣救国公债四十元，所以只能得二百四十元。”
    他在给大儿子闻立鹤写信时说：“十月份薪水条子，昨日才寄到。但我又已将图章交给叶公超先生，托他在长沙去领去了。我曾托叶先生代寄一百元回来，如果他能领得现款，想不久你们定可收到。这次仍旧是寄给三伯代收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已经刻了图章。这一百元中应给外祖母二十元，还细叔二十元，算起来所余并不多，汝可告汝母减省点用，因为这次发了薪水，下次不知道又要等到何时才能发下。”
    他在给妻子的另一封信中还说：“学生将由公路步行入滇，教职员均取道香港、海防去，校中津贴六十余元，但有多人将此款捐寒苦学生作津贴，此事系公超发起，我将来恐亦不得不捐出，如此则路费须自己负担矣。”从闻一多的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捐款是有些顾虑了，因为他的经济实在不是很好。
    闻一多后来选择了和学生一起走到昆明去，与他的经济情况很有关系。他在给弟弟闻家驷的信中说：“此间学生拟徒步入滇，教员方面有杨金甫、黄子坚、曾昭伦等五六人加入，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 校中本拟发给教员路费六十五元，由香港取道安南入滇，步行者则一切费用皆由校备，不知路费是否照发，若仍照发，则此款可以干落矣。”闻一多入滇之前已给他父亲写过信，说要乘汽车经桂林去滇，后又在一封信中说“今因费用过钜之故，乃改偕学生步行。”
    闻一多到蒙自以后他给妻子写信说：“蒙自地方很小，生活很简单。因为有些东西本地人用不着，我们却不能不用的，这些东西都是外来的，价钱特别贵，所以我们初到此需要一笔颇大的‘开办费’。但这些东西办妥了，以后恐怕就有钱无处用了，归要的讲，我们住蒙自还是比住昆明省。”
    那时为了把家里的人都接到昆明来，闻一多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日来正为此事踌躇，同事们也都劝我接你们来，所苦者只有两事不易解决：一、我自己不能分身，而家中又无人送你们。二、你们全来，盘费太大。今天接到陈文鉴来信，，其意甚愿来滇复学，万一决定来，你们可以同他一路走，我只需到香港或海防来接你们，既可省点路费，又不多费时间，岂不甚好。至于你们的路费，我计算起来，少则五百元，多则六百，数目实可观，然而为求安全起见，又有什么办法呢？------ 好在我手头还有四百五十元存款，再从朋友处通挪一点，可以凑足这笔路费。同时四月份薪金不久总可以发下，可做到后生活费之用。学校经费情形并不算坏，已详前函，你们来后，我与你们吃点苦，断炊是不至于的。现在同事们的家眷南来者日多一日（最近新到一批，朱佩弦、孙晓梦、王化成、冯芝生、袁希渊诸太太），学校决不能让这些人饿死在这里。再者昆明地方生活程度不高，蒙自尤可简省，气候之佳，自不待言。此间雇人不甚容易，所以赵妈同来顶好，许多太太想由北方带用人来而不可得，，赵妈能来倒是我们的幸事。”（《闻一多年谱长编》549页）
    一个长期不愁衣食的人，突然到了处处要为柴米油盐发愁时，他的心情会很坏的，而人的心情一旦坏起来，就很容易偏激。闻一多在清华的时候生活之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教授的最高待遇。1934年11月，闻一多迁入清华新南院72号。新南院是清华新建的西式教授宿舍。当时住在那里的教授有潘光旦、陈岱孙、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萧公权等人。而闻一多所住的72号院又是新南院中三套最大的寓所之一。有卧房、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十四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英置一大鱼缸。闻一多的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这是闻一多一生生活环境最好的时候，他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时期做出来的，那年他只有三十六岁。与清华时代的生活相比，反差之大，不可能不在闻一多的心理上留下一些印象。
    在蒙自的那些日子里，闻一多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他说：“快一个月了，我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
    进入四十年代，随着物价的变化，闻一多的生活就更苦了。
    1939年，闻一多一家在蒙自约往了一年，随着物价的上涨，经济上日觉困窘，生活水平不得一降再降。那时为了节约，家中食用的面粉都要靠买来小麦自磨自筛，闻一多自己也挽起袖子、长衫参加劳动。为了节约，闻一多吸纸烟也改成吸旱烟叶子自制的卷烟了。
    1940年，昆明物价暴涨不已，闻一多每月的薪金不足全家十天半月的开销，月月靠向学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债解燃眉之急，生活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为了糊口，家中除必不可少的衣被外，几乎分批寄卖一空，就连闻一多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线装书也忍痛卖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送书的时候闻一多还非常怜惜地说，将来回北平还赎回来。冬天，出于无奈，闻一多又把自穿的狐皮大衣拿去寄卖，回家用后就得了重感冒，在妻子苦苦哀求后才追索回来。为了节省开支，十冬腊月，闻一多率子女到村南小河用冰冷的河水洗脸。处境十分凄凉。（《闻一多年谱长编》593页）
    1941年，闻一多一家迁到了谷堆村，住进一新建成不久的楼房内。门前有一条小溪，赵妈常驻用筲箕捞些小鱼小虾，和在面里做成饼，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因为当时物价已经飞涨，一般公教人员早已是叫苦不迭，而闻一多家里人口多，生活自可想见。据浦江清在他的《清华园日记》中记载，当时清华文科研究所同一个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个人只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一汤而已，极清苦。就是这样的生活，每月包饭费还要四百元，且由校中贴些茶水钱，否则的话就要五百元。（《清华园日记》199页，1987年6月三联书店）比起清华教授初到昆明时物价已经涨了几十培。浦江清说他们请一次普通的客，每人要七十元，而且只能吃到“汤一、鸡一、猪排一、咖啡、水果、面包、，果酱另加价，牛油售缺。连筵席捐、小费、纸烟，此餐共费五百元。”浦江清感叹地说：“当我初来昆明时南丰西餐不过三四元一客，菜多，使我饱的吃不下。今旦微饱耳。”到了1942年，物价进一步暴涨，闻一多一家生活更加困难，可以说到了饥寒交迫，度日如年的程度。他们时时处于断炊的威胁之中，境况备加窘困。闻一多极力增加劳动强度，兼课、写文章、做报告，昼夜不停地工作，以求多少弥补一点生活的不足。朋友们见闻一多如此艰辛，都十分同情，条件好一点的，借钱给他，帮他解一点燃眉之急，没有条件的，也都极积帮他出主意。但这些帮助都是救急性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到了1944年，昆明物价还在暴涨不已，闻一多一家生活几乎完全陷入绝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熟悉闻一多的老朋友想起他当年搞过篆刻，建议他从这方面找点出路。闻一多考虑以后，觉得从事篆刻既可依靠自己的劳动增加收入，又不失风雅，就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开始挂牌治印。有了这项收入，一家人的生活才开始有了一点改善。关于闻一多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状况，吴晗在《哭亡友一多先生》中曾有记述，梁实秋对吴晗的回忆也非常重视，他在《谈闻一多》中引述了吴晗的话来说明闻一多当时生活的窘态。吴晗说：“他住在乡下司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用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口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梁实秋说吴晗的话没有一点夸张。吴晗还在另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记述了他治印的经过。他说：“两年前他学会了刻图章。这故事包含了血和泪。他研究古文字学，从龟甲文到金石文，都下过功夫。有一天朋友谈起为什么不学这行手艺。他立刻买一把刻字刀下乡，先拿石头试刻，居然行，再刻象牙。云南是流行牙章的。刻第一个牙章的时候，费了一整天，右手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说这话时，隔了两年还含着泪。以后他就靠这行手艺吃饭，今天有图章保证明天有饭吃。”一个著名的诗人，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为生活所迫到了这样一步，他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梁实秋说“文人不得已而鬻印，亦可慨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上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
    费正清对1943年夏天西南联大教授的心理转折做过一个分析，他认为“最近，在联大出现一场斗争。根据五月间召开的一次学院会议的提议，西南联大给重庆方面派去两位代表，要求增加生活补贴，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他们提出了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１、粮食补助（米贴）必须按照市场粮食价格发放，，一部分用现金支付。原来的米贴按官价每担法币９００元发给，而实际上眼下市价已达到每担法币２４００元；２、工资增长的速度应与当地物价上涨的幅度相符合，在昆明，工资比原先增加五培，但物价据说已涨了三百培。”（《费正清自传》３１７页）1945年9月，西南联大校务会议还通过了一个由陈岱孙提出的议案，他向政府建议：“于战事结束后六个月（即从明年二月起）各级学校教职员薪给之底薪应增至合抗战前购买力百分之五十之数，战事结束后一年（即明年八月起）增至百分之百。现行米代金，及一切零星临时津贴，一律废止。上列之百分比，应以各校所在地物价指数为准，本议案交校务委员会议执行，决议通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2卷552页，1998年10月云南教育出版社）从陈岱孙的这个提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各大学公教人员对于收入的态度，他们对于改善自己待遇的要求是非常强烈的。
    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经济学家杨西孟在《观察》周刊上写过一篇文章《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他在文章中说：“自抗战以来，由于物资剧烈上涨，而薪津的增加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于是薪津的实在价值如崩岩一般的降落。到三十二年下半年薪津的实值只等于战前法币八元。由三百数十元的战前待遇降到八元，即是削减了原待遇百分之九十八。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上半年薪津实值盘桓于十元左右，这主要是因为米贴按市价计算的缘故。到三十四年八月抗战胜利，昆明物价猛跌（较后方其它各地跌的更多），使薪津的实值颇为提高。随后十月间昆明物价虽回涨起来，但一个月后即趋平稳，并未回复到去年开月的物价高度。在他方面薪津也略有调整。所以胜利后的一年中薪津的实值颇有提高，总算是给大家喘过一口气来。”杨西孟在他的文章中进一步讲述了靠这样的薪津，那些大学教授们是如何维持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生活的。他认为，这就需要描述怎样消耗早先的储藏，典买衣服及书籍，卖稿卖文，营养不足，衰弱疾病，儿女夭亡，等等现象。换句话说，经常的收入不足，只有消蚀资本，而最后的资本只有健康和生命了。”（《观察》第5卷3期7页）
    四十年代经济状况的恶化，使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理智多少受到一点影响，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因了个人的处境，难免有些偏激。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在生活上受到的压力越大，思想也就越容易左倾，越容易偏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闻一多和吴晗。吴晗那时虽然还很年轻，但因为妻子常年生病，生活也特别困难，这些可能都加深了他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当时吴晗母亲、弟妹、侄儿，六七口人都同时到了昆明，他弟弟上大学，还有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1937年，袁震姐妹三人也都到了昆明。人口多了，薪水却一天天减少，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吴晗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战争情况越来越不好，昆明受到威胁，西南联大决定在四川叙永办分校，派我去教中国通史。因为袁震身体不好，走不了公路。只能乘飞机，来回路费比别人多，把书籍用具都卖了，弄得贫困不堪。------- 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渐增加，币值却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去了。袁震又经常生病，躺着不能起床，住在乡下，上课来回走四十里。有一次袁震必须入医院治疗，可是什么也没有卖的，凑不出钱，感慨得很。”（《吴晗自传书信文集》7页，1993年中国人事出版社）因为自己和处境太坏，心情难免烦躁，吴晗自己就说过，他那时对蒋介石政权由不满最后发展到了痛恨。讲历史时，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吴晗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性的政治活动，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他们后来的变化可能还有更多深刻的原因，但他们在经济上的困境与他们的心理情绪都是有影响的。许湘江在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说：“七七纪念会上，闻先生以响彻的声音，富节奏的语调，忽徐忽疾地驳斥反动派侮蔑学生运动的谬论道：‘有人说，近来昆明的学生又动起来了，是的，但是为什么？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过去只知研究学问，向不与问政治。抗战以后我觉得这看法不对了，要研究，没有书，还有更重要的，我要吃，我要喝，而现在连吃喝都成问题了。因此我了解到所谓研究学问是吃饱喝够的人的玩意儿，而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闻一多年谱长编》731页）那时闻一多连自己在三十年代研究学问的事都否定了，可见生活的重压已使一个中年人难以保持足够的理性。
    1945年6月25日，梅贻琦和朱经农在重庆见到了蒋介石，梅贻琦对当时教授的偏激，认为是他们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他对蒋介石说：“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对方似颇颔首。”（《近代史资料》总70号199页，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梅贻琦还进一步讲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这是：“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
    对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贫困化以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这些都是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在这当中，经济的恶化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吴晗在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说的很清楚：“八年抗战，薪水的百分之九十六被征发去了，一家八口，无法过日子。两夫妇捉襟露肘，儿女啼饥号寒。住的从有卫生设备的洋房独院到荒村茅舍，吃的人八肴六肴降为一碗豆腐渣，生活的穷困到了极度，从象牙之塔一撵撵到十字街头。”（《吴晗杂文选》303页，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物质生活的巨大落差，让闻一多和吴晗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完全失去了平衡，他们没有其它的选择了，只好选择他们后来所选择的道路。

    闻一多在四十年代的交友状况，是我们走近闻一多的另一个视角。因为闻一多的变化除了他自己主观上的原因以外，与他在四十年代所交的几个朋友也很有关系，因为这些朋友在四十年代都是较为左倾的知识分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隆基、吴晗、和华岗。而这三个人恰恰又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罗隆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对于现实政治最热衷的一个，吴晗是由学者转向政治而华岗则是职业革命家。
    四十年代在外人看来，闻一多还顶着一个新月派的帽子，其实那时他已与早年新月派的朋友们很少来往了。我在前面说过，在新月派为人权和国民党抗争的时候，闻一多倒是很平静。那时他正埋头学问，对于现实政治没有一点兴趣。在早年新月的朋友当中，对于现实政治真正有兴趣也有能力的是闻一多在清华的老同学罗隆基。三十年代，对于罗隆基的热衷政治，闻一多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曾当面挖苦过罗隆基，他的热衷政治是很轻蔑的。对于四十年代的罗隆基，当时的社会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可以说是有很多说法的，因为在那样的历史关头，罗隆基的选择对于一些更有历史眼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罗隆基。
    这一时期，真正爱护罗隆基的还是他早年那些清华的校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梁实秋。可以这么说，在罗隆基受到他早年朋友们非议最多的时候，在政见上和罗隆基根本不同的梁实秋却能公正地看待他。梁实秋在当时的《世纪评论》上写了一篇长文《罗隆基论》。（2卷15期）对于为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出来，梁实秋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应该爱护一个政治上的人才，“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梁实秋说他并不是适宜于写这种文章的人，他的理由是罗隆基年纪还不大，将来可能会变化，不便加以定论，另外他和罗隆基有三十多年的交谊，难免不有偏见。但那时社会上对于罗隆基的抨击很多，梁实秋觉得还是应该出来写这第一篇文章。他说：“我觉得社会要培养一个从才很难，而毁掉他很易，这与政治上的人才为尤然。罗隆基之为人，毁誉参半，我并无意为他分辨，他自有他的人格与事业在，大家本可自由的予以衡量。不过近来我看见许多文字与记载，似乎都是恶意的对于罗隆基另以抨击，其目的似乎是要把他毁掉。一个人之被毁掉，是一件小事，但是这种风气不好，在一个将踏入宪政时期的国家里这种风气尤其不好。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轨道的人，愿意看见政治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才不断的出现。我们并不愿意看见政治上全是清一色的标准化的人物。各人的意见不同可以互相批评。但是这批评也似乎应该有一个无形的限度，第一我们不必以揭发隐私为攻击的手段，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在理论上互相辨驳，我们不该以各种低级趣味的技巧来毁坏对方的声誉；第二我们的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并不以置对方于绝地而后快。”那时攻击罗隆基的主要是国民党官方的报纸，说罗隆基的绰号是“玻璃裤子”，南京方面还有报纸在宣扬，说罗隆基“玻璃裤子”也脱下来了。在昆明时，有人把罗隆基写作“罗隆斯基”，把闻一多写作“闻一多夫”，对此梁实秋的看法是“我们在政治理论的斗争上不需要这样的幽默。”那时还有报纸说罗隆基坐了周恩来的浅绿色汽车在南京招摇过世。梁实秋对这种说法也很不以为然，他说：“他坐那辆浅绿色的汽车，我亲眼见过，并不诬他。但是这成什么新闻呢？浅绿色的汽车，周恩来坐得，罗隆基坐不得？难道一定要达官贵宦的眷属子弟才可以坐汽车？此事虽小，发布这项新闻的人的心理是很不健全的”。那一时期北平还有一张小报转载南京一张大报的社论，标题是《驱逐罗隆基出境》，理由是中共代表已经归返延安，罗隆基已无所附骊，应该追随到延安去作中共的尾巴。梁实秋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驱逐出境是一种惩罚，罗隆基犯了什么罪而要予以驱逐出境的处分呢？与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战斗的共产党，其代表周恩来并不是用驱逐出境的方式而离京的，是用外交的礼貌限期送他出境的。有人说街上的狗只有切断尾巴的，没有切断头的，这话说得太可怕了。”那时还有人利用罗隆基的私生活作为攻击他的张本。报纸上也不时有这样的飞短流长。国民党的一家报纸上还披露了一封罗隆基的“情书”，用以诋毁罗隆基的人格。
    那时很多不赞成罗隆基的人，差不多都说他是投机分子，对于这种说法，梁实秋说：“如果一个人在许多样政治理论当中挑选一种比较的他认为最合理的、最适宜的、最有实现可能的，而加以宣扬鼓吹，如果这样的人叫作投机分子，那么我说罗隆基是一个投机分子。如果一个人朝秦暮楚以做官为目的，‘有奶便是娘’这样才是投机分子，那么我可断然说罗隆基不是投机分子。
    据梁实秋介绍，罗隆基二十来所作的政治活动他是很清楚的。在外国作学生时代，一向是同情于革命运动，对于孙中山先生是深为向往的。孙中山逝世的那一年，在纽约号召华侨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华侨方面也有不少国民党员，主其事者当中却有罗隆基、闻一多和潘光旦等人，主席就是罗隆基。罗隆基回国以后，由于姻亲的关系，他有机会得到南洋巨绅“中山老友”张某的支持而得到官做，这在许多刚回国而尚无职业的留学生看来当然是难得的机缘，但是张某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要罗隆基进党──进那个当时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为号召的国民党。罗隆基毅然拒绝了，他离开南洋，回到上海教书。回到上海以后，罗隆基因为与一些要人的私交，也有过许多被援引做官的机会，条件虽然没有明说，但还是以入党为前提，他又毅然拒绝了，回到北平去做新闻记者。梁实秋是罗隆基清华和留学时代的老友，他所说的事不会是假的。他虽然和罗隆基不是一类人，但他对罗隆基的评价却是很高的。他说：“‘同学少年多不贱’，罗隆基始终不曾低头，他对政治的热情从来不曾减退。他写的无数篇社论，归根到底，不外民主、自由两大要义。”在政协空气最浓的时候，确有罗隆基要做官的呼声。等到国共和谈破裂，他做官的希望归于乌有，很多朋友为此而惋惜，但梁实秋并不这样想，他认为，一个人若忠于他的信仰，若坚持他的抱负，是否出仕，并不重要。假使于民盟拒绝参加国大之际，罗隆基匹马单枪的跳出民盟，而参加国大，各方面将欢迎不暇，改组政府分一杯羹亦是意中之事，但罗隆基没有那样做。罗隆基并不是不想做官，机会到来，他不会拒绝做官的，不过要看在什么条件之下做官而已。
    梁实秋认为二十年来，罗隆基一向是站在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这不是投机。如果在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局促在两广州的时候而反对国民党，那也许是投机。罗隆基和国民党对立，是在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在朝者弹冠相庆，在野者阿谀逢迎的时候。罗隆基以一介书生，胆敢与在朝的革命党政府相抗，果所何恃？果所何求？这算什么投机？从在上海办《新月》杂志的时候起，他主张的是人权、民主、宪政、自由、中央地方均权，一直到现，大体上没有变化，他反对一党专政，他催促颁布宪法，他拥护人权自由，他呼吁缩短训政期限，他鼓吹抗日，他讥弹贪污纠举亲贵，他重视政协──这种种，都是后来国民党一件一件的说是作了，多多少少作了，都是认为必须而合理的事。罗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点。在“以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些都可以证明罗隆基这个人不是投机，而是不合时宜。
    闻一多和罗隆基都是梁实秋在清华时的同学，后来在美国也时相过从，可以说是好朋友。但梁实秋对他的这两个朋友后来都有一些看法，特别是对闻一多。梁实秋可以说是闻一多最好的朋友，但对四十年代闻一多的转变，梁实秋是不认可的。因为在他看来，闻一多的转变有些突然，一个在三十年代那样平静的知识分子，到了四十年代突然变得那样激进，让闻一多许多清华时代的朋友都不好理解。三十年代闻一多是不大看得上罗隆基的，但到了四十年代，闻一多却又和罗隆基走到了一起。对于闻一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有一些说法。华罗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记得在四四年纪念‘五四’的晚会上，一多先生面对反动师生的丑恶表演，十分愤激，他勇敢地站出来支持进步青年。从此，他开始由一位诗人、学者变为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的战士了。当时我们仍然住在陈家营，一多先生已经搬到昆明西城昆华中学去住了。有一次我和他谈起他身上的这种变化，他激动起来，对我说：‘有人讲我变得偏激了，甚至说我参加民主运动是由于穷疯了。可是这些年我们不是亲眼看到国家糟到这步田地！人民活的这样困苦！我们难道连这点正义感也不该有？我们不主持正义，便是无耻、自私！’他又认真地告诉我：‘要不是那些年颠沛流离，我们哪能了解这么多民间疾苦？哪能了解到反动派这样腐败不堪？”（《闻一多年谱长编》715页）
    人们常说闻一多后来的变化与他对底层人民生活的了解有很大关系，他自己这样说过，人们也就这样认同了。但我们现在要问，三十年代的闻一多对于底层人民的生活就不了解吗？对于底层生活的了解有多种方式，我们不能说只有自己的生活也降到了底层才能对生活有了了解。如果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说罗隆基三十年代就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呢？因为三十年代为人权而战的胡适、罗隆基、王造时那些人，比之于四十年代的闻一多，从勇气上说一点也不差，他们那时为人权而战，反对国民党，也是有生命危险的。看来问题并不那样简单。三十年代闻一多能够在书斋中安心他的学问，只是因为他对于现实政治没有兴趣，还对于国民党也还有一些好感。
    闻一多在四十年代已经是中年人了，按常理他的变化不应该是突变式的，比之于吴晗，闻一多的变化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以闻一多的性格论，他是一个非常正直单纯的人，在为人做处事方面，闻一多无可挑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四十年代那样激进，而他早年的许多朋友都能表示理解的原因，那时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会议中还是有很高的威信，许多教授们的重要活动牵头人当中都有他，这与闻一多平时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风度都是有关的，我们从《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清华还是在西南联大，每次捐款闻一多总是认购最多的一位，就是在他生活很困难的时候，在这些方面，闻一多也从来都是委屈自己。闻一多最困难的时候，以刻图章来补助自己的家用，在浦江青撰写的《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后署名的就有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邻、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姜寅清、唐兰、沈从文，都是当时西南联大最有人望的教授。而那时，社会对于罗隆基反倒是有许多说法，就是朋友当中，对于罗隆基人品的评价也不是很高。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曾对当时民盟的几位头面人物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谊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观察》第2卷第2期）这是储安平四十年代对罗隆基的评价，那时储安平看重的是像胡适和傅斯年这样在政府之外保持独立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卷入实际政治生活的那些人，他的评价一向不高。在这一点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我们应该说储安平的判断是不无道理的，尽管罗隆基最终的命运和他没有什么两样。
    罗隆基曾和他的三位安福同乡被称为是“安福四才子”，因为他们同出于清华，都成为当时名重一时的人物，这四个人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和作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彭学沛。前三位1957年都成了右派，其中罗隆基和彭文应还是五个未获改正的知名右派中的两位。对于罗隆基在政治上的最终选择，他同时代的朋友评价不是很苛刻，因为人各有志。但对于罗隆基个人的评价却有不少，这此评价不一定都准确，但对于了解罗隆基这个人却是有帮助的。我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说过了罗隆基的同学浦薛凤对他的评价，也说了晚他一代的储安平对他的看法。其实那时对罗隆基的评价不止这些。
    还是先从梁实秋说起。梁实秋说：“讲到他的人品，问题可多了。许多人批评他不诚恳，不择手段。当然像张君劢先生那样的憨厚恢宏，或梁漱溟先生那样的诚恳刚毅，他都相形见绌。他的锋茫也许是太露了，他的性格也许是太急躁一点，不过在出处大节上他没有苟且过。他急于进取，玩弄手段是有的，但是我还看不出有什么伤天害理的行为。我承认他有重大缺陷，他锐利有余，涵煦不足，所以不容易得人心。他多少年来做政治活动，常是匹马单枪，固然也不乏‘同路人’之类，但多是临时联属，不见得能长久的志同道合。他在才学上，可以领导一个运动，他在品德上不易笼照一个团体。”梁实秋的这些话是在罗隆基最活跃的时候说的，没有一点恶意，一个人有长处，有短处，这是梁实秋衡人的前提，在政治人才极度缺乏的时代，梁实秋认为对于罗隆基这样一个在野的人才，不必过于苛责，更不能落井下石。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还是有一点气质的，就是朋友之间，批评起来也是毫不留情。如果说梁实秋对罗隆基的批评还不失君子风度，那么闻一多的批评干脆就是不留余地了。梁实秋在《记闻一多》一书中曾说到抗战前他在清华的生活。“这时候日本侵略华北日急，局势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没有不喟然心伤的，罗努生主编北平晨报，我有时亦为撰写社论，于安内攘外之义多所敷陈。一多此时则潜心典籍绝不旁鹜，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厌恶。有一天我和罗努生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第103页，台湾传记文学社）闻一多那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卷进政治漩涡中去。他正言厉色的对他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协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从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104页）当时罗隆基听了情绪很不愉快。
    李璜晚年也专门写文章回忆过他的朋友罗隆基，他对罗隆基的评价是“要谈实际政治，罗隆基却是一个人才。当然他不似王造时之老实，也与邱大年和梁实秋两人极全力于纯学术者不类，他又不同于闻一多那样鲁莽冲动，但他能锲而不舍与那样复杂变幻多端的政局，周旋到底，却为我所不及。惜乎当时执政者，自反共清党后，太骄谩了，不知网罗人才，像罗隆基这种本是待价而沽的行政好手，直至抗战之初，始当了一名国民参政员，未能在行政上一显身手，我至今惜之。罗隆基固不矜细行，然而并不伤大雅，在抗一开始，也如黄炎培一样，罗既已与国民党比较接近，事事将顺着帮忙政府。我不知何故当时执政者总是有意排斥他两人。我觉得在重庆陪都时，黄与罗都是行政能手，又都是无党无派，如果政府表示开明，就用他们两人当一个部长，其发生的作用，必然是很大的。乃硬不愿笼罗人才，而不借重党外人才，于是功名之士如果不安于没落，而要想有点作为，则你不用他，他会自打主意。”李璜是中国青年党的领袖，早年也曾同罗隆基一起共事，罗隆基也曾加入过中国青年党，但只填了入党的表格，未经宣誓开会就自动请求退党了，但他和李璜还交往故，李璜一直认为罗隆基四十年代的转变是不得已而为之，认为他内心是矛盾的，比如国共南京和谈的最后关头，罗隆基还敢去送梁漱溟、莫德惠草拟的对共产党不利的方案，《黄炎培日记》是这样记载的：夜九时，偕漱溟、伯钧访周恩来，则已大大生气，绝对不愿再谈，无已嘱其用冷静头脑复加思考，时日再议。”虽然最后第三方面收回他们的方案，但从中可以看出在抗战以后，这些民主人士对于国家和平的努力。关于第三方面最后撤回方案的情况，《黄炎培日记》中的记载较为可信，他说：“10月28日，------ 下午四时，小睡初起，漱溟奔告恩来接阅后大大生气。顿足而哭，认东北两点，大不得了，东北从此无宁日。余乃偕漱溟往梅园，知形势不对，拉李璜、罗隆基共向孙哲生处收回原件，更拉莫德惠四人同行，至政府诸代表正会商此件，乃向索回。共方及马、司均向索回。”（《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增刊第5辑，第124页、125页，中华书局1979年）为此事李维汉大骂：“罗隆基，你不是人”。（李璜《谈王造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36页）
    1947年10月，郑朝宗先生写过一篇《记罗隆基》的文章，和罗隆基比起来他也是晚一辈的人了，他在文章中说：“我只见过罗先生一面，那天是‘五四’纪念日，学校请他来讲演。他的仪表我已记不清楚了，似乎是中等身材，近视眼，穿着纺绸长衫。他的口才自然极佳，但还比不上他的文章。我感到惊奇的是，学校里的教授们对他很冷淡。他是我们的老校友，有许多教授还是他的同级生呢，何以如此薄情，我不理解。后来听吴宓先生说，此人‘不大忠厚’。这四字很笼统，我也不曾进一步去调查过他的‘不忠厚’的具体情况。但十余年来，以忠厚自命的老大哥们“抟扶摇而直上’者为数已不少，这位被目为‘不大忠厚’的罗隆基同学却仍保持《新月》时代的故我。不知这是由于把身价提得太高的缘故呢？或者真的有什么特殊的抱负而轻易不肯降志辱身？有一点确是明确的，像罗先生这样的人最好一辈子莫上台，因为让他留在台下，至少还可以叫台上的人觉得头痛，万一他自己也上了台，那恐怕要轮到台下的人觉得头痛的了。”（郑朝宗《海夫文存》第32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郑先生是一个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但他在四十年代未对罗隆基的这个看法，今天也还是很有见地的，他对罗隆基没有成见，只是凭自己的直感来说话，他的那种感觉和其它那些说罗隆基的朋友，在看出罗隆基的特点方面，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
    对罗隆基的评价中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有关罗隆基的婚姻。吕孝信在他回忆王右家的文章中曾说过，罗隆基在爱情问题上是一个多元论者。（《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23卷第6期第39页）李璜说“那个时候，老罗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36页）沈云龙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53页）这些都是真实的，罗隆基在给胡适的信中也说过，他和张舜琴早晚是要分手的。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中说过“舜琴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嘉坡，暂分开六个月。短期的自由争来亦不容易。将来，让将来照顾将来罢！”（《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70页）罗隆基个人的婚姻生活是他自己的事，外人不好多说什么，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他在婚姻上的选择，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他的清华校友潘大逵说：“当时我们在王造时家见面的时候较多。他经常偕同王右家小姐（亦曾在美留学）一道前来。记得在我1930年回国之初，也曾与他的前妻张小姐见过面。他的前妻是华侨，在英国读书，罗与他是在英国结的婚。她给我的印象是外表本份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教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后来罗就与王右家结了婚。”（《风雨九十年》第57页）罗隆基与王右家的婚姻没有维持下来，后来他们也还是分手了，此后罗隆基就没有再娶，他和浦熙修也没有结婚。据潘大逵回忆，关于和异性朋友结交的事，罗隆基曾和他作过几个小时的长谈。从在美国时与异性交往谈起，一直谈到1949年后。潘大逵说：“我知道他虽然有过两次离婚，但都光明正大，没有干过欺骗和侮辱女性方面的事情。合慢留，不合则去，光明磊落，从无背信弃义之举，就是多有几个女友，也未超越正常社交范围，这有什么可以‘非议’呢？”（58页）罗隆基一生无儿无女，他的晚年是在凄凉中过完的。
    这些朋友们对罗隆基的看法，闻一多不会不知道。在清华、在美国的时候，他对罗隆基也不是不了解。可到了四十年代，闻一多和他早年的新月朋友们开始疏远，但和新月朋友当中最为热衷现实政治的罗隆基来往较多，这和早年闻一多的气质是不相近的，不说为人，就在婚姻问题上，闻一多和罗隆基的价值也相去何止千里，闻一多的婚姻虽然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闻一多一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胡适完全相同，他们都是在理念上非常现代，而在行为上又很传统，闻一多是艺术气质很重的人，但在这样性格的人身上，有那么重的家庭观念，有那么对于婚姻保守的态度，在闻一多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而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凡是在婚姻上保守的那些人，他们的人格也最有力量，在这一点上，鲁迅就不如胡适。婚姻虽然是个人的事情，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高下，但在旁人看来，个人对于婚姻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总体上说，左翼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不如新月知识分子。不说其它，就是单从对婚姻的态度来说，闻一多也很难认同罗隆基。
    四十年代的闻一多因为对于现实生活过于失望，他也就改变了自己一向裁量人物的标准，只要对现实不满，只要是在政治选择上和自己一致的人，就都能走到一起。罗隆基是闻一多进入民盟的介绍人之一，如果我们回想三十年代在清华闻一多当面对罗隆基的那些批评，而再想到四十年代这个人恰恰成为了他思想转变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人，这是很让后人深思的。性格和气质截然不同的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居然能那么心甘情愿地走到了一起，在闻一多一生，这样的事还不止一件。闻一多和吴晗的交往也有类似的一面。
    1932年闻一多重回清华做教授，吴晗还是清华历史系三年极的学生，到了1934年，吴晗毕业留在清华当助教的时候，我们还很少见到他们之间有过多的交往。吴晗在抗战前就应熊庆来的邀请到了云南大学，进入四十年代才从云南大学回到西南联大，他和闻一多本来是没有什么交情的。吴晗在《哭一多》中说：“当你做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当你埋头研究《诗经》、《楚辞》的时代，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上谈了三四个钟头以后，我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吴晗杂文选》207页）。
    闻一多和吴晗在西南联大的时开始有了较多来往。虽然闻一多比吴晗大十岁，但在四十年代，应该说吴晗对于闻一多的影响较大。一来因为吴晗那时还很年轻，二来吴晗有几个亲戚就是共产党员。吴晗加入民盟在闻一多之前，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如果四十年代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没有遇到吴晗，那么他的变化就不会发生的那么快。吴晗对闻一多的影响主要是他有意识地将闻一多从一个没有任何党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人。闻一多四十年代对共产党是有好感的，但他自己还没有想到要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闻一多年轻的时候不是没有参加过类似的组织，可以这么说，闻一多早年参加的那些政治组织，几乎和共产党是同时出现的。那时闻一多对于此类的组织并不是没有一点了解，那个时候，他对这个组织是很有成见的。闻一多从二十年代未失去了对现实政治的兴趣，从而专心于他的诗歌写作和学术研究，正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不适于有组织的人。但到了四十年代，闻一多却改变了自己青年时代的选择，重新成为一个有组织的人，对于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轻易的选择，而促成这个选择的关键因素就是吴晗对闻一多的说服工作。闻一多在四十年代有一种对于青年绝对认同的心理，凡是青年赞同的，他就赞同，凡是青年反对的，他就反对。崇尚青年的所有选择，也是闻一多发生变化的一个心理动机。吴晗那时就是以一个青年的力量出现在闻一多面前的。
    闻一多加入民盟之前，曾和当时中共西南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有过一次长谈。这个人叫刘浩，是中共地下党员。刘浩是和张光年一道去见的闻一多。多年之后刘浩回忆说：“我和闻先生很亲切地畅谈了大约两小时，向他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我党的主张，同时讲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对日妥协、准备反共等情况。闻先生很激动地说国民党专制腐败，没有希望，中国的事情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并说，现在有些人还看不清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要大声疾呼，像孙中山讲的唤起民众，反对国民党的一切反对政策。闻先生说他在黑暗中探索了半辈子，现在才看到中国的光明之路就是共产党指明的道路，他愿为此奋斗不息。闻先生还说有人邀他参加民盟，他正在考虑他参加民盟好不好，他想参加民盟不如参加共产党。我对闻先生说，参加民盟更方便活动，有利于推进民主运动。”（《闻一多年谱长编》759页）后来刘浩奉调回重庆南方局工作，曾把闻一多的这些情况向董必武做过汇报。因为那时吴晗已经是在为中共工作，他的活动就可以说是一种组织活动了。他有意识地在西南联大发展一些教授，不是他自己的愿望，而是组织交给他的工作。从1946年吴晗在上海能见到董必武、吴玉章、周新民、张友渔、冯雪峰等人的情况判断，吴晗已经不是一般的进步教授了。他在自传中说：“华岗同志来看我，他给我一笔钱，补助路费。”（《吴晗自传书信文集》11页）四十年代的民盟虽然是一个代表第三方面的政治组织，但他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倾向于国民党。在闻一多加入民盟之前，他早年的许多朋友已经是民盟成员了，如潘光旦、罗隆基、曾昭伦等人。吴晗请闻一多加入民盟时，闻一多并不是立刻就答应的。1944年，吴晗受组织的委托，到昆华中学闻一多的家中，想请他加入民盟。初起闻一多有些犹豫，经过认真考虑后，表示可以加入，并说了这样一段话：“国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是什么人都一样，都可以共事。”（《闻一多年谱长编》757页）民盟当时还是一个秘密组织，成员身份不公开。闻一多宣誓入盟后，来人就把入盟的誓词和登记表当着闻一多的面烧掉了。闻一多入盟的介绍人有两位，一是罗隆基，一是潘大逵，也有人说就是吴晗。（《闻一多年谱长编》757页）闻一多加入民盟后，曾有人对他的这一做法表示不同意。柳映光在《闻一多就是我们的旗子》中记述了他和闻一多的一次谈话：“当闻先生告诉我参加民盟的时候，我曾经劝阻他，我说：‘您没有加入的必要。’‘什么？没有必要？告诉你，中国人都有必要！’他先是很生气，后来又缓和的说道：‘联孙毓棠先生也这样劝我。唉，以前我们讲清高，故意表现狷介，其实这才是上当。历代的统治者们有意的提倡这一套，目的就在使大家不去过问政治，好让他为所欲为。今天我们不能再自己上当了。’‘我的意思是，你站在外面说话更有力量，更有影响！’‘力量？团结才有力量。有组织才有影响！，我不仅不接受你的劝告，倒要劝你也参加民盟！’”（《闻一多年谱长编》）
    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特别是到了抗战胜利将要还校的那一段时间里，在教授们之间，每个人都面临着他们自己的政治选择，教授当中也是各有各的想法。但在那样的情况下，还是有人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那时北大罗常培到了美国以后，就急着给胡适写信，告诉了他当时西南联大的情况。他在信中说：“国内的政治情形既然闹得这样糟糕，教育当然跟着难办，尤其是让一班青年裹入党的漩涡，根本失去了教育的意义。所以您回国后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应该把北大恢复到当年蔡先生的自由主义的色彩。对于教授学生的政治活动，固然不便也不能干涉，但是同时也不能提倡一党一派”。（《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102页，1979年香港中华书局）罗常培还是希望西南联大和将来的北大能够保持蔡元培时代的自由主义色彩，所以当时闻一多、潘光旦、曾昭伦极力让他加入民盟，但都没有劝动他。据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这是因为：“甚鄙努生的为人”。那时罗常培还希望胡适能“不要为过去的感情所左右，仍然保持超然、自由、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闻一多在初入民盟时所以有些犹豫，其实也是顾及到了当时民盟中的有些人的为人，他有不愿与其为伍的心理，这其中就有罗隆基。闻一多的进入民盟，在他一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的意义在于从此闻一多为了政治集团的利益，而开始让自己的个性和人格都受到了压抑，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以闻一多的性格论，他是一个好走极端的人，既然他进入的那个组织中有他特别看不上眼的人，他是不会迁就自己的。但四十年代的闻一多在这个问题，没有让体现出他自己的个性。对于他的加入民盟，罗隆基曾当面和闻一多说过：“大概是1944年的冬天吧，在朋友家谈天，罗隆基先生笑着指一多先生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多先生也大笑说：‘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闻一多年谱长编》760页）闻一多加入民盟以后，对于民盟的工作非常极积。他还动员他所了解的的师友学生加入。那时闻一多的老友饶孟侃已经信了佛，朋友和他说起，闻一多却说他要写一封公开信给他的那位老朋友，说明自己这几年来关心政治的原因。他说：“念佛与革命，都是现实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念佛看似通脱，实在通脱不了。革命呢？倒真是通脱得了的。”（《闻一多年谱长编》760页）
    闻一多加入民盟，是他个人在历史重要时刻选择的人生之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只要是个人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选择的道路，都有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没有必要神化这种选择的意义，同时也不能对这种选择有排斥心理。闻一多被暗杀已经五十年多年了，我们重新对这个令人敬仰的知识分子发让兴趣，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曲折道路中发现一些对于我们今天知识分子仍有启发意义的东西。
    闻一多本来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选择，除了我们在前面说过的有个性、经济和交友方面的原因之外，也与他在那时所信奉的理想有关，而他那时是把他所信奉的东西当作宗教来看待的。1944年10月，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闻一多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闻一多有一种寻找宗教的心理。他说：“楚先生告诉我们新诗是有前途的，不过不在成功的过程中。吕剑先生告诉我们诗的成功的主要条件是要和生活接近，尤其与大众生活接近。沈先生的意思不但要和大众生活接近，而且把这种生活当做一种宗教。至于他说的找形式找不出，也许日常语言里就有了，这意见很新颖，而且可以推引出来，我们何必特殊地去找写诗的材料，材料就在眼前的生活里。李先生的意见正好补充沈先生提到的把生活当作宗教，这是一种特别的主张和信仰。我们要把思想做根据，用宗教般的虔诚去信奉这思想，然后有好诗出来，单靠感情是不够的。谈到生活，我们人人都在生活，但那一种生活才是真正的、健全的？只有多数的、集体的生活才是最健全的、真正的生活。我们少数的读书人的生活都是有毛病的，是不够的。生活应该要有思想作根据，对一切问题有深切的了解和认识，然后再确信它，以宗教般的热情去信仰。这样思想和生活打成一片，就有好诗出来了。”（《闻一多年谱长编》764页）闻一多的这段话虽然是在有关诗歌问题的讨论中说的，但我们从他的话中分明可以看到他对自己所选择的东西确实有一种近似于宗教性的情感，因为是这样的情感，所以闻一多在四十年代所讲的无论是有关诗歌还是学术研究的许多话，有很多是非常武断的，很少留有商量的余地。在1946年夏天西南联大将返要回北方举行的一次校友话别会上，闻一多有一个发言，他说：“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三个大学都和美国关系很密切，我们都是在美国式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固然也可以学得一些知识和技术，但是经过这八年的检验，可以说，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它教我们只顾自己，脱离人民，不顾国家民族，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吧，几乎害了我一辈子！”（《闻一多年谱长编》1005页）
    闻一多和吴晗的接近，使他成了一个有党派色彩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人在四十年代对闻一多的变化起了较大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华岗。华岗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去昆明是中共派他去做大学教授的统战工作的。他当时用的名字是林少侯，经过楚图南和尚钺的帮助，他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当了教授。他在云南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做龙云的工作，一是做昆明各大学教授和学生的工作。当时华岗受中共南方局的的领导。那时罗隆基和中共也保持着联系。华岗在昆明的工作主要是通过罗隆基和高级知识分子联络，华岗到昆明以后就建立了一个西南文化研究会（对外也称西南学术研究会或西南文献研究会），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许多活动闻一多也参加了。
    那时中共当中的许多人对于争取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有偏见的，认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还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了云南，又钻进小楼，醉心于学术研究，对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能不能和中共走到一起，他们很没有信心。据楚图南回忆，就是在这个时候，华岗给他看过周恩来的给华岗的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楚图南说：“这样周恩来同志实际上就委婉地批评和规劝了我们之中对闻一多等人不全面的看法，用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教育和提高了我们。正是这样，我们和闻一多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逐渐地了解他。在一定的时机我去看他。闻一多立即热情地表示欢迎，甚至还急不可待地想见这位朋友。这以后，华岗同志和闻一多之间有过多次开诚布公的促膝长谈。在闻一多长期的徘徊苦闷之后，他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闻一多年谱长编》721页）对于闻一多的转变，可能有许多解释，但闻一多的转变受了华岗等人的有意识的诱导这是无疑的。闻一多在四十年代的心理变化是很复杂的，以他早年出身清华和留学美国的教育背景，我们看不出他非要走那么一条路，他和罗隆基不同。罗隆基本来在政治上就有追求，而且他对于政治的追求，有一定的现实考虑，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他所合作的组织并不相同，但政治是要讲现实性的，不可以事事为了理想，所以罗隆基那时的一切政治活动，与他本人对政治的理解是相同的。但闻一多不是那样的人，就是在参加民主运动最极积的时候，他也还和吴晗说过，一旦民主实现了，他就要回到书斋中去。在闻一多的转变中，我们可以说罗隆基、吴晗和华岗三个人以三种不同的角色，对于在困境中的闻一多有一种合力，这种合力共同作用虽然不是强迫的，他们在和闻一多的交流中，是先存了要改变闻一多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是有意识地要改变闻一多，至少吴晗和华岗是这样的。对闻一多有影响的这三个人当中，闻一多虽然对罗隆基不是特别有好好感，但他们毕竟是清华和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而罗隆基一向在政治活动的中心，他对政治的许多看法，不可能不对闻一多有些影响。吴晗是闻一多的学生和同事，他本人也是年轻的学者，代表着青年的认识。而华岗则干脆就是专门来争取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尚钺说过：“第一次，我和楚图南以云南大学教授身份去拜访他。一多说他是卖苦力的，是手工业者，靠刻图章过日子。我们约定以后再谈，并留下话，说以后再来时给他介绍一个朋友。我们把谈话的情况向华岗做了汇报。华岗说，一多很热情，有爱国精神。第二次，我和华岗一起去看望一多，主要是一多与华岗谈，我没怎么说话。一多说他从长沙走到昆明，路中与农民接触，以前对农民不了解，现在感到亲切了。”（《闻一多年谱长编》721页）闻一多的转变是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选择中的一个有分析价值的个案，因为这种转变有其自觉的一面，但也有一些来自外面的有意识的宣传。
    对于闻一多的变化，也有人认为他在四十年代通过华岗加入了共产党，八十年代初，朱家骅的儿子朱文长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上曾写过一篇文章《闻一多是如何成为“民主斗士”的？》，他根据吴富恒在华岗追悼会上的悼词和楚图南一篇怀念华岗的文章（均发表在《文史哲》1980年4期），认为闻一多在四十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传记文学》在朱文长文章后加的编者话中也认为：“闻一多在昆明遇剌之前的若干年，即已正式参加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同志’”。（《传记文学》38卷5期21页）闻一多在清华的同级校友浦薛凤也相信了这个说法，他特在已写好的《忆清华级友闻一多》一文的前面加了一段话：“日昨收到航寄《传记文学》总228号。阅读朱文长教授《闻一多是如何成为“民主斗士”的？》一文以及编者详细深刻按语后，予乃顿然彻底领悟，发生无限感慨。彻底领悟，因为在此之前，根本不懂为何中共竟称一多为同志，为英雄，同时，绝对未曾梦想，也决不会相信，伊竟曾加入共产党。无限感慨，因为一多乃是吾当年清华学校同级友好，后来清华大学多年同事，素知其性格、信念与作风。”（《传记文学》39卷1期63页）朱文长和传记文学的编者都是根据文章做的一些推测，他们的断语下得很肯定，但却没有什么硬材料，还是在偏见支持下的一种想当然的说法。闻一多在四十年代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是事实，他曾表示过对共产党的信任，这也是事实。闻一多那时已读过《联共（布）党史》和《列宁生平事业简史》等书。他曾和吴晗说过，将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晗曾在一次纪念闻一多的晚会上说过这样的话，闻先生在应允加入民盟的晚上，曾说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闻一多年谱长编》758页）
    闻一多那时还想过要去延安，他曾对张光年说：“我想到延安去看看，你能帮助我吗？”张光年说现在不行，路不通了。
    闻一多又对张光年说：“我要去！想学学怎么做好组织工作。青年们信任我们，可是情况很复杂，咱们办法少，得去延安取点经。”
    张光年说：“从昆明去延安，好家伙！不等你走到，半路上就给抓去了；或者没抓去，等你回来，帽子更红了，闻一多就不成其为民盟领导人的闻一多，也就不能起闻一多的作用了。还是留以有待吧。”
    闻一多又说：“我的意思是化名去，咱们不告诉任何人，悄悄去悄悄回来。”张光年为闻一多的天真和至诚所感动，他说：“正因为你是闻一多，保不了密，去不了延安。”
    闻一多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顾虑多端！就想想办法，让我去看一眼嘛！”（《闻一多年谱长编》780页）
    闻一多加入了民盟是事实，但他没有加入共产党，如果照朱文长和《传记文学》编者的说法，那么介绍闻一多加入民盟的吴晗更应该是共产党员了。但事实上吴晗也没有加入共产党。吴晗在他的自传中曾说：“毛主席找我谈了两次话，初步知道了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回来后就写信提出了参加党的要求。主席回信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1948年1月14日）。”吴晗是在1957年3月反右前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刘仁和张友渔。闻一多的转变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种转变不能说没有外在力量，但也与闻一多自已有这种转变的自觉性有很大关系。
    历史的发展有时很让人生出一些感慨。在当年闻一多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三个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也都非常悲惨。
    华岗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而被逋入狱，文革中更是受尽磨难，1972年死在狱中。
    罗隆基1957年成了右派，是至今没有改正的少数几个右派之一，1965年在孤寂中死去。
    吴晗1965年成了“三家村”的成员，对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了文革的序幕。1969年吴晗和他的妻子袁震双双死在狱中。
    应该说闻一多比他们更单纯，更难于在一个没有自由和民主的时代里生活，所以他的命运也就更让人有太多的感慨！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家中附近被暗杀，时年不到48岁。
    闻一多参加民盟后，对民主运动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他被暗杀之前，昆明发生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当中，闻一多都是主要的参加者。闻一多对于民主运动的理解，和我们后来评价他时所强调的那些东西并不完全一致，许多同时代在政治上认可闻一多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于闻一多的评价也是不完整的，他们的那些评价，现在看来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闻一多，在他们笔下，我们只看见了一个政治性的闻一多，而没有看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闻一多。因为有一句“我们要写朱自清、闻一多颂”的话，在对闻一多的理解上，我们就只强调他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一面。其实闻一多是反对一切专制的，不是只反这个专制，而不反那个专制，只要是对民主和自由有利的东西，闻一多从来都是认同的，而一切不民主不自由的东西，在闻一多看来才是不能接受的。闻一多不是某一党派某一团体的闻一多，闻一多是知识分子的闻一多。
    闻一多《最后的演讲》是一篇名文，因为选进了中学课本，这个演讲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但我们为了只宣扬闻一多的某一面，就把他的另一面掩盖了。我们常见的《最后的演讲》是一个经过了删节的文本。这些删节的内容是有关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态度的，闻一多说：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中国的一个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种转变。”（《闻一多年谱长编》1077页）
    因为我们后来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更因为有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我们就连闻一多说过的话也不要了，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闻一多最看重的是自由和民主，所以他对于民主运动的主要政治诉求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国家能不能给人民以更大的自由和民主。他的这些理想最集中体现在他和潘光旦、费孝通、吴晗联名发表由费孝通执笔起草的《致马歇尔特使书》中。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主和自由问题上最有代表性的文本。他们在文章中说：“所谓民主的基础，最基本的是保障人权的具体办法，要使中国人民能享受无虞威胁的自由。依我们的分析，以往中国政治不能走向民主是因为军队私有和特务组织的活动。军队私有是一件事实，不论在名义上是否国军或党军。在一党专政之下，合法的军队只有党军，在独裁政治面目下，所有党军也是最高权力私人的武力。所以解决自私军队不在改换任何名义和符号，而是在取消党治和独裁。党治和独裁既是建立在武力之上，所以要取消党治和独裁势是非把军队彻底改组不可。”（《闻一多年谱长编》963页）
    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考虑是较为乐观的，因为他们那时已经享有了一些基本的自由和民主权力，如民间报纸杂志的存在、自由结社的存在等等，只是因为这些自由和民主常常受到干涉，所以知识分子就已经非常不满足了，他们还要为他们所认定的理想中的自由和民主而奋斗。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与他们早熟的民主观念有很大关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容易产生激进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实际政治操作之中，二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过于理想化。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对于当时有些教授的偏激言论，曾发出过如下的感慨：“晚，勉仲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梅贻琦日记选》190页）因为梅贻琦一直负责实际的工作，经常和国民党高层人物有接触，所以他在四十年代相对其它大学教授，就更多一些理性，看法也更合乎实际。他曾和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像潘光旦、吴晗、闻一多这些参加了民盟的教授），他曾在日记中说过“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随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日记选》171页）梅贻琦是一个理科出身的大学校长，他认为自己对政治没有多少认识，只是认同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但五十多年以后再来看，我们得承认，正是这个对政治没有多少了解的人，他对于那个时代的感觉比其它文科出身特别是以政治学为专业的那些教授（如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潘大逵等）更有远见。那时梅贻琦对于闻一多的激烈态度早有看法。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曾说：“昨日一多在联大校友会演说词中提及憎恨母校，梅校长为此震怒，欲将一多解聘，余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朱自清全集》10卷399页，1998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就是朱自清，那时也不是很赞成闻一多对政治过于热心，他说：“一多来访，谓彼已向梅校长正式提出辞职，希望我接替其职务。我推荐王了一，彼不甚同意，认为梅校长和冯可能不会接受了一。我们谈到浦，一多认为他常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建议，而且可能与学生相处不好。我决意不接受此职，但答允帮一多处理本学期的日常事务，因他确实太忙，在政治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朱自清全集》10卷388页）
    闻一多在早年清华和美国留学时是知道民主和自由的好处的，也可以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青年时代就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民主，抗战以后，他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受到了很大的干涉，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弹，他们对于国民党政府在民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从最坏处想，总是要求他向最好处做去，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在面对中国社会复杂的局面时，没有想到在政治问题上要价过高是最没有现实感的。
    他们在给《马歇尔特使书》中还说过：“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民主政治中心的民意立法机关。国民党至今还是坚持在抗战之前所选举的国民大会。可是我们认为这个国民大会的代表，即使当时确是能代表民意的，到现在因时间的变迁也已失效，何况这次选举是一党专政时代的产物呢？我们相信你对于欧洲类似政治下选举的结果必有明白的认识。选举的意义是在人民能在自由表示意见。在言论没有自由，在政党不能公开活动，在特务监视之下，选举不过是一种形式。民主政治的民意机关是决不能在一党专政下产生的。因之，我们觉得除非我们能以假民主为满足，国民大会的代表必须改选，而且要在各政党能公开活动，言论、结社、集会得到自由之后，才能选举出这种代议制的民意立法机关。”从四十年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民主现状有一种特别急迫的要求。闻一多的激进，就与他那种急迫的心情有关。
    闻一多被暗杀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这样公开的法西斯行为对中国知识界的伤害是非常重的。
    是谁暗杀了闻一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国民党特务暗杀了闻一多。对于闻一多的被暗杀，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对暗杀行为的叙述，实际上也存在着各种复杂性，我们现在可以对这种复杂性再做一次叙述。这种叙述主要依据的是以下三种文献，一、《程一鸣回忆录》，二、沈醉的回忆录，三、唐纵的日记。
    沈醉是闻一多被暗杀以后到昆明调查此事的当事人之一。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以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军统特务干的。沈醉当时是军统局总务处长，但他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就连当时军统局局本部主管此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沈醉说：“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军统内幕》，转引自《清华校友通讯》复刊10期282页）
    蒋介石对闻一多被暗杀非常生气。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把刚刚上任的全国警察署署长唐纵派到昆明去调查此事，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闻一多被暗杀，这绝对是一件法西斯行为，但蒋介石在这一事件过程中的态度，我们也要尊重历史。我们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唐纵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此事的态度。他派唐纵到昆明去调查，就说明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闻一多被暗杀后不久，马歇尔在庐山见到蒋介石，曾对他说起过这些事情。司徒雷登后来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曾说：“马歇尔将军指出近于无休止的内战迹象和一些似系政府方面的过格行为。他旋即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这使委员长尴尬万分。事后马歇尔将军说，他当时曾犹豫是否当着中美两国双方的面直接了当地说出这件事。然而是蒋委员长自己提及这一点。我本人对这种会谈方式以及马歇尔将军直率的谈吐感到高兴。”（肯尼斯·雷 约翰·布鲁尔编 尤存 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2页，1990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从这些话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态度，在那样的复杂的局面当中，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据司徒雷登说，后来对李闻暗杀案的处理，也是听了他的意见。他说：“我提出三条措施。一是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 并公开保证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不必因党派、政见及其它活动而惧怕------ 二是取消对大量业已查封的报刊的禁令。------- 三是如果可能，不日内即召集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作为结束训政建立宪政的及时措施。”（《司徒雷登驻华报告》3页）蒋介石当时虽然对于他自己的作法做了一些辨解，但还是原则上完全同意了司徒雷登的建议。
    唐纵奉命之后，先和毛人风商量了一套办法，才由南京飞到了重庆。当时军统局大部分已迁回南京，正在忙于改组为国防保密局，人手一时不够。据沈醉回忆：“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对他这位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太丢脸，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谄。在唐和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的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来。”
    唐纵的日记是非常私人化的文本，一般说来，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在自己的日记中做假，因为他们自己也根本想不到他们的日记将来会落在哪里，会派上什么用场。唐纵后来去了台湾，但他的日记却没有来得及带走。我们现在把唐纵日记中有关闻一多被暗杀的记载抄在下面，并和沈醉、程一鸣的回忆对比着看，从中就能得出一些更为接近事实的判断。
    7月16日 晚十时，在吴秘书长公馆会商昆明近日接一连二凶案处置问题，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被刺，究为何方所为？
    7月17日 在国府商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吴铁城约陈辞修商量时，陈首先而坚决的表示，此事件决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当商电卢汉返滇主持侦察破案。余旋电牯岭报告，晚上牯岭电话，主席嘱我前往昆明主持破案，陈总长要我明晨七时即出发。我以准备不及，改后日起程。
    7月18日 上午赴马台街开会，午访教育部朱部长，商昆明教育界之联系。晚，毓麟来商国际问题研究所结束事，余交付彼一章，托其全权办理。关于昆明办案事，毓麟嘱控制舆论，计划周到，行动迅速，余曰然！此事各方均极重视，推论纷纭，友朋对我此行，无不关心！莫不认为此事难办也。
    7月19日 由京飞渝 晚发三电至南京，严家浩不必调来滇，调程一鸣由沪直飞昆明协助。经与严佛研究，严家浩太老实，不能发生作用，程一鸣办案颇有经验。并请人凤转知为彬，彼在川前派林钦贤组织袍哥，四处招谣，已由行辕下令通缉，嘱其注意，不可无限制的利用袍哥。
    嘱达举布置宜宾、泸州，以防凶手由昆来川潜逃也。
    7月20日 沈醉许建业来访。许建业对于云南袍哥颇熟悉，沈醉建议用奇策，余均派其搭赴贵阳飞机前往协助。余多留此数日尚有必要也。
    上午十一时访张主任岳军，谈甚久。先从昆明事件谈起，继谈警察总署之成立，与将来之做法。彼对于昆明事件之看法，为下级同志出于义愤者所为；对于警察总署希望各地人事与教育能统一配合，希望裁保建警不可操之太急，并询问警保处何时成立，将来组织人选如何？
    7月21日 访朱一民先生，请示警察总署意见，表示警察与特务应分开。
    7月22日 晨五时，昆明修元来一长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余复一电，此事对外不可有所推测，以免招尤，沈、许到滇，亦不可声张，明日赴滇面商，不必详电也。
    电人凤此间《新华日报》、《民主报》披露军统局密令一则，须提出抗议，要求中共缴阅原文，否则就是捏造。捏造就是自作暴行，而嫁祸于人的阴谋。
    7月23日 下机后修元、毓桢、少侠等报告李闻案真象与经过情形，余诚以对外谨慎言论。邱卫华来，对于杨立德被逋，甚恐影响到龙志舟、卢永衡，竭力解说，希望改善杨之待遇。观其用意，似在兼顾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而将杨案避重就轻。
    主席电饬敬日前回浔报告，余以奉命来此，初到不能即离，故电主席稍缓一二日。
    7月24日 下午五时茶会，约集昆明党、政、团、教育、军、警、宪等机关负责人茶会，表示中央意旨，希望彼此切实联系，从速破案。
    夜与程一鸣、刘叔琬商量李闻案。
    7月25日 缪云台邀谈，表示社会需要安定，需要统一。最后表示，彼数月来与民盟无来往，与闻一多尚未认识，对此案无意见。
    7月26日 由昆飞沪。
    7月27日 抵沪，寓九十四号仙岩饭店。
    晨乘中航机由沪经京飞浔，十一时抵九江，渡河，与蒋孟邻、毛人凤同车赴莲花洞，换轿上山，约计二小时抵牯岭，旋为十几记者包围，采访昆明消息，余谨慎应付，未告真象。
    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余曰，请示方针。曰，已告顾总司令，此事务期水落石出，不能冤枉人！顾、卢、霍、张今日已赴昆明。
    遇张镇国，谓嵩山受领袖痛骂！无计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查处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
    7月28日 三时许奉召晋见，问何时行？余曰，明日下山，星期三有机赴昆明与张镇国同往。曰，张镇国现在何处？余曰在夏令营，并陈明李闻二案宜分开，以示非有计划之行为，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担为报复李公朴构煽部队之义侠行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则暂做悬案；又曰，前嘱顾总司令将处理经过用飞机送来一阅再发表，现则不必，即在昆明处理发表可也。
    主席饬交通部派专机明晨送我赴昆明。
    7月29日 晨起赶下山。经查实，交通部飞机并没有来浔，于是候下午回航飞机返南京。
    7月30日 乘飞机赴沪。
    7月31日 由沪抵昆。旋即往访卢主席、顾总司令。卢语我，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解决办法：（一）由警备部交出凶手，研究审讯方式与案情；（二）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继与顾总司令商定将李、闻分开，由警备部解决闻案，李案由地方从容解决，原则即做如此决定。晚在金碧别墅，张贞夫、冷融庵、霍嵩山与余商量具体步骤到一时许。旋嵩山，来告李、闻案情经过详情、真象。
    8月2日 张镇国来，余告以对稽查处人员须特别开导，晓以利害，动之以感情。
    8月4日 电牯岭请求回京，一、因此间事布置业已就绪，有顾、张、冷在此处理可无问题；二、因警总筹备亟待我归京处理；三、因人以我与军统局有关，对我留昆反多疑惧，殊足以增加处理之困难。
    8月5日 在卢公馆商谈李案办法，卢主席请求将杨立德释放，以释群疑，并表示杨立德并非龙之人，当年系彼派出者，释放后彼可招呼，决无问题。顾墨公无表示。别后余语冷庵云，为争取卢之向心力，杨立德应予释放，请其转达墨公早日决定，融庵亦同意。
    8月6日 梁漱溟代表民盟今日抵昆，张寿贤伴来，将先报告中央对此事决定之经过，同在卢公馆商量应付之策。
    杨立德释放后，决定不予公布，并保持秘密，以使共党、民盟宣传落空。
    8月7日 上午与卢主席冷及融庵研究李公朴被刺案情。下午往访张监察使，彼谈龙志舟主滇情形，及龚自知与龙之关系。傍晚赴巫家坝飞机场与周总司令至柔晤面。周含主席命来。传达闻案意旨，现在此案外间知者甚多，尤其美方业有详尽调查，必须认真办理。美方表示，美国固然痛恨共产党，但同时也痛恨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厉害，当年德国向英美表示愿与联合打共产党，英美人民觉得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可怕，故与共产党联合打德国。这是值得注意的。研究良久，大家的意思交嵩山带回去准备。
    8月8日 刘叔琬、张镇国来，出示案情简略草率，甚不怿，当即表示不满，并责备一鸣不负责任。旋即亲赴嵩山公馆，融庵、卢夫亦到，当即将余所理解者述出，由朱应瑞笔记。照此办案，余觉若再任其摸索，不知何日可以了案。下午与顾总司令、卢主席等复至周总司令处会商办法。至此，本案已有八成真实性了。
    8月9日 梁漱溟昨日招待新新闻记者，表示李闻案必须组织特别法庭，参加调查共同审判。
    8月10日 周总司令今日由牯岭来昆，传达处理闻案意旨。此案算已大定，余决明日偕同周总司令返京。（《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630至38页，1992年群众出版社）
    程一鸣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他在参预此事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当时程一鸣已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1946年6月1日，他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庐山打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立即飞赴昆明，帮助唐纵破获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
    程一鸣到昆明以后，曾和唐纵有一次谈话。程一鸣回忆说，我问唐纵：“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的经过怎样？有没有破案的线索？”
    唐说：“这两件暗杀案已交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和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办理，现在还没有头绪，你去和他们研究怎样破案。”
    程一鸣和李毓桢、龚少侠都是军统的特务。程一鸣他们研究了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的经过，他还到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检查了闻一多父子被枪杀的现场。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根据当天目击者的指证和现场军用吉普车等物证，认定闻一多是被云南警备总司令派人打死的。程一鸣查获了闻一多被杀的全部事证、人证、物证后，认为暗杀闻一多的主谋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并把他调查的结论告诉 了唐纵。唐纵听完以后感到处理这个案件非常为难，因为唐纵和霍揆彰是黄埔同学，又是湖南同乡。
    唐纵问程一鸣：“你看这个案件应该怎样处理？”
    程一鸣说：“处理这件案有两个办法：一是将查获闻一多被暗杀的全部经过向老先生报告，建议由宪兵司令部派人来昆明，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的凶手逮捕法办。因为这是军人犯法，内政总警察总署无权过问。二是请唐先生和霍揆彰商量，将全部案情破获的经过告诉霍揆彰，请他自动将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真实情况向老先生报告。如果霍揆彰同意，唐先生将在昆明破获闻一多被暗杀案和霍揆彰商量的详细情况，电报老先生。”（《程一鸣回忆录》71页，1979年年群众出版社）
    一般来说回忆录多是靠不住的，单是回忆录，如果没有旁证，我们也不可完全凭回忆录来判断是非，程一鸣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些情况，证之唐纵日记的记载，可以说大体上是准确的。
    程一鸣说：“过了几天，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来昆明。唐纵和他们一起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公馆里进行商谈，我没有参加。商谈后，唐回来告诉我，卢汉提议将李公朴、闻一多两案缩小，冲淡对外的影响，只公布闻一多暗杀案已被破获，不提李公朴暗杀案。张镇认为，如果宣布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对政府和老先生都不利。建议由宪兵司令部负责，捏造一个事实，就是说驻昆明宪兵团派了两名宪兵去侦查李公朴暗杀案时，混进了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听到闻一多辱骂委员长心里很气愤，下午在闻一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听到闻一多辱骂蒋委员长，因此才跟踪闻一多父子到了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从身上拔出手枪将闻一多打死。两个宪兵这样做，是激于义愤，和政府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只要依法惩办这两名宪兵，就可把事实的真象掩饰过去。”（《程一鸣回忆录》72页）
    沈醉回忆了他和唐纵商量如何找人来顶替的事，沈醉说：“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出面顶替的人的条件，必须是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的特务，必须经得起反复考验而不会翻供。唐并透露，这个‘凶手’经过几次审讯之后便立刻判处死刑，但到执行时再换出来，用昆明监狱中已判决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其它犯人来代替。他还许愿：对于愿意出面顶替的军统分子，则不问他罪行大小和刑期长短，只要完成这次假凶手的任务，便可立即释放，并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去担任较好的工作以为报酬。”
    沈醉连夜到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在二十多个被囚的军统特务中，只发现一个在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姓王的人符合这些条件，但这个人又很胆小，怕宣判死刑后当场执行来不及换出来。因为他更清楚，在那种场合下，要把他当做牺牲品，大特务们也是像家常便饭一样干得出来的。沈醉再三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操在他们手上，什么时候执行完全可以由他们作主，谁也弄不清楚他们会换上一个，同时沈醉还做主加了五两黄金的奖金，那个人才答应了。
    第二天，沈醉向唐纵回话的时候，唐纵又说一个人不够，最好有两个人。沈醉答应他再到重庆站担任秘书工作的特务去挑选一个。唐纵催沈醉要早点办好，他不能在重庆耽搁太久，因为蒋介石原来是叫他马上飞昆明的。
    当天中午，还在进行挑选时，唐纵突然派人到处找沈醉，叫沈到他住的地方——戴笠在重庆神仙洞建的公馆去吃午饭。沈醉去的时候，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三个人早等在那里。唐纵见到沈醉之后，便说不必再找人，要他先去昆明，因为毛人凤已有电话来，说云南站已找到了线索。饭后，他们五个人便一同去机场，临时由航空检查所拉下几个旅客，乘了当天的班机飞到昆明。
    他们到达昆明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昆明警察局局长龚少侠、云南站长王巍等把他们接到李毓桢家里。马上开会。王巍提出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当时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唐纵听了之后便决定叫沈醉不必出面，由他去和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先谈谈，看情况怎样再决定。因他和霍是湖南酃县小同乡，私交一向很好，要避免对霍刺激，怕引起麻烦。唐纵并决定，他自己住到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在复兴新村的家中，其余的人则住在李毓桢的家中，每天晚上开会研究一下。
    第二天唐纵和霍揆彰谈了一个上午，毫无结果。霍对此事竟不肯承认，还要唐帮助破案。这时，唐才说出他已带来了几个军统中的老练侦察人员，可以帮同进行调查。同时，唐把云南站查获的全部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并说明霍对此案企图抵赖，因此他对此事处理很棘手。沈醉当时主张把云南站所得到的材料向霍提出来，看他怎样，但唐纵不赞成这么做，怕把事情闹僵，不好收场。
    以后几天，唐虽然向霍暗示已了解到这件事与警备总部的人有关，但霍仍然矢口否认。当时由于各民主党派一致提出要求惩办凶手，并保障民主人士生命安全，蒋介石才又派顾祝同到昆明查办。在此同时，蒋还把霍揆彰叫到庐山去当面询问，霍才不得不承认是他部下干的。蒋介石只将霍撤职，并叫拿出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两人公开枪决，以了此案。实际上，这两名宣布被枪决的人也是叫人冒名顶替的。
    在这之前，霍揆彰还准备利用这一事件来一次借刀杀人的把戏，以欺骗舆论，推卸责任，又借机会狠狠打击一下云南的地方势力。为此，他曾一度放出风声，说是云南前主席龙云的儿子龙三干的，并立刻开始搜捕。龙三闻讯，赶忙逃往昭通老家躲避，然而几个与龙云有关系的旧部却被捕了。唐纵怕这样做更会增加麻烦，劝霍不要这样干。最后霍才从监狱中拿出两个判了死刑而未执行的假凶手，顶替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去枪决。枪决前，他们先将这两个替死鬼用洒灌醉，执行时沿途警戒森严，枪决后马上掩埋。这时，真正的凶手，霍揆彰命令主持这一罪行的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王子民和汤时亮、李文山等十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二十多人，已由霍揆彰派专车连夜送到大理，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王凌云把他们安置在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些人。直到1947年，王凌云部调往武汉改编为整编九师的时候，王子民等人才由继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人接收，继续保护起来。
    事后，沈醉从霍的参谋长刘一戈、参谋处长郭业儒和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等有关人方面了解到，当时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派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料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霍在抗战时任过洞庭湖警备司令。沈醉回忆说：“那时我在常德任稽查处长，与他熟识。1947年他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程一鸣、沈醉的回忆录在个别细节上略有出入，但同唐纵的日记对比来看，他们说的那些事实基本是一致的。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对于此事也有一些记载，证之前述二人的回忆和唐纵日记的记载，我们对于闻一多惨遭暗杀的情况就能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梅贻琦说：“上午十时偕自昭、柳漪、勉仲往地方观审凶犯汤时亮、李文山二人，汤为警备司令特务营长（湖南衡阳人），李（湖北人）为该连排长，二人似为正凶无可疑，惟皆为特营官佐，而于出事之日，又皆便衣带枪（偕一军需上士在逃未获者）出营，未久即至云大会场，听到闻之演词遂‘激于义愤决下毒手’。此实巧极，不无可更研究者。法官三人为陆军总司令部、省保安司令部及宪兵十三团之代表，讯时系择其预审供词要点特为重讯，并以为观审了然者，于是否有人主使特分别追问，犯人皆称无有，可以见之。11点半散庭，下午2点再开庭，余则未往，盖已无关紧要矣。”（206页）从梅贻琦的口气中可以发现，他对于这次审判也是有所怀疑的，以为太巧合了。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程一鸣、沈醉回忆录和唐纵日记的可靠性。
    闻一多的死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的主角并非闻一多个人，在那个时代的舞台上，还有更多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同样也面临着另一种更大的悲剧。

谢泳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写于太原